据了解，地铁7号线六里台站位于卫津路与鞍山西道交口南侧，是地铁7、8号线换乘站，因六里台桥桥桩与地铁8号线盾构位置重叠，且桥体位于地铁7号线管线切改及导行路修建施工范围内，需对六里台桥进行拆除，待地铁相关施工结束后再进行重建。本次施工主要占用鞍山西道（六里台桥以西58.5米至六里台桥以东5.7米）局部车行道、人行道，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封围禁止通行，途经车辆、行人需由鞍山西道施工区域两侧新建导行辅路通行。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目前，施工单位正在稳步推进各项准备工作，施工时间一经确定，将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在此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掌握施工路段通行信息，驾车出行时应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六里台天津市民太熟悉了，连天大和南开大学都被戏称为七里台男子理工和八里台文理专科……
那么这些“里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光绪年间编修的《重修天津府志》卷32载
“雍正十三年题准，自天津至山东界上，各州县城东距海之处，所有僻路一条三百余里，酌量添设防范。城守所辖地方，自天津城南门外起，至八里台计程八里，设一拨。王庆坨所辖地方之迤南梨园头，芦北口之南，小孙家庄之南，常流庄之北，国家庄之南，沈青庄之北，北河顺之北，共计七处，程途共一百里，设七拨……天津县二拨：八里台、梨园。”
这段雍正十三年（1735）的材料，又两次提及八里台。其中“自天津城南门外起，至八里台计程八里”一句，尤值得注意。民间还有一种所谓“八里带亲王属地”的说法。
关于“六里台”的得名与年代，现有研究也因文献不足，多不指明出处，只是模模糊糊地推测应该始于近代。《畿辅安澜志》也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说明六里台得名与八里台大体同时。此书卷40有编者王履泰的一段按语，历数城南引河的流向：
“凌家口引河，首起天津县城南之波水洼，东北流经高家村、马家寺……至凌北十二里之凌家庄分为二：一东南流，经梨园头又屈曲东南流至大任庄，为大任庄引河。一北流，又分为二：其一东流何家圈引河，其一北流下入于八里台引河，又北流经六里台分为二：一北流六里入于城壕，一西流经炮台。”
后半段文字是说上游水分为两支，一支是向北进入八里台引河，再往北直接到达六里台。在六里台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流六里后进入城壕，另一支往西流往炮台方向。由此来看，六里台之得名，正因为此地距护城河六里的缘故，与上述八里台得名是因为距南门外八里是同样的原因。
王履泰的这段按语写于嘉庆年间，说明六里台之名至少在1800年前后就有了。仅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六里台得名比八里台晚了几十年。
而在历史上，六里台和八里台因两人而著名。
六里台是因为徐光启。
明代的徐光启（1562－1633）被誉为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近现代上海人文始祖、海派文化的奠基人和标志性人物、上海文明的肇始者。上海以地名“徐家汇”纪念这位开拓者。就是这样一位上海人，跟天津也有很深渊源。他因仕途受阻先后四次客居天津。因为天津离北京很近，栖身于此，可以时刻关注朝廷动态。他在天津城南开垦农田种植水稻、棉花、甘薯，在家中院子里养从上海寄来花籽的鸡冠花，将江南的农艺带到了天津。
李根油画《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选中津门南郊荒地。那时的南郊，指天津老城以南的区域，从海光寺向南，八里台、李七庄，乃至左右更广大的地方。直到建国前后，六里台附近还有“小道子”这个地名，原字大概是“小稻子”。
而天津大学六里台校区附近有地名叫西湖村。相传明代中叶，徐姓某人在此圈地栽种水稻，后徐、胡两姓人家迁来此地落户，形成聚落，遂以“徐”“胡”二姓为村名，曰“徐胡圈”，又叫“徐胡庄”。1954年，以其谐音改为“西湖村”。
而八里台是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和聂士成有关。
100多年前，因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清军在此处与联军决战。清军将领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中炮阵亡，英勇殉国。之后，清政府建聂公纪念碑，将原先此地的八里台桥命名为聂公桥。2000年，天津市政府在此地竖立聂公铜像，以资纪念。
如今，在八里台，一边是聂公桥，另一边则是现代化的立交桥，它们遥相呼应，伫立在城市的繁华背后，昭示着我们这座城市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也让与之擦肩而过的都市人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