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1世纪经济报道、北大金融评论等
编辑 | 郑斌
美编| 杨文华
12月3日，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官网更新局领导名单，党委书记、局长显示为王俊寿。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消息，曾担任上海银保监局局长的韩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国家监委、浙江省监委指定管辖，杭州市监委对其监察调查!
韩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韩沂简历
韩沂，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山东邹城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7月至2003年10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绍兴市和宁波市分行、上海分行等工作。
2003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先后任浙江银监局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主任。
2004年10月至2009年1月，任浙江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09年1月至2011年9月，任湖北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1年9月至2015年1月，任浙江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任银监会现场检查局局长。
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任上海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任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组长。
2018年11月至今，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值得注意的是，韩沂任职期间，正遇上上海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时期，上海票据交易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等相继开业，被视为我国金融要素市场的新起点和里程碑事件。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2018年12月，上海银保监局举行揭牌仪式。仪式上韩沂作为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组长强调，要严格机构改革期间廉政和纪律要求。要切实以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案为反面典型，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深刻反思，汲取教训，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制度漏洞，落实制度规定，依法监管，严格监管，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一手抓金融风险防控，在新的起点上开好局、起好步，以新作为开启新篇章。
然而不曾想，从出任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组长算起才3年左右，韩沂便黯然落马。
王俊寿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官网更新局领导名单显示：王俊寿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公开简历显示，王俊寿，男，汉族，1971年3月生，今年50岁，山西阳泉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任山东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他曾历任天津科技城市信用社会计员、信贷员、办公室副主任;天津城市合作银行总行办公室主任助理、支行业务科长、行长助理、管辖行副行长;天津市商业银行总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2006年8月起任，王俊寿任海南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海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
2009年2月起任天津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13年12月起任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长期分管国有大型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科技风险监管;
2015年1月起任新疆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8年11月起任山东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俊寿近期在中国金融撰文《谱写银保监管新篇章》中表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监管部门首先是政治机关，最大的“德”就是对党忠诚。
文章中，王俊寿也披露，山东银保监局指导城商行、农商行建立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推动12家城商行实行纪检组长派驻，农商行实行纪委书记异地交流、监事长异地任职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建立城商行、农商行监管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四方联动贯通机制，对127家机构实施公司治理监管评估。
强化股权和关联交易排查整治，20家农商行完成问题股份处置。积极推进深化城商行、农商行改革和利用专项债券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工作。
王俊寿还曾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指出，作为金融监管从业者，他认为经济金融理论应理性对待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主动演化演进应对挑战，增强对前沿问题的解释力和自洽性，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
以下为部分内容节选：
文章表示，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面对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多元目标，我国积极探索多维度、多层面政策措施协同发力的中国特色“治理之策”，实现了政策工具与效果的正向反馈。但也必须深刻运用丁伯根法则核心要义，平衡好长远目标和短期任务之间的关系，优化有效政策工具供给。
优化有效政策工具供给
一是更加注重协调平衡。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对接，进一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社保、监管政策有机协同，严防过度刺激、政策加码，努力营造同频共振、合理适度的政策环境。
二是更加注重节奏力度。合理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既要防止“过犹不及”，又要防止“撒芝麻盐”，弱化政策效果，努力做到统筹兼顾、步调一致。
三是更加注重精准传导。加强政策预期引导，有效疏浚贯通传导渠道，着力破除“中梗阻”，切实将政策“温度”直达实体、直通企业。
四是更加注重退出时机。加强政策实效和时滞研究，适时组织开展“后评估”，提前研究安排政策退出时间表，及时“踩刹车”“按暂停”，避免形成逆向效应，为持续调控预留一定政策空间。
2020年，我国能够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是宏观政策组合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具体体现。
更加重视货币流通速度
和信用转化问题
下一步，应继续在做好总量供给的同时，更加重视货币流通速度和信用转化问题：
一是提升货币信贷周转率。尽管近年来银行体系持续保持较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但受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及存量风险等影响，贷款周转速度有待提升，信贷“沉淀”、循环“黏滞”问题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大“三去一降”力度，盘活存量方可激活增量。
二是货币投放要直达实体经济。部分民营小微企业信贷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企业调研显示，仍有相当比重主体反映融资困难。同时，部分金融机构打着“支持”的幌子搞资金空转，将信贷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股市债市，甚至与企业合谋逃废债务、“搭便车”，金融政策未真正惠及市场主体。
三是货币政策导向与金融主体风险管控能力要实现均衡。多次金融危机表明，每次的金融繁荣都会蕴藏下次的风险暴露，疫情时期金融政策安排可能潜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同时，部分企业以疫情为旗号，通过以贷养贷、短贷长用掩盖不良、藏匿风险，容易积聚延迟“新一轮”风险。
总之，货币总量端与实体经济端必须保持平衡与对称。
长期来看，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仍远快于发达经济体，总供给保持相对充分，通货膨胀预期稳定，物价平稳具有坚实支撑；同时，经济增长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小，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但短期来看，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供给链受到重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加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尚未完全重启情况下，极易引发过度金融化及资产价格飙升，须高度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流动性过剩可能带来的“输入效应”。同时，应高度关注政策“后遗症”影响，坚持总量政策适度，防止物价和投资过快增长。弄不好，还可能陷入“富人治通胀”“穷人治通缩”的怪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