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邓稼先
有一种浪漫，叫以身许国；有一种深情，称百岁不渝。
在国家举步维艰的年岁，有那么一群人，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们的人生选择，每一步，也都改写着祖国的命运。
这群人里，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邓稼先和杨振宁都在其中。
他们分属不同领域，在不同的阵地，为了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梦想，征战一生。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以本科学历直接攻读核物理博士时，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也是他的安徽老乡杨振宁已经在美国待了3年，并且刚拿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一年，邓稼先24岁，杨振宁26岁。
邓稼先
此时的邓稼先，心中反复回想着少时父亲的叮嘱：“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正是战乱的年代，眼见祖国积贫积弱，那时的杨振宁和邓稼先，正奋力摆脱传统思想的禁锢，渴望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改变当下的社会。
用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们就共同体会过在动荡中读书、学习的滋味，与其说他们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倒不如说，他们是并肩前行的战友。
所以当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异国他乡，秉着同样的梦，同样的热切与希望相见，就如同一团火，点燃了另一团火。
杨振宁
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聚集着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名人精英，甚至爱因斯坦当时也在那里定居，是真正意义上的象牙塔；而邓稼先就读的学校因为冷清，恰恰也成为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圣地。
他们不在一所学校，但住在一起。在浓厚的学术氛围里，两个人互相鼓励，共同成长，默默积蓄着未来爆发的能量。
寒来暑往，校园生活平静如水，一切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未拉开序幕，但此时，他们二人的心中都很清楚：天，快亮了，一个大好的河山，正等待着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能量去点燃，去建设。
邓稼先一家
后来杨振宁在为邓稼先写的传记中回忆：“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正是这样坚定和纯粹的理想支撑下，1950年，邓稼先用短短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即乘坐轮船回国。
回国之路并不顺利，当时的西方列强乐意培养中国的人才，目的是为自己效力，当然不愿意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且当时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下令：禁止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中国。
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才争取到邓稼先等人回国的机会。
邓稼先
这艘轮船上百名的中国留学生，和邓稼先一样，拒绝了优厚的待遇和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心奔赴条件艰苦，前途未知的故土。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原本也要搭乘这个航班回国，行李都已经上了船，但在多方阻挠下，未能成行。
这一次分别，为杨振宁和邓稼先各自的未来，都埋好了伏笔。
1950年10月，回到中国的邓稼来到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他知道，祖国最需要的，就是他这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这些知识里，蕴藏着国家独立、自强的希望。
当下
邓稼先
回国后的邓稼先迅速投入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当中。为理想而工作，与妻子、家人相伴，这似乎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直到中央的一道新命令，打破了这短暂而珍贵的平静。
如果说出国留学是积极备战，在研究所的工作是摩拳擦掌，这一次就是真正的战场。
毛主席
1958年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10年内，搞出原子弹。
随后，1958年的秋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了邓稼先，告诉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并且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
邓稼先明白，真正为国效力的时刻到了，就像杨振宁说的，他一生都是有方向地前进着，从未彷徨过。
刘杰的话虽是询问，于他而言，实则是表明“时机已到”的通知。那时中国在这个方向的科研人才很少，他责无旁贷。
唯一觉得为难的，是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妻子。
那天晚上，邓稼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心里反复想着，该怎么告诉妻子：他要去一个秘密的地方，执行秘密的任务，什么都不能和家人交代，更不知道何时是归期。
邓稼先和许鹿希
还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发现了丈夫有点不对劲，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并没在意：“那行，调哪儿去？”
“不能说。”
“那我给你写信，你给我一个信箱地址，我们通信。”
“那也不能说。”
许鹿希开始觉得奇怪，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对家人都不能透露半点？
那天晚上的聊天比平常沉重许多，最后邓稼先想了又想，对妻子说：“它死了，也值得！”
就是为
这一年，邓稼先34岁，带着一腔热血走进了中国核武器研究基地。
说是一腔热血，真的就只有一腔热血，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不仅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设备也相当落后，海量的基础计算，有些甚至要靠算盘来完成。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6月，原本提供帮助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撤走前来援助的专家，并且放话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
刘杰
没有经验，没有充裕的经费，也无名无利（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严格保密，做出的任何科学成果不能发表论文），有的，只是国门之外的强敌环伺，虎视眈眈，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坚定信念。
研发工作举步维艰，邓稼先肩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曾说，中国要研发核武器，龙头就在理论部。而这个理论部的主任，就是邓稼先。
为了把“龙头”抬起来，邓稼先始终站在最辛苦，最危险的科研一线。
邓稼先
设备落后，他们就用落后的设备算：为了求证一个关键参数，他们花费一年时间，进行了9次运算，把计算尺和算盘用坏了一堆，麻袋装着演算纸从地面堆到了屋顶。
核试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命悬一线，邓稼先就坚持站在试验现场解决问题，操作人员换班他也不换，有时候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他比谁都清楚核辐射可能带来的危害，但在28年的科研工作中，他没有一次退缩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一年，邓稼先刚好40岁，来不及好好感受成功的喜悦，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率领团队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
这一声巨响，鼓舞了国人，震动了全世界，当然，也包括此时身在美国的杨振宁。
美国报纸刊登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在众多音译的名字中，他一眼就看到了邓稼先，心中有无限的激动和感慨。
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这意味着，他的祖国，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子，放心大胆搞建设了！不仅如此，他的好友稼先，是这份光荣的名单中的一员！
邓稼先乘船归国的样子仍历历在目，他所说的回国效力，真的做到了。
原子弹爆炸
转眼已是中年，所幸你我都未辜负少年时的理想和壮志。
这时的杨振宁早已因为和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的校长哈钦斯在授予他博士学位证书时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人类在高度智慧层次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国际物理会议后的集体合影
这张照片是国际物理会议后的集体合影，足以说明杨振宁在当今物理界的地位：照片中诸多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但被大家一致推举站到C位的，是杨振宁。
他用无可辩驳的学术实力，为祖国争取着名誉和认可。他很清楚，当他的学术足够成功，当他有足够的发言权，他名字背后的“中国”二字就越发熠熠生辉。
杨振宁
1971年，对杨振宁和邓稼先来说，都是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杨振宁衣锦还乡，也如愿见到了报纸上那个时常思念的名字：邓稼先。
杨振宁看到新闻，原本不允许回去的中国已经不在禁止国家之列了，激动之余，杨振宁第一时间决定，回国看一看。
访问
他马上给父亲写信，说明自己希望能够回国一趟。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兴奋不已，马上把消息汇报给统战部门，统战部门答复：欢迎回国。于是，杨振宁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知名华人学者。
杨振宁交给接待人员一份回国后希望会见的人员名单，列在名单第一位的，就是他的老同学——邓稼先。
杨振宁
年少时，他们意气风发，各自经历了半生拼搏与坎坷，当初的壮志豪言仍然历历在目。
这份惦念对邓稼先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意义非凡，在周总理的批示下，邓稼先随即赶到北京和杨振宁见面。
杨振宁和邓稼先再次见面时，邓稼先47岁，杨振宁49岁，年近半百，各有建树。
因为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曾派飞机到陕北，找一个叫做寒春的美国物理学家，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杨振宁一直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于是趁此机会问邓稼先：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有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
周总理
因为问题敏感，邓稼先没有当场回复，但他在请示了周总理后，给杨振宁写了一封回信。
信里，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除了前期苏联专家给予的一点帮助，并没有其他外国人参与。
这封信里还说了另一句话，让杨振宁惦念了一辈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千山万水之外的这一封信，一个消息，一句话，足以让杨振宁心潮澎湃。
杨振宁
回美后，杨振宁发表演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讲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轰动美国华人学界，也让当时的很多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他持续地在公开场合为中国正名，一心一意地希望，多一个人改变对中国的印象，中国就会更好一点。
甚至，在国际会议之中，有人攻击中国，杨振宁气愤地退场，以示抗议。
杨振宁个人的国际声望极高，除了正式的演讲、发言，他也利用这份声望为发展中的新中国做了很多事。
杨振宁
他十分关心新中国的科研力量，帮助了当时很多的科研人员。他还在纽约成立了“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用来帮助中国的学者到美国访问。
在这个委员会的帮助和杨振宁的推动下，数百名中国学者得以去往美国学习、深造，而后如邓稼先一般，回国效力，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杨振宁
而这些学者到美国学习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杨振宁靠着自己的声望募集而来的。他进行了大量的演讲，募集资金，成立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
作为一名学者，杨振宁四处奔走，保护老一辈科学家，提携新生力量，他想尽一切办法，尽自己所有的能量，奉献给了正在迅速成长，正在冉冉升起的故土。
2003年底，81岁的杨振宁回到中国定居。
此时，他的老友邓稼先已经因为核辐射的伤害而离世，他则回到幼时长大的清华大学常住，参与建设了60多个顶级物理实验室，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30余篇论文，继续奋斗在祖国的科研事业中……
杨振宁
2021年9月22日，杨振宁100岁了，在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他再次想起了那封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已是百岁老人的杨振宁回应了邓稼先的来信：这50年，我符合这“共同途”的期望。
美国初见时，那团互相点燃的火，燃烧至今，演讲中的一声再见，道出一位百岁老人的超脱与坚定：这一生，你我皆忠于理想，志在报国，未有过一丝退却和懈怠，面对少时豪言，丝毫无愧于心。
这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理想之约，不仅是杨振宁和邓稼先的，更属于当时千千万万走在国家建设道路上的年轻人，他们志在国家，奉献一生。
如今河清海晏，皆来源于这条条道路上的理想之士，同心同志，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