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
李芳，一个35岁的母亲，突然以如此罪名被捕。
其“罪行”，竟然是为两岁儿子，从海外买药，治病救命！
两年前，李芳生了个男孩，取名龙龙，但是，龙龙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性脑组织病，症状包括癫痫。
针对这种罕见病，国外研发出了特效药物，国内尚未引进。
而这种药物的某些成分，在国内依法受到管制——这样的药物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尤其是精神类、脑神经类药物，大多数都受管制。
这位母亲，出于救助幼子龙龙的渴求，误打误撞触犯了法律，沦为“贩毒分子”，面临法律的严惩。
此事一经报道，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法外开恩”——如果“遵守法律”就会让生病的孩子失去“救命药”，这样的法律合理吗？
当代知名法律人罗翔老师，曾经说过：
“法律是道德的载体，他永远不能忽视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如果缺乏公共道德乃至人类情感的支持，其正当性都值得怀疑。”
这段话，出自罗翔的随笔集《圆圈正义》，书中专门有一部分，探讨“法律人的理智和多数人的情感”和“生命的尊严”。
罗翔在书中多次强调：
法律固然值得敬畏，但是，人不该成为法条文字的“工具”或曰“奴隶”。简言之，法律是为了保障人的权益和尊严而存在。
然而，他也感叹道：现实中，将法条置于“人命”之上的情况，屡有发生；哪怕不懂法律的普罗大众，也会凭着最基本的情感，或曰天良，感受到“以法之名”的残酷与荒诞。
李芳为了生病的孩子买药救命，居然“违法犯罪”，其遭遇，在国内并非孤例，甚至和她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并不在少数。
前几年备受各界共鸣的人气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取材于一个名叫陆勇的中年男人，真实的经历。
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在当地属于比较富裕的人。
2002年，厄运突然降临，陆勇患了慢粒白血病。
这场病，伴随着天文数字的医药费用，没多久就花光了陆勇的半生积蓄。
尤其是某种进口的特效药：一盒23500元的售价，每个月就必须要服用一盒。一年下来，就是超过25万的药费。
在处境日艰的时刻，陆勇偶然发现，印度有一种仿制药，疗效比“原装进口”的这种药，差不了太多。而那种仿制药，每个月只需要4000元。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陆勇开始购买和服用印度的仿制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陆勇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换言之，仿制药的效果令人满意。
此后，他不但自己长期服用印度的仿制药，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些和他情况类似的病友，帮助病友们代购。
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求他帮忙，请求代购者甚至高达数千——由此可见，和陆勇有着同样处境的人，是一个为数庞大的群体。
陆勇成了“圈内名人”，树大招风……
为此，陆勇被逮捕，以“销售违禁药物”的罪名，面临被起诉，和随之而来的牢狱之灾……
此事一经传出，众多病友纷纷为他求情。
“天价救命药”、“不依靠灰色渠道，就难以吃药续命”等长期存在的事实，也开始被社会各界所看到、所关注。
网络舆论乃至一些主流媒体，都对陆勇表示同情。
当时，有些法律专家认为，“不能让民情、舆论，左右法律判决”。
对此，罗翔在书中说：
法律归根结底，是人制定的，人人都难免犯错误，或者出现某些疏漏，法律也同样如此。
如果法律和“天理人情”的底线发生严重冲突，很可能，是法律本身出了严重错误，或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变得不再适用。
2015年，陆勇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家。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按照罗翔书中的观点，这样的执法，反而体现了法律的真正尊严——对人的保障。
当“贩毒”的母亲李芳被逮捕后，消息传出，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同情——她被视为另一个类似陆勇的案例。
从《人民日报》旗下的网络平台，人民资讯，到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都纷纷为她们呼吁，要求“法外施恩”。
也许受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当地的检察院，对李芳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但同时，检方在“不予起诉说明书中”表示，李芳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
近日，李芳被取保候审，在家里陪伴和照顾重病的幼子。
和陆勇类似的“法外施恩”，在李芳一案，又一次发生了。
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此类情况，在过去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应当承认，这是司法的进步。
然而，李芳表示：接下来的日子，更加困难重重。
如今，她的独子龙龙还不满两周岁，却已经长到了一米高，体重四十多斤，但智力低下，几乎没有认知能力。
大多数时间，龙龙都静静地依偎在李芳的怀里，无法坐起来，也不认识妈妈和爸爸，不会追视追听，仿佛一块仅仅会呼吸会吃喝的行尸走肉。
家里的药物“存货”所剩不多，得格外节省，一天的药量分两三天吃。即使如此，如今也快要吃完了。
而曾经的药物代购渠道，在案发之后，便不复存在。
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
“有人问我恨不恨那个代购商，我对他恨不起来，因为我知道，他家也有个癫痫宝宝，和我的孩子非常类似，都需要那款国内根本买不到的药物……”
“即使再找其他的代购商，也很难了。这种事情成了新闻，谁还敢顶风作案？”
李芳面对媒体的倾诉，仿佛“天问”。
造成李芳悲剧的，是依然存在的那些法律——包括从药品专利到药品管制的“系统”。
就像罗翔所言，一些法律，存在着“系统性问题”，和人们的基本权益乃至生命尊严，一次次发生冲突。
药品的专利，保障的是药品厂商尤其是那些企业巨头的权益，相比之下，那些吃不起药的普通人，是绝对意义上的弱者。
而药品的管制，和上述的药品专利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单纯强调某些法益，不惜为此“碾压”另一些人的最低线权益，不顾普通人的情感本能，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就其客观后果而言，无异于强者对弱者的系统性剥削。”
如此法律，本身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需要不断改善。
否则，类似李芳，和“药神”陆勇这样的个案，会不断出现，而能够引发公众关注，进而有机会被“法外施恩”的，恐怕也只是幸运的少数。
在他们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同类遭遇者，被“依法判决”，甚至可能因此家破人亡？
这更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追问的。
从李芳，到之前的“药神”陆勇，人情和法律的冲突一次次发生，这背后，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长期以来，这些责任，落在了一些普通人身上。他们甚至为此冒着罚款和坐牢的风险。
众多需要此类药物的患者，更随时可能面临青黄不接。
没有人敢于乐观地预测，下个月或者明年，同样的药还能买得到、吃得到，自己的生命还能够藉此而得以延续……
造成这种惨状的种种因素，不就是赤裸裸的“吃人”吗？
如书中所言，法律追求的，是基于正义原则的人权保障，这就必然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伴随着权力的责任伦理。
针对这些和药物紧密相关的法律怪圈，其中的一些问题，涉及很多方面，非常复杂，短期之内恐怕也找不到解决的出路。
但无论如何，病人吃药救命，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一个正常的社会，尤其不该反过来，出现‘人活不下去，药物会吃人’的咄咄怪事。
书中建议，即使法律框架，在短时期内，难以进行调整、优化，也可以针对一些普遍的问题，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力量，来进行改善。
所谓的改善，其“善”的体现，是以人为本——尤其不应忽视的，是生命尊严和亲情恩爱等人情共识。
“药神”陆勇在被释放后，在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下，国家就此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医保政策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他和众多白血病患者，终于能够在国家医保的覆盖下，通过明显低于过去的价格，吃到正版药品……
象李芳母子的“救命药困境”，也许，有关部门可以授权给一些医院或者医药机构，对国内买不到的关键药物，结合医生的处方，进行统一采购，销售给亟待此类“救命药”的患者。
我们真心为李芳和她的儿子龙龙祈祷，为那些和他们有同样困境的病患们祈祷：
这个社会，有义务对他们之后如何“活下去”难题，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
也正如书中所言：当法律与人情发生严重冲突时，也是法律本身，乃至更深层次的社会机制，进行变革——包括自我完善——的机遇。
图片/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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