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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凄厉的惨叫，是一个年轻姑娘临死前发出的求救信号。事发的这条街，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名叫菜库街。一个马车夫看见雪地里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惊愕不已，一边“啪啪”地急甩长鞭，一边大喊：”快来人哪！”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接到报案，派出五名刑警赶到菜库街勘查现场。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身材颀长，一头浓密的金发，虽然因死前受刀扎之痛而面部肌肉扭曲，但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美女，并且是一个带着东欧血统的洋美人。
死者左胸中刀，直扎心脏，应该是当场毙命的。
从创口的痕迹判断，凶手行凶用的是一把单刃短刀，死者身高一米六九，刀是从上而下刺入死者体内的，所以，凶手的身高应该不会低干一米八。
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专案组决定先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了解最近的失踪人员情况。
专案组的这个算盘打得没错，可是运气似乎不佳，一干刑警分头对附近住户逐家进行访问，最终什么情况也没有查摸到。
第二天上午九点，邢开俪先去市局转了转才到道里分局，她带来了一个消息：市局外事办接到苏侨协会的电话，说道里区有一户苏联侨民今天早晨向苏侨协会报告，其女儿安丽亚前天下午外出后，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南烈义闻之一振，说：“难道这个安丽亚就是被害人？邢股长，麻烦你再给苏侨协会打个电话，问问是否有新的消息，以及安家的住址。”
电话打过去，苏侨协会说没有新的消息，并告知了安家的住址——道里区棋盘街。
邢开俪到了安家问明情况，便请那个苏侨妇女前往医院辨认尸体。一路上，这位苏侨妇女似乎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坐在车斗里不住地往前方伸头探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到了医院太平间，工人刚把盛尸抽斗拉出一尺的距离，她就号啕大哭起来—一死者正是其女儿安丽亚！
由于死者安丽亚是苏联国籍，道里分局立刘向市局报告。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会商议如何开展侦查工作，决定从死者生前的社交关系着手进行调查。
专案组作出决定之后，立刻实施。连同邢开俪在内的五名成员，全体出动，有去安菲萨开的面包店的，有去派出所的，还有去苏侨协会的。下午五点，几位专案组成员完成了各自的调查，回到道里分局一碰头，发现安丽亚虽然交往面很广，但真正深交的朋友并不多，称得上“铁姐们儿”的也就是一个四人小圈子中的成员罢了。
从铁姐妹那里获得一条线索，安丽亚和一个叫马天龙的人走得很近，这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条极其有利的线索。
刑警随即去马天龙住所所在地派出所调查情况，发现安菲萨说得真还没错：这个马天龙的父亲真是一名骨科名医，可是并不姓马，而是姓井，名叫博源。而张有才在胜利电影院门前看到的马天龙的样貌也没错，他是一名中俄混血儿。
马天龙这个混血儿，生性顽劣，又身体健壮，因此自读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是年级男生中的首领。进入初中后，马天龙喜欢上了西洋拳击，由继父井博源出钱请了个教练，每天登门施教。那个教练很看好马天龙，预言其如果肯刻苦训练，以后可以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可是，马天龙也就是一时兴起，练了一阵子就不练了，不过，这也为他日后从事的职业打下了基础。他初中毕业后，在家当了六年纨绔子弟，之后去了一家私立中学谋得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1910年元旦前夕，他受几个朋友之邀参加了一个晚会。就是在这次晚会上，马天龙结识了美女安丽亚。
刑警找到马天龙，跟他谈话。这个二十八岁，有着一副俄罗斯男子外貌的中学体育老师对着刑警出示的证件看了又看，嘟哝道：。我还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呢！”说着，掏出香烟请刑警抽，他自己也叼了一根，点燃后问刑警，“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聊？”
刑警说：“有一个姑娘，名叫安丽亚，你知道吧？”
马天龙点头：“知道，她还是我女朋友呢！”
刑警说：“那你们两人最近的关系肯定不咋样啊！”
马天龙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刑警，说：“你们怎么知道的？”
刑警说：“要不你怎么能不知道安丽亚出事了，出大事了——她死了！”
马天龙大吃一惊，说：“安丽亚死了，这是真的吗？”
刑警点头并告知说安丽亚是被人杀死的。马天龙却忽然平静下来了，说：“死了也罢，免得我为她的表现而烦恼不已了。”
那么，安丽亚又是怎么个表现呢？马天龙一说，刑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安丽亚自1月2日开始，每天给马天龙送面包、甜点、奶酪，坚持了整整一个月。1月31日，学校放寒假了，两人仍是每天相见，下馆子、看电影，或是骑马、溜冰、滑雪，再不就是一起去他的某位纨绔子弟朋友的家中守着暖气喝酒、喝咖啡，唱歌跳舞。
这样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四，安丽亚突然对马天龙冷了下来。马天龙想约她看场苏联新影片，需要三番五次地发出邀请，不给她送礼物她还不肯答应。而安丽亚要的礼物都不是小价钱。
马天龙虽然家中有钱，但毕竟得向父母开口要钱，他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马天龙凭着他丰富的恋爱经验，知道这妞儿多半是另有新欢了。
刑警听马天龙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寻思如果他说的是真实内容，那安丽亚之死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可是，马天龙说的是真话吗？
专案组随即对马天龙的陈述进行了查证．3月1日跟马天龙一起喝酒的那几个哥们儿都是像他那样的富家子，他们证明了3月1日晚上，马天龙确实在钱永远家喝酒过夜，在场的每个人都记得，在菜库街发生凶案的那个时段，马天龙正和他们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跟着无线电台里播出的“学唱苏联新歌”节目一句一句地学唱一首电影插曲。
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马天龙没有作案时间。
有刑警提出，马天龙社交那么广泛，是否会雇凶作案？
3月7日，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安丽亚在3月1日下午离开崔家到晚上被害这段时间的行踪进行讨论：那天的这个时段，安丽亚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导致她没去“甜爱咖啡馆”与马天龙约会呢？
刑警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安丽亚没去赴马天龙之约，原因可能是她临时决定去跟其他人见面了。之所以说是“临时”，是因为根据2月28日与安丽亚聚会的崔海绿所说，3月1日她和安丽亚一直睡到中午，她醒来后，安丽亚还睡得很沉，是她把安丽亚唤醒的。而之前刑警在跟安丽亚的母亲安菲萨谈话中曾了解到．安丽亚哪怕是丁点儿大的小事儿，都会挂在心上，影响睡眠。所以，安丽亚如果事先跟其他人有约会的话，她应该不会睡得那么沉。而她跟马天龙的约会在她那里应该不算“事儿”，因为她已经准备跟他分手了。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当天安丽亚只有跟马天龙的一场约会。
那么，除了约会，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可以算得上”临时的事儿”呢？刑警翻阅了安菲萨前去辨认尸体后在道里分局做的谈话笔录，发现里面的一段话似乎跟其女儿3月1日下午的活动有关：面包店3月1日下午有桩事儿是安丽亚必得出面的，就是去给教堂送定制的面包和甜点。
那天教堂有活动，负责对外交际的拉亚若夫神父是安丽亚四个月时接受洗礼的主礼神父，他因此也就跟这个家庭相识。按照规矩，他们平时是没有来往的，只有在教堂每次搞活动需要定制面包、甜点、奶酪时，他才来一趟安菲萨的面包店，跟母女俩见个面，喝一杯咖啡，聊上片刻。
而面包店每次完成教堂的订货后，都是安菲萨和安丽亚一同送去的，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安菲萨之前特地交代女儿说．3月1日下午要去教堂送货。
可安丽亚一直到3月1日下午一点也没露面。无奈之下，安菲萨只好雇了辆人力车，独自去教堂送货。
神父以为安丽亚肯定会像往常那样来教堂，还给她冒了一件小礼物，一只白铜制作的小鸽子。
安菲萨代女儿收下了礼物，反复表达谢意后告辞离去。
这桩事儿，算得上。临时的事儿”吗？刑警觉得光凭安菲萨的这番陈述，是难以下结论的，得重新对此进行调查。
于是，刑警罗鼎、张耀秋和邢开俪三人一起前往面包屋访问安菲萨，向女老板了解3月1日向教堂送货之事在安丽亚生活中的重要性。据安菲萨所说，安丽亚因为追求她的人很多，一向认为自己日后可以靠有钱的丈夫养一辈子，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从事一份工作。
对于自己家开的面包店，她更是没当回事儿。
尽管安丽亚学会了制作面包、甜点，她的技术足以独立经营一家面包店了，可是，因为有上述想法，她从来没有把做面包当作一份职业。
虽然有时她可以一连数日不出门，帮着母亲打理店铺，可是，有时她也会十天半个月什么都不干，要么外出会友，要么蒙头大睡。
所以，安菲萨认为女儿在面包店干活儿纯粹是一种消遣。
这情形，跟如今的年轻女性花钱捏泥巴做陶器差不多。
专案组根据安非萨提供的情况，对安丽亚被害前六七个小时内的行踪进行了猜测，认为可能是这样的：安丽亚确实没把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送货当作一桩重要的事情，可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儿，她就决定去一趟教堂。这当然得先回面包店，于是她离开崔家后就往面包店方向走。
两处相隔不远，正常步行速度走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可是，她最终没有走到目的地，她的母亲一直等到三点二十分也没有等到她，只好一人去教堂送货了。
如果上述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造成安丽亚对父亲和马天龙失约的原因，应该是安丽亚在从崔海绿家返回面包屋的途中遇到了某个熟人，该人用一个使她特别感兴趣的理由将其引去了某个地方，最后又在菜库街将其杀害。
南烈义将崔海绿家到“圣诞面包屋”之间的路程步行了一个来回。一路上，南烈义望着沿途的一家家商店、住户，想象着安丽亚3月1日行走在这条路上时究竟遇到了什么。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她遇到了某个熟人，然后，那个熟人邀请她去了另外一处地方。晚上，当她离开那个地方时，这个熟人送行，然后，在菜库街上将其杀害。
从菜库街到“圣诞面包屋”所在的棋盘街，步行需要半个多小时，以当时风雪漫天的情况，安丽亚应该不可能选择步行，她可能是叫了一辆马车。离安丽亚遇害位置不过一里地处，就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载客马车行，附近的电线杆上都挂着广告灯箱，安丽亚不会看不见，她也不会舍不得花钱。
可是，安丽亚没有叫马车送她回家，所以，一定是那个熟人送她回家的。而安丽亚肯放弃坐马车，冒着风雪步行，显然是有一股力量支撑着她的。
这股力量，似乎只有跟爱情联系上才能解释得通。那个熟人，可能跟安丽亚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结合安丽亚平时在这方面的一贯表现，很有可能是她新结交的男朋友。
南烈义在返回道里分局的途中继续思考着：如果上述猜测是正确的话，有一个重要因素又无法解释了，那就是杀人动机。新结交的朋友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对他柔情蜜意的美女干掉？
南烈义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把考虑的内容说了说，请大家谈谈接下来应该怎么走。老刑警罗鼎提出了一个观点：尸检报告中法医提到从死者胃中的残留物判断，她的最后一顿晚餐中有罗宋汤的成分，因此可以推断安丽亚被害前喝过罗宋汤。是不是可以以罗宋汤为线索来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罗鼎的这个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循着这个观点进行了讨论：安丽亚是在哪里吃了有罗宋汤的晚餐？
根据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居民构成，罗宋汤不但所有西餐馆和一些本地餐馆有所供应，苏联侨民甚至是一些中国市民家中也会时不时煮上一大锅。所以，安丽亚有可能是在餐馆，也有可能是在别人家里吃的晚餐。这两种可能相比之下，似乎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因为，根据之前对莫嘉昉和马天龙的调查，他们都说安丽亚喜欢下馆子，而且喜欢去比较上档次的馆子，一般路边的小馆子她是不屑一顾的，对路边大排档更是嗤之以鼻！
这样，专案组就决定对全市菜谱中有罗宋汤的中西餐馆逐一进行走访，希望能够查着点儿蛛丝马迹。
这项工作，专案组分头跑了一天半才完成，没有任何收获。3月9日下午，哈尔滨苏侨协会的代表在市外事办干都的陪同下，来到道里分局探询安丽亚被害案的侦查进度。邢开俪简略介绍了目前的侦查情况。
苏侨协会的代表离开后，专案组开会研究侦查工作，罗朱汤的线索看来是查不下去了，因为全市三十七家相关餐馆都查访到了，没有哪一家餐馆有人记得一周前有过一个身穿红色狐狸皮大衣的漂亮洋妞儿去他们餐馆吃过晚餐。
这样，就只有后一种可能了，即安丽亚是在一个熟人家里吃的晚饭，这个牵涉面就广了，总不能全市上百万的居民逐家走访吧。
至此，专案组面临着线索全部断掉的局面。往下，只能重新寻找突破口进行调查了。大家讨论下来，认为调查方向还是应该往已经接触过的安丽亚的那三个小姐妹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那里靠。
3月10日，专案组把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请到分局。这次，改变了上次开座谈会的形式，而是分别跟她们单独交谈。
这种交谈是聊天式的，很像同事朋友之间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对于金、崔、电三个姑娘来说，这样谈话使她们感到很放松，因此思维也自然而然地开阔起来。结果，专案组终于获得了一条可能成为线索的信息。
这条信息是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自己回想起来的。2月28日晚上，四人为崔海绿庆祝生日时，不知是谁说到了经济状况。四个姑娘中，要说个人经济条件，应该是安丽亚最差，因为她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其次是崔海绿，她虽然是在区文化馆工作的国家干部，可是那时的干部是不领薪水的，国家实行供给制，她可以免费吃穿，每月领取一丁点儿零花钱；而另两位金淑英、史森美一个是学校职工，一个是幼教老师，都可以按月领取一份薪水，而且教师的薪水标准比其他行业还稍稍高些。当时，四个人摆出了各自的收入情况，安丽亚当然最低，母亲的面包店是不给她发薪水的，她需要钱时就伸手向母亲要。
安丽亚的开销比较大，母亲常常难以满足。幸亏她有另外的收入来源——男朋友，所以尽管时不时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但还不至于没钱花、没馆子下，没时装穿。
崔海绿是国家干部，思想观念比较进步，当时听了安丽亚摆出的经济状况后，就劝她去找一份工作做，有一份稳定收入，也有一个稳定的依靠。金淑英、史森美两人也深以为然，先后附和。
安丽亚说：“我自由自在惯了，心也野了，让我干什么工作我都会觉得不习惯。再说，我平时花钱比较自由，找份工作拿的薪水对我来说花不了几天就没了。
所以，我只能先这样混着，以后找个财大气粗的男人嫁了，就靠他养我一辈子了。”她说着，喝了一口酒，忽然咯咯笑起来，向三姐妹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们说，如果现在谁突然手里有了一千万元的钞票，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又该怎样去花这笔钱呢？”
几个年轻姑娘正是对世界和前途充满憧憬的年龄，加上此刻又喝了些烈酒，就顺着安丽亚的话题纷纷开口，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崔海绿临来说道：”哈哈，咱们这四位谁也没这个福分，我建议到此打住！”
大家正要转换一个话题时，安丽亚忽然语出惊人道：“不一定！小妹我可能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以为安丽亚在开玩笑，一齐把目光盯向她，却见她一脸正经，不像平时开玩笑的神态，而且，正经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份神秘。三个女孩儿看着她，静候下文，可是，下文没了，安丽亚把这份神秘变成了一个悬念。所以，金、崔、史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此看作安丽亚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了。
金淑英三人当时没把安丽亚的话语当回事儿，可是对于此刻“走投无路”的专案组来说，宁愿将其作为一条线索来分析一番。送走了三人，刑警们随即对此进行了讨论：会不会安丽亚为那一千万元钞票卷入了什么纠纷，因此被人弄了个血溅当街一命呜呼？
1950年时的一千万元，在当今已经算不上什么多大的钱财了，可是，在六十多年前的哈尔滨，这笔钱绝对是一笔财富。比如在哈尔滨市的黄金地段买一套两层带花园的楼房，把一千万元的支票递给卖家，他还要找回二三百万元呢！因此，刑警既然没把安丽亚的那番话视为酒后胡言，那就要考虑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安丽亚说她可能面临着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一千万元钞票她能靠什么途径来获得呢？刑警分析认为应该是以下三种情况：
一、她遇上一个富家子弟，被其美貌所吸引，愿意以一千万元为彩礼迎娶她；
二、她参与某桩大买卖，当然不会起到什么重要作用，不过是混迹其中打打杂，而那个起主要作用的大老板则将其作为临时夫人，言明待买卖成交后，可以分给她一千万元；
三、她参与了某桩犯罪活动。
除上述三种情况之外，其他生财之道都不可能向安丽亚提供一千万元的现金。
刑警接着往下分析：在这三种可能里，以安丽亚的个性特点来看，第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哈尔滨不乏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除了中国人，还有苏联、德国、法国等外侨富家子，这也符合安丽亚突然对马天龙冷淡的现实情况。
不过，众刑警又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对方实在没有必要当街把安丽亚杀死。因为如果安丽亚那天遇见的是那个有钱的追求者，接受对方的邀请前往其家中或者某个地方，无非就是对一千万元彩礼的可行性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双方达成一致意向，另一种是没有达成一致。
可是，从男方角度来说，不管成与不成，都不应该成为他当晚在菜库街上把安丽亚干掉的理由。加上凶杀案发生在风雪严寒的大街上，这也就可以排除是男方酒后意欲图谋不轨，不成后恼羞成怒激情杀人的可能性。
再看第二种假设，如果是假想中的老板杀了安丽亚，那么他为什么要对安丽亚狠下杀手？对于做那么大生意的老板来说，一生中肯定经历了多次生意谈不成的情况，如果谈不成生意就杀人，那不成了强盗了吗？
换一个角度，会不会是安丽亚知道了什么商业机密，人家担心她泄密，就下手灭口了？刑警讨论下来，认为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因为安丽亚前一天对金淑英等人说可能有获得一千万元的机会，时隔二十来小时，安丽亚不可能这么快把机密泄露出去并被发现灭口。
南烈义请邢开俪留下，是想听听她的意见。邢开俪虽然并非刑警，可是，南烈义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邢开俪是个外行，也许她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触发了内行人的灵感也难说呀！
再说，人家毕竟是市局下来的股长，尽管在专案组受组长领导，可他也得多给她一份尊重，所以要跟邢开俪单独谈一谈，听听她对案子的看法。
邢开俪说自己对于刑侦工作是个大外行，谈不上什么看法，一定要她说，无非是站在外事办的角度来看，受害人安丽亚本身是苏联侨民，她的死是否跟外籍人士有关呢？邢开俪是个很谨慎的人，当时中苏关系密切，国人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
尽管“老大哥”有时也会有一些与这个称号不相称的行为，可是人们都不敢指责，以免受到政治方面的特别关注。这一点，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特别有感受。所以，她没说苏联，而是以“外籍”来笼统表示。
南烈义对此当然心领神会，说邢股长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这么考虑呢，明天专案组开会专门讨论这个方向。
可是，次日专案组开会讨论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
怎么回事儿呢？就在昨天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的时候，道里分局秘书股分发邮件的小黄把一封信封上写着“道里分局刘局长收”的平信送到了刘局长的案头。
当晚，刘局长值班，拆阅到这封平信时，他的眉峰一耸，把信放进了抽屉。今天上午，刘局长把刚来上班的南烈义唤去，把这封信递给他：“拿去看看，说不定对于你们的侦查工作有帮助！”
这是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短信，上写道：“敬启者，贵局正在调查的‘圣诞面包屋’女儿被杀害案件，可能与一个名叫宋春存的人有关。特告！”落款署名是：沈哲伦。
信封显示，该检举信是通过邮局以平信方式邮寄的，邮戳显示是从南岗区平明街邮电局寄出，竖式信封的左下角没有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只写着“内详”两字。
这封短信对于专案组来说，就像一个深夜迷失于荒野间的旅行者忽然看见前方的一点灯光。南烈义拿着这封信立刻回专案组召集刑警开会，大家传阅了该信，一阵兴奋后开始讨论这个宋春存是何人，最后决定分头向安丽贬的亲朋好友询问。
南烈义拿出了侦查工作伊始就已经掌握的安丽亚的亲朋好友的名单，上面林林总总有九十七个名字。连同邢开俪在内每人分配了二十来人后，大家立刻出发，分头走访这些目标。
当天傍晚，奔波了大半天的刑警返回道里分局碰头，各人一起调查情况，竟然谁也没有查到来春存这么一个人！
咦！这不是奇怪了吗？这个宋春存，究竟是何许人，怎么连包括安丽亚的母亲、闺密等与她关系最亲密的人也一概不知呢？这种情形，尽管使众刑警很郁闷，可是凭着他们从事侦查工作的经验，也意识到这种“奇怪”背后，可能就隐藏着有价值的线索。专案组一番讨论后，决定继续设法查访这个宋春存。
3月12日，一干刑警又调查了一天，宋春存还是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第三天，又一封落款为沈哲伦的检举信寄到了道里分局，还是寄给刘局长收，内容是：“敬启者，敝人前函所言之‘宋春存’者，系某成衣店老板。”
南烈义看了，又喜又恼：“这个沈哲伦也真会逗人，你写检举信，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呢！”
于是，当天刑警的活儿就是从全市成衣铺老板中调查是否有宋春存其人。1950年时的哈尔滨，金市一共有成衣店铺三十四家，查摸下来，这些店铺中姓宋的老板有三位，可是没有一个叫宋春存的。南烈义毕竟是延安出来的老刑警，在另外几位同事露出迷惘眼神的瞬间，他用手指头戳中一个人的名字：“查一下这位，十有八九就是宋春存！”
被南烈义点中的这位，名叫宋冬墨。对此人的外围调查随即开始，刑警张耀秋、祝亚平前往宋冬墨所在的香坊区，在管段派出所了解到了宋老板的以下情况。
宋冬墨，字春存，出生于朝鲜，四十六岁。二十岁时来哈尔滨，经商，开了一家成衣店，专卖女式服装，定位于中高档次，生意乍看不咋样，可是由于价钱贵，利润高，宋老板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宋冬墨结过两次婚，妻子都病故了。
从此，宋冬墨就不再作娶妻之想，单身一人过日子。有时逛逛窑子，有时召暗娼。到四十岁头上，他已靠“冬墨成衣店”赚了不少钱，寻恩自己无子无女，无亲无眷，积蓄这么多钱财又有什么用？倒不如趁现在还能吃能喝能嫖，及时行乐吧。
宋冬墨的观念转变之后，便开始提高自己的消费档次，吃穿自然不用说，物色女性也提高了标准，妓女、暗娼一概不沾，最次也得是有点儿姿色的寡妇。
宋老板开着女式服装店，每天有许多女性客光顾，那时候做生意很少“一口价”，都是讨价还价，轮番拉上几回锯子才做成一笔买卖。据说宋冬墨借此机会勾搭了不少虚荣心强又爱贪小便宜的女性，其中还不乏黄花闺女。
刑警听了派出所民警的介绍，心里便有数了：安丽来是个爱贪小便宜且虚荣心特强的姑娘，那两封检举信所说的内容十有八九不会有错。
于是，专案组就商量如何不动声色地对宋冬墨进行调查，看他是否跟安丽亚有染。
这事还得跟管片派出所商量。所长老张说这事儿好办，咱所里的小康他舅舅周师傅就在宋冬墨的成衣店工作，人也正直，还是我们派出所的义务巡夜队成员。
当晚，刑警罗鼎、张耀秋在派出所民警小康的陪同下去老周家走访。周师傅听刑警说明来意，回应道：“不瞒您几位说，宋老板待人不错，对店员也不像其他老板那样小气，行业内凡是知道他的人没一个不说他是好人的。
不过若论私生活，他实在是一个大色鬼，一个月最多时要换十个女人！不过话说回来，这世上缺这缺那，唯独不缺贱女人，小到十七八岁．大到四五十岁，也就不过用打折销售，或者送件时装的代价，就能把她们吸引过来。”周师傅说罢，频频摇头，感叹不已。
那么，有没有安丽亚那样一位金发的外籍漂亮姑娘投进过宋冬墨的怀抱呢？
周师傅说哈尔滨俄罗斯姑娘不少，宋老板当然少不了要勾引几个。他看了刑警出示的安丽雅的照片，说这个姑娘眼熟得很呢……手抚额头想了片刻，说：“对了！那姑娘家里是开面包店的吧？有有有，有这样一个洋妞儿！”
然后，周师傅就说起了安丽亚跟宋冬墨的关系。大约是去年七八月份里一个比较凉快的日子，安丽亚第一次来“冬墨成衣店”，是跟一个高个儿帅小伙一起来的，小伙子掏钱替她买了一件浅绿色的连衣裙。
宋冬墨一眼就看出安丽亚是个涉世未深的洋妞儿，不禁来了劲儿，立刻亲自出来接待。宋冬墨虽然是服装店老板，可连个纽扣都不会钉。
所以，他只能把店里技术最好的周师傅请出来给这位漂亮姑娘量尺寸，而他则挑选了一副与连衣裙颜色相配的玳瑁纽扣送到安丽弧面前，安丽亚一看便爱不释手。宋冬墨说姑娘你是首次光临小店吧，这副纽扣就不要钱了，算是小店奉送。
安丽亚很高兴，连声道谢。宋冬墨又递过一张名片，问了安丽亚姓氏，说欢迎安小姐经常光临小店，我会用最优惠的价格为你提供最时尚的四季服装。周师傅当时在旁边看着，知道女顾客跟宋老板交道打到这一步，十个中差不多有一半会上他的当，最后让宋冬墨占了便宜。
往下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没几天，安丽亚独自来取做好的连衣裙，宋冬墨果然给她打了折，又向她介绍了另一款新式秋装，并说做好后可以拿去试穿，不必先付钱，试穿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不收分文．满意的话，也不必一次性把钱付清，可以分几次付。
就这样，情场老手宋冬墨终于如愿以偿把安丽亚搞到了手，安丽亚成了每月来两三次满足宋老板性欲的工具，当然，她也从“冬墨成衣店”获取了她所需要的衣服。她每次从成衣店拿走若干件衣服，每件穿一两天就换下了，几件衣服都穿过后，就送回成衣店换另一批时装。
成衣店收回安丽亚穿过的衣服后，熨烫一番便送往店堂柜面原价出售，反正也没人知道这是有人穿过的。安丽亚3月1日晚上被害时穿的那件红色狐皮大衣，就是“冬墨成店”提供的。
周师傅告诉刑警，3月份以来，安丽亚再也没有来过成衣店，宋冬墨颇有些魂不守舍，嘴里老是念叨着：“那安姑娘怎么不来了？”
直到大约五天之前，店员小孟接待一位跟安丽亚相识的女顾客时，才从对方嘴里得知安丽亚已经被害数日，公安局正在调查，她已经被刑警找去谈过话了。小孟把此事告诉了宋老板，当时周师傅也在场，宋冬墨长叹几声，连说“可惜”。
刑警问周师傅：“你知道宋老板3月1日晚上在哪里吗？”
周师傅说：“这个我可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下班就回家了，而宋老板家住距成衣店大约兰百米的杀牛胡同19号。”
罗鼎、张耀秋返回分局向南烈义汇报后，南烈义说明天我们全组出动，去成衣店找宋冬墨当面了解他3月1日晚上的行踪，并向店员调查相关情况。
次日，3月13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冬墨成衣店”，南烈义、罗鼎跟宋冬墨谈话，先了解了他跟安丽亚的交往情况。宋老板倒也毫不隐瞒，坦白了他和安丽亚的不正当关系，跟周师傅所说的是一致的。
然后，就谈到了重点——3月1日晚上他的活动情况。宋冬墨说他有个习惯，晚上从来不出门，除非有必须参加的应酬，这样的情况一年中也不会超过十次。3月1日晚上，因为没有什么应酬，他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的。在家干什么呢？打开收音机收听京剧《二进宫》呀！
罗鼎立刻打电话到市广播电台询问3月1日晚上是否播放过《二进宫》，对方说没有播过。又打电话到省广播电台，问下来，3月1日晚上确实在播京剧《二进宫》，是从晚上八点半开始到九点五十五分结束的。
这似乎与宋冬墨所说的情况吻合，可是，还不能作为他的不在场证明，因为电台的节目表是刊登在日报上的，如果他作案后翻阅一下报纸，完全能够掌握这一信息。因此，如果他是凶手，存心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的话，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刑警张耀秋、祝亚平以及市局的邢开俪也在向十多名店员了解宋冬墨以及安丽亚的情况。
邢开俪从女工梅彩霞那里得知，宋冬墨有一把很锋利的短刀，那是一次她被宋老板叫去家里大扫除时看见的。
邢开俪详细询问了那把短刀的形状、尺寸，觉得跟法医推断出的凶器形状很相像。邢开俪于是就给还在跟宋冬墨“闲聊”的南烈义递了一张小纸条，南烈义就把话题转到了刀具上。
宋冬墨还是保持着沉着冷静，说他确实有这么一把短刀，那是一个关东军特工送给他的。最近，这把短刀不见了。
不见了！弄到哪里去了呢？宋冬墨说他也弄不清楚，他家里经常有一些零碎物件找不到，而过一段日子，又会突然冒出来，所以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并不在意。
跟宋冬墨谈话结束后，刑警告诉他：“鉴于需要对你的情况进行调查，所以从现在起你最好不要离开成衣店，如果有重要事情需要离开，必须征得专案组的许可。”在此期间，专案组指定了几名店员负责对宋冬墨日夜监控。
宋冬墨以平静的态度接受了这个决定，说：“我知道你们是怀疑我杀了安丽亚，这样处理是把我软禁了，不过没关系，我相信你们肯定很快就会调查清楚还我清白的。”
然后，刑警就请宋冬墨带路，前往他家查看，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这个宋冬墨，究竟是不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呢？
专案组决定调查宋冬墨究竟是否具有作案时间。
虽然宋冬墨称3月1日晚上他独自在家听收音机，没有出去过，但他提供不出证明人，这样，就只能由刑警替他寻找证人了。
南烈义和罗鼎、张耀秋．祝亚平再次去了宋冬墨的住所。那是一个跟老北京四合院差不多的院落，是宋冬墨的产业，他买下后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屋子，就把多余的分租给了三个房客。
刑警进了宋冬墨放收音机的卧室，把收音机打开，一人在屋里守着，另外三个则走出屋子，在院子里外移动位置，测试是否听得见从屋里传出的声音。
测试的结果是：即使把音量调节到很小，院子里甚至院子外面的小巷子里都可以听到的。
于是，南烈义决定走访院子内外的其他住户，了解3月1日晚上是否听见宋老板收听戏曲节目。一共找了十七户邻居，了解下来的结果是，大多数居民都说“没有留心”或者“忘记了”，只有一户居民说听见过外边传来《二进宫》的唱腔，但不清楚究竟是收音机播放的还是留声机播放的。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是个戏曲爱好者，自称对京剧唱腔的声音非常敏感，对京剧剧目也很熟悉。因此，尽管他是唯一一位称3月1日晚上听见附近有人家传出《二进宫》唱腔的人，刑警对他的说法还是相当重视的。
次日早晨，刑警再次进行走访。之所以这么早，是因为需要对昨天不在家的几户邻居进行走访。这一访，就把宋冬墨的嫌疑给排除了——与宋老板同院子的一个单身老太太，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知识女性，说3月1日晚上她听见从宋老板屋里传出收音机声音，时间是八点多到十点左右，先是相声，后来是唱京剧，唱的是什么她因为不懂京剧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她有点儿烦，但也不好说什么，因为睡不着，干脆起来喝茶，还在灯下读了一会儿唐诗。
她之所以记得是3月1日，是因为第二天中午她就去沈阳的儿子家了，昨天晚上才回到家的。说着，老太太把来回的火车票拿给刑警过目。
这样，宋冬墨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得到证实了。不过，他的涉案嫌疑还是没能消除，因为还有那把短刀的去向没有搞清楚。
这天下午，南烈义正准备召集众人议议此事，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由监视宋冬墨的店员打过来的。他说宋冬墨已经回忆起了那把短刀的去向，要求刑警去成衣店听他讲一讲。
南烈义叫上刑警张耀秋，两人去了成衣店。宋冬泉说了短刀的下落，却让二位刑警一个激灵，他说那把短刀是在去年十二月被安丽亚要去了！
她一个姑娘要刀干吗？
宋冬墨说安丽亚是一个刀具收藏爱好者。
刑警调头便去了“圣诞面包屋”，一问安丽亚的母亲安菲萨，果然其女儿生前喜欢收藏刀具，她还说安丽亚的这个爱好打自小学一年级时就开始了。
随后，安菲萨把刑警领进了客厅，拉开壁橱门。呵！整个壁橱里上上下下部都刀剑，墙壁上和壁橱左侧都挂着一尺以上的各式刀剑，大部分是有鞘的．壁橱右侧钉着一排排铜钉子，上面横放着一把把不满一尺的匕首，短剑，还有三个金属文具盒，里面放着安丽亚小学时收集的削笔刀和水果刀，有的还是用钢锯条自己磨制的。
这些长长短短的刀具，即使在外行看来，也会觉得开了眼界：至少出自三十个国家，最长的一把可能是古墓里出土的古刀，不算刀柄，光刀身就有一米五以上；
最阔的刀面，有成年男子的一个手掌宽。刑警一把把看过，数了数，竟有一百三十七把之多。
那时候，还没有“管制刀具”之说．因此南烈义、张耀秋没说什么，只把其中的九把跟法医所说的凶器形状相似的单刃短刀挑了出来，写了一张借条，带走了。
专案组把法医请来看了这九把短刀，法医根据尸检时留下的创口照片比对，认为凶手作案的凶器应该与这些短刀形状相似。
邢开俪在一旁看着突发奇想：会不会就是这九把短刀中的某一把杀死了安丽亚呢？她一说，众刑警都笑了，不是笑她，而是他们脑子里也都冒出了相同的念头。
于是，南烈义就往市局技术室打电话，技术室说你们把这些刀送来吧，我们检验一下。
检验结果是：没有发现这九把刀具上有与动物（含人类）血液相同的化学成分遗留物。
3月13日晚，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大家纷纷发言，最后达成一致观点：从目前的调查结果看来，安丽亚收藏刀具之举应该与其遇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她的这个爱好应该使她在交际方面形成了另一个社交圈子。
看来，下一步的调查内容应该围绕安丽亚生前在这个圈子内的人际交往情况，对其中一些有疑点的对象进行调查。
刑警先找安丽亚生前的三个闺密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了解关于安丽亚收藏刀具之事，三人对此毫不为奇，说她们都知道，崔海绿还曾送给安丽亚一把据说是明朝遗留下来的宫廷小刀，四人对小刀是水果刀还是裁纸刀还曾进行过讨论。
那么，安丽亚因为收藏刀具还跟什么人有过交流和接触呢？金，崔，史三人对此纷纷摇头，谁也说不上来。
刑警又对哈尔滨市的刀具收藏爱好者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失望。
事实上，哈尔滨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圈子，几个分局的治安股都不清楚辖区内有谁收藏刀具，因为那是合法行为，不需要公安局的特别“关照”，而跑遍全市也没发现一家刀具专卖店。
专案组花了整整1天时间对安丽亚收藏刀具之事进行了调查，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3月17日，专案组正在办公室开会讨论的时候，刘局长来了。他头一天晚上已经听取了南烈义的汇报，知道侦查工作再次搁浅，这会儿是来给大伙儿打气的，还送来了一条香烟犒劳大家。
刘局长坐了二十来分钟，本来还要继续听下去，可是市局打来电话，让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于是刘局长匆匆告辞，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查一下那两封检举信是怎么回事儿。”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局长的这个点拨对于破获本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局长离开后，专案组把话题转到了那两封检举信上。
南烈义从卷宗袋里拿出这两封落款为“沈哲伦”的检举信，大伙儿重新读了一遍，内容如下：第一封：“敬启者，贵局正在调查的‘圣诞面包店’女儿被杀害案件，可能与一个名叫宋春存的人有关。特告！”
第二封：“敬启者，敝人前函所言之‘宋春存’者，系某成衣店老板。”
众人传递过后，形成以下观点：写信人是知道安丽亚与成衣店宋老板的关系的，而且他也知道安丽亚已经被害。
那么这个沈哲伦此举动机何在呢？他是要向公安局提供破案线索呢，还是明知宋冬墨并非杀人凶手而存心想诬陷他呢？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沈哲伦”本人就是凶手，写信是为了转移警方视线。
专案组梳理了思路，决定先向宋冬墨调查其是否有冤家对头，会不会借此机会诬陷他。
宋冬墨说他的性格比较平和，做生意也很想得开，不是那种贪婪刁钻的商人，对顾客让利，对同行避让，所以，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仇人冤家。
可是，你宋老板利用做生意的机会玩弄了那么多女性，难道跟她们相关的人——丈夫，情侣，父母以及其他家人——就不来找你麻烦吗？
宋冬墨说，不好意思，要说在这上面来找我麻烦的，那倒还真没有。因为女人买衣服是天性，男人巴不得由女人独立完成最好，所以，没有人怀疑到我这儿来。
不信你们可以向店员调查，从来没有人来我这店里吵吵闹闹的。
刑警向店员逐个了解下来，朱老板所言内容属实。
专案组一番分析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宋冬墨的字“春存”上。那个沈哲伦是知道宋冬墨的名字的，这是否可以表明他跟宋冬墨的交往时间比较长，是老朋友之类的？
刑警又去成衣店找宋冬墨了解，得到的回答是：平日交往的人都唤其“宋老板”、“老宋”、”冬墨”，没有叫他“春存”的。
不过，他的名片上是印着“字春存”的，而作为商人，他不知道发出去了多少名片，所以，肯定有很多人知道他这个字的。
如此，“春存”即使是一条线索，也没法儿查下去了，专案组决定放弃。不过，那两封信还是要查下去的。
刑警从检举信的其他方面入手分析：两封信的信纸一个是拆开的烟壳纸，一个是某种礼品上覆盖着的红纸，都是废物利用．信封则是用旧牛皮纸裁开后自己糊制的．再看措词和笔迹，基本是出自上过两三年私塾者之手。
专案组长南烈义请大家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假设写信的人就是凶手，其目的是为了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番讨论后，有了答案：凶手之所以要写信嫁祸他人，应该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来自警方调查的威胁。
这么一分析，众人顿时亢奋起来，这就是说，专案组的调查曾经接近过凶手啊！
于是，大家立刻把半个多月来的调查情况摆到桌面上进行梳理，把曾经的重点调查对象一一列了出来，这是第一组。
然后是第二组，即没有将其作为嫌疑人却屡屡接触的人，这一档的除了安丽亚生前的那三个闺密，还有安丽亚的母亲安菲萨。
刑警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组的那几个人都是调查清楚后才排除嫌疑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因此，警方对案件的继续调查对他们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了，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搞转移警方视线的伎俩
了。如此看来，倒是之前专案组从未怀疑过的第二组的那四位，即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以及安菲萨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了。
这四位女性中，哪一位最有可能是涉案人呢？因为金，崔、史三个姑娘根本没听安丽亚说过有宋冬墨这样一位异性朋友，刑警就只好把注意力投向面包屋女老饭安菲萨了，因为她既可能知道女儿和宋冬墨的不正常关系，也可能从女儿带回家的宋冬墨的名片上得知，这个成衣店的老板有一个“春存”的字。
于是，专案组决定对安菲萨开展重点调查。由于安菲萨是苏联国籍，这事除了得报请分局领导批准外，还应报告市局刑侦处以及外事办。
外事办因为有邢开俪在专案组，所以手续办得很顺利，分局，市局刑侦处也是一路绿灯，对安菲萨开展重点调查的报告当天就获得了通过。
次日，3月18日，刑警正准备碰头讨论如何对安菲萨进行外围调查的时候，邢开俪接到市局外事办的电话，说收到苏侨协会的专函，安菲萨将于近日安葬女儿，要把女儿生前收藏的刀具随葬，故要求专案组把借去的刀具退回给她。
那九把短刀由市局技术室鉴定，没有发现涉案刀具，已退回给专案组，现放在专案组办公室的柜子里。南烈义听邢开俪一说，说那就把刀具退还给安菲萨吧，但须拍照留档。
刑警罗鼎说现在要展开对安菲萨的外围调查了，如果安菲萨真的涉案，而且用来作案的凶器恰恰是这九把刀中的一把，而她又将凶器处理掉了，那可怎么办？
南烈义说正因为现在要对她进行调查，所以更应该把刀还给她，否则，如果她是在故意试探我们是否对她产生怀疑的话，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调查。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南烈义的这个决定竟然获得了意外收获。
专案组指派刑警罗鼎、祝亚平前去退还那九把短刀，考虑到安菲萨是苏侨，并且是女性，邢开俪也跟着去了。三人到了“圣诞面包屋”后，把短刀交还安菲萨，请其验收。
辨认无误后，又请她出具一张收条。
安菲萨没有学过汉字，她就让面包店的帮工张有才代笔写了一张收条，然后按照刑警的要求在落款处按了指纹。
罗鼎、祝亚平返回道里分局后，把收条交给专案组长南烈义。南烈义在把收条放进卷袋时，忽然觉得这上面的字似乎有些眼熟。
他指着卷宗袋说：“这张收条和那两封信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其他刑警听了皆大感意外，罗鼎随即拿出那两封检举信，把信纸上的字跟收条上的字一对照，果然很像！于是，立刻送市局技术室作鉴定。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三份送鉴物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这时，已是暮色初降，专案组当即全体出动，直奔“圣诞面包屋”。店门还开着，可是只有女老板安菲萨独自守着柜台。
询问后得知，帮工张有才的上班时间是这样的：晚饭后随便哪个时段赶到面包店，那时已经结束营业，他就在店堂里拉开—张行军床休息。
睡至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制作面包。天亮面包店开门营业，由安菲萨负责照料，他可以把行军床移至后面的小仓库休息，不过如果店里有需要他出力的时候得听招呼起来。
午饭前起床，和女主人一起午餐，餐后回家，待晚上再来面包店上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刑警听安菲萨一说，便留下邢开俪陪着女老板，其实是对安菲萨进行监控，其他人立马赶往张有才的住处。
南烈义等四刑警去了张有才住处，他是个单身汉，独自居住。
刑警叩门，张有才开门后，神色倏变，好一阵才镇定下来。刑警也不跟他说什么，先让他面壁而站，然后对其居住的房间进行搜查，在床下的一个箱子内搜出了安丽亚的手表，戒指，项链和手锔。
至此，已经可以确定张有才必定涉案，于是一副手铐扣住了他带往分局。
原来，安丽亚无意间获得了张有才的一个把柄。张有才担心传到共产党那里，肯定立马先逮人后审查，供不供无所谓，只要拿到了那个本子，枪毙没商量！
他为堵住安丽亚的口，立刻掏出十万元给了安丽亚，让她别乱说。
安丽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是可以换钱的。于是，她在之后的短短六天内，每隔两天就找张有才嘀咕一遍此事，吓得对方只好掏钱，三万五万的动作极为迅速。
一直到除夕那天，她奉母亲之命去邀请张有才一起吃年夜饭时，还不忘提一提那个本子，一句话换得五万元钞票。
可以想象，张有才这个年过得是啥滋味。过年期间，他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寻思照这样下去，这丫头肯定是没消停的，倒不如跟她谈个价，一次性付款把那个本子买下来一把火烧了。
春节那儿，安丽亚总算放过了张有才，没跟他嘀咕什么，还每餐给老头儿斟酒敬酒，一口一个“大叔”地叫着。
可是，过了年初五，她就翻脸了，又到张有才跟前来嘀咕这事了。
这回，张有才不掏钱了．而是跟她谈一次性付钱收购。
安丽亚肯不肯呢？她是肯的，不过开价要一千万元，而且是一口价！
对于张有才来说，一千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于是，他知道，自己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杀人灭口。
他曾想过趁安丽亚外出时把那个破本子偷出来烧了，可是这丫头的房间一片混乱，根本不知道她把本子藏在哪个旮旯里了。于是，只能把她干掉了。
张有才想妥之后，答应了安丽亚的要求，说他已开始筹措这笔钱，将于近日一次性给她，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安丽亚听了很高兴，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等您的消息。
张有才决定开始行动，先得找凶器，他知道安丽亚家客厅壁橱里放着安丽亚收藏的刀具，于是就瞅个空子顺手拿了一把，日夜揣在身上。
然后就是等待机会，他不能在面包店这边杀人，也不能杀在自己的家里，得瞅个机会把安丽亚骗到外面去。
这个机会，在3月1日下午终于被张有才找到了。前一天，安丽亚去外面过夜没回家，由于面包店要给教堂供货，张有才的下班时间就延长到了下午三点。
他往回走的途中，在距“圣诞面包屋”不过一里处和正往家走的安丽亚相遇了。
由于张有才知道安丽亚昨晚在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外宿了，所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就主动对安丽亚说钱已经准备好了，要不你这会儿就跟叔去拿。安丽亚信以为真，当下就跟张有才去了他家。
张有才忙着张罗晚饭，说先吃饭，回头朋友会把钱送来的，晚上我要去你家上班，正好咱俩一起回去，路上你拿着钱也安全些。
安丽亚没有多想，乐呵呵地点了点头。张有才故意磨磨蹭蹭，一直到七点多才把饭菜做好。然后，两人吃了晚饭，还喝了葡萄酒。
饭后，张有才收拾好餐具，已经八点半了。
这时，安丽亚等得不耐烦了，问张有才你那朋友怎么还不把钱送来。张有才说我那朋友是市政府开车的，可能首长有事用车，他一时过不来，我去外面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
张有才去门口转了一圈，抽了支烟，回来骗安丽亚说电话打通了，朋友
说一会儿把车开到菜库街那边接他们俩，钱已经在他车上了。
对于安丽亚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社会经验都几近空白的姑娘来说，没有理由不相信张有才的这番话。
于是，悲剧终于发生了。张有才虽然从来杀过人，可是他当过一阵的杀猪匠，因此一刀毙命。
不过，他掏刀时惊动了安丽亚，所以姑娘叫过“救命”，只可惜没人施以援手，她血溅当街，一命呜呼。张有才在安丽亚倒地后，拿走了她的手表和首饰。
张有才杀人后，径直去了面包店，把凶器上的血迹处理后，放回壁橱。
后来，刑警虽然前往圣诞面包屋”向安菲萨调查过，可是谁也没把张有才跟凶手联系起来。
张有才原以为这个案子就这样可以混过去了，想着等到安丽亚下葬后，过去帮助安菲萨清理其遗物时，再把那个本子找出来毁了。
而张有才自作聪明，在刑警根本没有怀疑过他的情况下，想把祸水引到成衣店老板宋冬墨身上去。
去年安丽亚刚跟宋老板搭上时，曾把宋冬墨给她的那张名片掉落在面包屋里，被张有才捡到后随手放在一边。
这会儿他正好利用了起来，还故意把宋冬墨写成“宋春存”，是为了让警方多费些周折。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引出了宋冬墨赠送给安丽亚短刀之事，这个情况他是不知道的。
当刑警到安菲萨家检查安丽亚的刀具时，张有才几乎以为接下来就是给他扣手铐了。
刑警拿走的九把短刀中，确实有一把是凶器。不过以当时的检验技术，这把经张有才处理过的短刀并没被技术员察觉。
这个情况，张有才当然是不知道的，因此他还在日夜担心警方根据刀具的线索查到自己。
正好此时安菲萨要给安丽亚下葬，他就提醒她应该把安丽亚最喜爱的刀具藏品全都放进棺材。
安菲萨深以为然，于是就去苏侨协会反映情况，要求协会替她跟公安局联系。张有才没有想到，此举竟会导致他的罪行最终暴露。
以张有才的历史罪行，仅历史血债就够枪毙他几回了，再加上现行命案一起，押解刑场执行枪决已是板上钉钉了。
不过，他最终没上刑场，因为他在被捕后的一个深夜，猝死于哈尔滨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内。经法医检验，认定是心肌梗死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