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妄图依靠军事装备的优势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彻底击败。
但事与愿违，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在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更是对全国展开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民党将官都成为阶下囚，但在1948年的7月的襄樊战役中，一名被俘的国军将领，不仅没有被送进战俘营，还被中原野战军首长陈毅，刘伯承亲切接见。
郭勋祺
这个人便是时任国民党军第15绥靖区副司令官的郭勋祺。
陈毅和郭勋祺都是四川人，他们在1916年于成都相识，当时陈毅正在成都工业学校读书，而郭勋祺则在川军中带兵，两人住的比较近，又都喜欢踢足球，因此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
刘伯承
后来，陈毅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两人才暂别分开。等陈毅从法国归来，郭勋祺已经成为刘湘手下的川军旅长，并负责重庆市的卫戍工作。
两人虽然再次重逢，但政治上已经是不同立场，陈毅在法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四川秘密做兵运工作。在陈毅的影响和带动下，郭勋祺渐渐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结识了杨闇公，刘伯承等一批共产党员。
1927年3月北伐军胜利占领南京，结果在当地军民举办庆祝活动的时候，不甘心代理人失败的英美军舰居然轰击南京城，造成重大伤亡。
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3月31日重庆市民聚会呐喊，但却被川军残酷镇压，当场死难500多人。紧接着，蒋介石严令刘湘迅速抓捕共产党人，重庆瞬间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
刘湘
陈毅也在这场风暴中，被敌人严密追踪，无奈之下，他闯入郭勋祺的办公室。看着撞上枪口的共产党要员，郭勋祺没有将其作为加官进爵的垫脚石，而是让陈毅在家中隐匿了一夜，第二天派卫兵送陈毅离开重庆，临别之际还给陈毅留了300大洋。
郭勋祺虽然对陈毅有恩，但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又成为红军的劲敌，给我军带来重大伤亡。
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命令各地军阀对我军围追堵截，意图将我军消灭在路途，但“四川王”刘湘担心自己的实力的损失，会给蒋介石进入四川的机会，因此根本不愿意与红军部队死打硬拼。
他命令自己的得力干将郭勋祺带三个旅去守卫川贵一带，并叮嘱只要红军不入川，就不要与对方交火。但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北部与四川接壤一带的时候，郭勋祺还是我军展开正面决战。
土地革命
这场战役被称为土城之战，给我军官兵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郭勋祺的指挥下， 川军拼死抵抗，几乎突破我军设置的防线，在最危急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赴前线，才稳定了战局。
虽然我军后来取得了胜利，但也是损失惨重，八万人的部队锐减到四万，并迫使中央红军改变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开始踏入草地，翻越雪山，最终在陕北建立根据地。
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郭勋祺又站在了人民一面，1937年他就曾经带领川军参加南京保卫战，并利用日军骄傲轻敌的特点，假装部队溃散逃跑，在敌人盲目追击的时候，郭勋祺率军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使日军损失惨重。
在这场战斗中，虽然郭勋祺腿部中弹，但他忍着疼痛，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立下赫赫战功。因为他的英勇表现，郭勋祺出院后不久就被任命为50军军长一职。
郭勋祺
这支部队当时的驻防地与新四军相邻，而他的老朋友陈毅此时正担任新四军的军长一职，因此两军相处暂时和睦。
郭勋祺不仅在武器弹药上对新四军照顾有加，还经常将军事情报分享给对方，希望双方能够携手并举，以最大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但他的行为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有“通共”嫌疑，最终郭勋祺被指责为作战不力，失去了50军军长的职务，还被勒令返回重庆军校学习，从此这位川军猛将就脱离了抗日战场，在幽禁的岁月中度过9年的闲散时光。
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郭勋祺又在1948年被任命为十五绥靖区副司令，与特务头子康泽一起防守襄樊。
解放战争
但此时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郭勋祺更是无心再为蒋介石卖命，因为襄樊战役开始不久，城市就被王近山的部队攻破，郭勋祺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在得知老朋友被俘虏后，陈毅立刻给王近山写信，让他善待郭勋祺，并将他送到位于河南宝丰的中原军区指挥部。在这里，郭勋祺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陈毅和刘伯承。
看到以前的密友都成了意气风发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而自己则成为别人的阶下囚，郭勋祺内心是五味杂陈，恨自己以前选择错了道路。他对自己在1935年土城战役给红军造成的伤害感到惭愧，但刘伯承和陈毅则大度地原谅了他。
在一番叙旧之后，刘伯承和陈毅希望郭勋祺还能为人民立新功，希望他能够返回四川，依靠自己的威望，说服川军高级将领放下武器，实现四川的和平统一。
郭勋祺也不负所望，他在返回四川后积极游说国民党将领，使部分将领最终阵前起义，减少了人民的伤亡。解放后，人民政府信守承诺没有追究他过去的错误，并安排他担任四川省交通厅长一职，直到他1959年去世。
郭勋祺虽然是国民党战俘，而且在土地革命时期给红军带来过重大伤害，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川军部队奋勇杀心，为民族解放事业出力不少。
同时，在和新四军相处期间，他也没有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与我军搞摩擦，反而是在装备和情报方面给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这点上是有功于人民的，后期更是促成成都和平解放，真正转化为我党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