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也是十分杰出的动物画家，李可染认为他的动物画作品中“狗第一”，而在广大欣赏者心目中，黄胄画驴是影响最大的。
黄胄《八驴》1977
在他的题跋中，关于动物、竹木、花卉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他对不同画种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有很多意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如：
关于画牛：“古时画牛是一大科……宋以前已创造了完美的形式和技法。”“宋人画牛造型竟无一位超出唐《五牛图》者。宋以后每况愈下。”“至明代常见专门工画牛者，至清代即不多见，工于牛者竟然一人皆无，亦属怪事。”他分析“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元明以后所谓文人画兴起，以不求形似为高，竟无高手出现，自是画家不求实际，清高自命，或以书画自娱，以致使宋以前即达高峰的画科停步不前。”
黄胄《互助》1983
关于画狗：“画兽难画狗，而宋人画狗甚精能。明以来竟无高手。”“清郎世宁笔下可谓能品，但嫌太似，只得我国艺道之末流，吾不取之。”
黄胄《双犬》1979年
黄胄《育羔图》1981
关于画猫：“宋元皆有形神兼备者。”“明清也有人画，流传的作品不多，造型写实技巧赶不上宋代而粗笔写意则有发展。八大山人有时也画睡猫，别有风趣。近代任伯年、徐悲鸿画猫推上另一高峰。”
黄胄《猫》1982
关于画鸡：“宋人李迪传世有雏鸡图，以工笔写生者。”“曾见元人作《四季平安图》，极工致。”“近百年来任伯年粗笔字画，活泼有生趣，堪称一绝。”
关于画鹰：“宋人画鹰点晴用生漆，使突出纸面，嘴爪亦工致认真，明初仍保持此传统，我们也应该继承，不可率意为之。”
1979年黄胄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松鹰图
关于画雁：“自五代以来，芦雁题材即为普遍。”“宋元人画芦雁，写秋汀野浦飞鸣宿食之态，别有情趣。”“明以后几乎无一幅有生活气息者，多流于形式。”
关于画鹅：“赵佶之《红蓼白鹅》承唐、五代人法，工致可爱，元明亦有人摹仿，终无新意。”“明孙隆画鹅笔触鲜明，形象准确，神采生动，为古人精华之作。……至明末清初大写意，偶然草草为之。近来悲鸿喜画鹅，但因生活根基不深，形象、构图变化不大，但技法上大有成绩。”
黄胄《牧鹅》1987
关于画鱼：“宋元人画鱼，其游动情态离纸欲出。日本画家继承其法，而我国画家鲜有涉笔专攻鱼藻者，明以后竟无一家可观。”“如南田之鱼藻只是抄袭前科而已。”
关于画竹：“宋元人画竹清新而画意蓬勃，如文同、李息斋等大师。至明初王绂、夏仲昭虽学前人法，尚有些生活气息。”“至明嘉靖后多自摹拟而来，致形成公式。到清代冬心、板桥不过玩弄笔墨而已，写形能力极微，所谓神形兼备，如不下功夫解决造型，传神难得依据。”
黄胄《墨竹》
黄胄对不同画科发展状况的分析与他对前人艺术成就的评论，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特别推崇那些在艺术上做出重大成就的画家师造化和首创精神。宋人画竹画得好，“追其原因应是宋人无家当可守，无本可临，自能写生创作也。”元代以后，许多画科普遍呈现每况愈下的颓势，就在于“渐渐因袭临摹为能事，不求进取，或做笔墨游戏”，以致停步不前。画家行笔至此，感喟良深：“可叹五百年光阴!”
黄胄《版纳所见》1994
黄胄的动物画涉及的题材面很广，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人。但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在题跋中屡屡可见这类的话：“骆驼难画，难在表现其气质。余半生喜爱，却无能得其神似。”
甚至对他最擅长画的驴，也说过：“画驴半生，动态尚不能掌握，熟习一种动物难也。”“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去饲养驴，依然深憾自己对驴的观察、掌握得不够：“画此物近三十年，牧养驱车亦两年余，人亦云善画此物者。今于街上偶见驴群欢腾活跃嘶鸣而过，皆是笔下从未有者，归来摹画数纸竟拙劣如此，毫无生气，可见低能。学画者若不能勤苦奋发，反复实践，终生难得作出点成绩也。若能有点成绩，亦决非轻而易举偶然获者也。”
真是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
无论是画人物、画动物、画竹木花卉，他都强调要认真、刻苦，反复地、长期地观察和创作。在反复的观察中认识对象的生理特征、精神气质；在反复的创作过程中调动、发挥笔墨的造型能力，以求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
黄胄《瀚海之舟》1984
他特别强调要在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去观察、认识对象：“只有和牧民生活过的人才明白狗对人的忠诚和用处，牧民爱狗并不是为了好玩。”“不赴沙漠，不见骆驼之高大雄伟。”“画骆驼难在气质上，气质来自生活。只在公园是看不到骆驼的真正精神状态，只有在沙漠、在戈壁、在需要骆驼的地方才能见到它‘任重道远’的气质。”
黄胄《洪荒风雪》1955
这就是黄胄自责“一生爱骆驼却没有画好一匹”的原因所在。他从青年时代就以表现驼队上的勘探队员《洪荒风雪》而在国际性美展上获金奖，但直至花甲之年仍然深憾未能画出一峰雄健高大的骆驼，他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标准，而不是只满足于形似。
1985年黄胄在家中画小鸡
再如画鸡，他从1958年就开始画，以后每年春天买一笼雏鸡，观察其情态，连续画一阵。1973年又着手画，画了十来年，自恨“基本结构还弄不清”、“无章法”，总结“余画小鸡有三病：一不熟悉生活，二不懂得饲养，三不会补景。只凭一点印象使笔运墨便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直到1978年，“自作雏鸡以来已近千幅，废纸成堆”，才觉得摸到了一些门道，但还要“留至日后检验之”。画鸡虽为小道，且以黄胄的天分，还要如此兢兢业业地反复观察、反复实践，废纸成堆，始觉有得，可见艺术上的每一成功都来之不易。
黄胄《猪多肥多粮食多》1974
更为可贵的是，黄胄笔下的动物都是有情之物，是人类的朋友。正如他对毛驴的赞辞：“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小驴浑身是宝，勤苦温顺，经风耐雨，亦可任重道远，胡云不美!”
黄胄《载歌行》（局部）1959
讲的是毛驴，却分明是赞美人，赞美一种性格，赞美一种奉献精神。
难怪黄胄笔下的毛驴那样受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