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的一天，被大家推举为居委会副主任的船工老婆正在岗位上忙碌。突然，一群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走进了她所在的办公室，来人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们，他们就这样将眼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子逮捕了。
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这名女子被押往了上海市公安局中。几日后，她又被押到了北京，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一个船工的老婆到底犯了什么事？让她被关进了这个用于改造战犯的监狱？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在建国前还曾被国民党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而这些谜团的背后，隐藏着她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
这名女子名叫周月林，她是上海人。周月林的父亲是一个渔民，他们家就靠父亲捕鱼为生。但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想要带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父亲便带着家人来到繁华的上海滩，并靠着自己撑船的本事谋生。
家庭的贫困让周月林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她在9岁时，就进了上海的一家纱厂拣纱。17岁时，她又去了日本人在上海开的纱厂工作。
1924年，这个普通的女工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那一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团结工人力量，加强对在各大纱厂工作的工人们的领导。于是，一个个工友俱乐部成立起来了，而周月林所在的杨树浦地区则有了党组织创办的“沪东工人进德会”。
周月林和纱厂的不少工人都加入了进德会。她还在每日下班后去进德会中安排的夜校里学习。也正是在夜校中，周月林接触了进步思想，她也开始关心起国家存亡之事。
第二年，五卅运动爆发，周月林和工人们一起罢工，抵抗日本资本家欺压我国工人的暴行。而后，优秀的周月林也经夜校老师张琴秋的介绍入了党，还担任了上海纱厂总工会沪西指导员一职。
成为了党员的周月林不但在进步思想上有较高的觉悟，她也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展现着自己的能力。一年后，周月林就当上了中共曹家渡部委妇女部长，她后来被调往上海市总工会，开始秘密准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
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周月林还和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假扮夫妻。为了给其他同志运送武器弹药，周月林常常先将这些物资藏在自己家中，然后以“看婆婆”、“见朋友”为名离开家，同时将武器弹药带往指定地点。
每次运送武器弹药时，最难的一关就是躲过路上警察的盘查和那些藏在暗处的特务们。但周月林胆大心细，即使是一人做任务，她也毫无惧色。机智聪敏的周月林总能避开警察的盘查和甩掉那些跟踪自己的“尾巴”，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这段艰苦的革命岁月中，周月林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她和来自浙江平湖的张佐臣产生了感情，二人在革命同僚的祝福中结为了夫妻。
张佐臣比她早一年入党，他也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张佐臣还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
同年秋天，周月林一直在准备的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运动即将开始，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她的身份暴露了。为了保护她，何松林决定让她去苏联，一是为了避难，二则可以进苏联的党校学习。
周月林化名王月梅开始在苏联生活。1927年7月，张佐臣被捕后牺牲的消息传到了苏联，周月林悲痛不已。张佐臣牺牲时年仅21岁。
在苏联的周月林深感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加之丈夫去世，她便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也正是在此时，另一个男人出现了。那就是当时在苏联的共产党员中已经有较大影响力的梁柏台。
周月林被梁柏台从丧夫的悲痛中带出，她渐渐爱上了这个正直、有理想的男子。不久后，两人成为了伴侣。
1929年，周月林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进修请求。很快，她的请求被批准了，她进了在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在苏联的这些年里，周月林和梁柏台共育有两个孩子。1931年，夫妻俩回国之际，他们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莫斯科南郊的一个国际幼儿园中。此后，回国忙于革命的他们再也没见过两个孩子。
回国后不久，周月林就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为了让更多妇女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她四处奔波，号召大家剪发、不裹小脚、不收童养媳，鼓励大家送自己的孩子去当红军。
1933年，周月林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想要组织妇女学习犁田的想法，她的提议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而后，毛主席还亲自指导妇女们学习犁田。这件事很快就在党组织中传开了，引得中央机关的女干部们纷纷向周月林学习，开始下地犁田。
第二年，周月林和梁柏台夫妇双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们与毛泽东、项英、周恩来等17名同志一起组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周月林也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选执行委员后不久，毛主席找到周月林，并表示想调她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任院长。为了做好国家医院的政治教育工作，周月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去医院后，一边教育、团结那些俘虏过来的医生，一边学习打针、换药和接生。从没当过医生的她却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这些繁杂的工作内容。毛主席见她把工作做得很出色，还高兴地说：
“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各个机关在瑞金的工作人员都在匆忙地清理文件，红军兵工厂中生产出的枪支弹药也被加急送往各个部队……
周月林找到毛主席，问组织上对自己的安排。毛主席让她回去做好准备，她和丈夫要随部队一起长征。
但眼下，周月林和梁柏台又有了一个男孩，行军打仗途中是不能带小孩的。周月林就提前将儿子送到了东坑村一位妇女干部那儿。
做好这些准备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原来，中央决定留几个干部在中央苏区坚持战斗，于是成立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办事处主任。但陈毅在不久前的战斗中腿部负伤，现在还在医院养病，他的工作就需要人帮忙处理。
于是，中央决定再从干部中挑出一人留下。项英和陈毅就选中了办事能力极强的梁柏台。梁柏台留下后，周月林便也随丈夫一起留下进行妇女工作的部署。
1935年2月，由于敌人的打击，中央的办事处一再被敌人压缩，最后退到了黄龙乡井塘村。中央分局的干部们，便想出了派机关人员去各地，从而进行分散突围的办法。
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和邓子恢就组成了一个转移小队。
其中的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当时正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何叔衡，60岁，是党一大的代表；张亮是项英之妻，出发时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此行便是要回闽西。
项英和陈毅为他们五人安排了一个警卫排，以护送他们到达目的地。他们每人都得了100元港钞和一些黄金，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钱统一由何叔衡保管。
他们出发后，顺利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他们在那里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除四都山区外，其它地方都被敌人占领了。为了护送五人小组离开山区，万永诚便让他们假扮成红军的“俘虏”。五人随后戴上了面纱，在红军的掩护下向敌人的封锁线走去。
为了减少暴露的可能性，五人小组和同行的红军战士有小路就走小路，尽量避开人多的路段和村庄。
他们跋山涉水，在2月24日拂晓来到了小径村。一连行进几日，大家都累了，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停下休息，并烧火烘烤他们被江水打湿的衣物。
敌人似乎发现了他们，随着一声枪响，村口那里已经出现了火光。敌人分成了左右两股，想借机包围他们。
情急之下，护送他们的队长便带着他们五人穿过狭窄的山谷退到小径村内部。但由于对这个村庄的地形不熟，他们又兜兜转转回到了小径村的外部。眼看敌人就要围过来，他们便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村子外的牛子仁岽。
这是一座下宽上窄的山，他们一行人不断向山上爬去，待爬到山顶，才发现根本没有下山的路。山的背面就是陡峭的山崖，而身后的护卫队也因抵挡不住众多的追兵而被打散，他们只能靠自己逃出这个困境了。
正当几人发愁之时，突然听见一人喊了一声：
“我们滚下去！”
于是，大家索性双手抱头，头往后一仰，就朝山下滚去。
周月林到达地面后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昏眩感，她爬起来一看，邓子恢已经站起来走在了前面。想着邓子恢原来在闽西一带打过游击战，他对这里应该熟悉些，于是，周月林一行人便都跟着邓子恢向前走去。
他们一行人渐渐地离山头远了，敌人的枪声也越来越小。周月林便暗自点起了人数，她这一点才发现，除了几十名跟着他们的士兵外，他们的五人小组反而少了几人。而不见的这几人正是因患肺病而身体虚弱的瞿秋白、有孕在身的张亮和60岁的何叔衡。
周月林赶紧回去找他们。她先是在杂草堆里发现了面色苍白的瞿秋白，瞿秋白见她来寻自己，很是高兴，便亲切地叫她“阿妹”。周月林将瞿秋白扶起来，两人慢慢向前走着。没走多远，他们又看到了在那儿歇息的张亮。但这一路上，都没有看见何叔衡。他们不知道的是，何叔衡在摔下山崖后被撞得不省人事，他被后面赶上来的敌人打死了。
听见后面敌人追捕的脚步声近了，周月林赶紧带着两人往前走。
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看见了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再加上他还患着肺病，实在走不动了；而怀孕的张亮也停在了小屋前，提出进小屋休息一下。
周月林见他们俩确实是累得不行了，便让他们进去休息，自己在屋外的灌木丛里蹲着放哨。
没过多久，周月林向他们示意敌人来了，于是，瞿秋白和张亮就钻进了灌木丛中。但敌人很快就来到了灌木丛外。由于不知道灌木丛里的情况，敌人便大喊起来，让里面的人出来，否则就要开枪。
项英的妻子张亮外号“张飞”，她有些沉不住气，便立即回了敌人，然后从灌木丛中站起来走了出去。
而后，周月林和瞿秋白也被敌人搜捕了出来。被捕的当天，他们被关在了一个房里。他们三人便利用这个机会编好了口供。
其中周月林化名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军中的护士，红军部队离开后，她就逃了出来。这个身份恰好与周月林曾经在国家医院学过打针、换药相符，想必不会露馅。
张亮则化名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也是被红军抓去后逃出来的。张亮身材微胖，30出头的年纪，确实有老板娘的感觉。
而瞿秋白化名林琪祥，本是同济大学的医学生，因生了病来这边的医院疗养，却被红军抓走，现在逃出来了。周月林和张亮本来担心他不会开方子，到时候身份被识破，但瞿秋白却说：
“你看我说别的，我像吗？”
瞿秋白本就长得文文静静的，是个读书人模样，加上他现在身体又很虚弱，如果说别的身份确实不像。于是，三人又再复述了一遍自己的身份，以免在审讯时被识破。
到了第二天，敌人押三人出去审讯。他们编造的口供暂时瞒过了敌人。敌人便把他们都押到了上杭县关押，周月林和张亮因为同是女子，被关在了一起。瞿秋白则和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同关押。
狡猾的敌人为了确定他们三人的身份，便又审讯了他们几次，但得到的口供都是一样的。
后来，敌营长李玉的母亲听说他们抓了一个女护士，便来狱中找周月林。恰好她的儿媳妇要生孩子了，李玉就把周月林保释了出去，让她为自己的儿媳接生，一并照顾月子。
还有一个糖果店的老板家中无子，他也听说了国民党抓了两个女俘虏的事，且其中一个还怀着身孕。这个老板便将张亮保释出去，让她腹中的孩子认自己为父亲，张亮为了逃出监狱便假意答应了他。
同年3月，瞿秋白还以化名“林琪祥”给鲁迅、杨之华等人写信，以寻求帮助脱困。
本来以为瞿秋白不久后就能出狱，但到了4月下旬，这件事却发生了变化。
当时，他们在福建见过的万永诚在武平县遭到大量敌军围堵，不幸牺牲了。而万永诚的妻子也被捕入狱。她招架不住敌人的酷刑，最终说出了周月林等人经他们帮助外逃，但又被俘的事。
国民党军中的人很快对这一情报引起了重视，周月林等人被捕的时间，刚好和万永诚之妻说的差不多，所以他们三人编造的身份便受到了怀疑。
周月林、张亮再次被捕。敌保安团团长钟绍葵更是认为唯一的男犯瞿秋白是个重要人物。于是，他把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来见过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瞿秋白的身份就此暴露。但国民党军为了掩盖瞿秋白身份暴露的真相，没有在报纸的显眼位置上提及他们是如何得知瞿秋白真实身份的。瞿秋白被杀一事就成了党组织中的迷案。而与瞿秋白最后有过接触的张亮和周月林，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与此同时，周月林和张亮被押往龙岩继续审讯。她们在被审讯时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敌人却找来了两个红军中的叛徒。这两人曾是红军中的干部，所以认得她们。在叛徒的指认下，她们的身份也暴露了。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中山公园中被处决，而拒不说出红军情报的周月林和张亮各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在龙岩监狱中，张亮产下了一个男孩，周月林就和她一起照顾着这个孩子。
两年过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就在这时，周月林和张亮收到了有人保释她们出狱的消息。
原来，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有个小学同学陈士明，他在闽西地区的国民党军中担任要职。他在一次饭局上偶然得知梁柏台的妻子被关在监狱里。于是，陈士明找到一个任国民党军法处长的老乡，让他帮忙把周月林保释出狱。
在知道还有一个女人和小孩也和周月林关在一起时，陈士明就将他们一起保释了出来。
也正是因为她们被国民党的军官保释出狱，张亮和周月林后来才会被认为“出卖”了瞿秋白。
出狱后，周月林本想带着张亮一起去找丈夫梁柏台。但她去到梁柏台家才知道，丈夫早已在他们突围后不久牺牲了。在梁家住了两个多月后，周月林又和张亮及其孩子一起去到了上海周月林的大姐家暂住。但她们都想回归组织，于是，周月林又和张亮去了南昌找项英。但两人却在路上走散了。
对于两人分开后张亮的结局，有一种说法是她回到项英身边后，被项英以为她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所以拔枪杀了她。另一种说法是张亮带着孩子失踪了。
周月林最后只身一人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却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周月林只能回到上海的娘家。回到家的周月林也是孤单一人，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家中也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她的日子过得很苦。
后来，经人介绍，周月林又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两人相依为命。她也改名为周月英，以求平静度日。
建国后，她曾经的老战友们大都担任要职，出现在了各大报纸上。周月林很想去找他们聚聚，但回想到自己已经离开组织多年，想要回到组织中怕是十分困难，于是她便只能放弃了这一想法。
但周月林仍想多为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只是一名家庭妇女，她也为邻居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在社区成立居委会后，她被大家推选为居委会副主任。
她的生活仿佛就要进入正轨，但1955年的那天，公安机关派人来到了居委会办公室，她也被当作“出卖瞿秋白”的嫌疑人被捕。
当时与瞿秋白同行的4人，其中何叔衡早已牺牲，张亮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已死），邓子恢后来回到了组织中。就只有周月林一人在被国民党军官保释出狱后既没有回归组织，又还活着，那她就成为了瞿秋白被害一案的首要嫌疑人。
周月林后来被提审，但她并不知道瞿秋白是如何遇害的，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她就一直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中。
1965年，周月林被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一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判决下来后，她被押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4年后，她又被转入山西的一个女子监狱里劳改。
此时已62岁的周月林，头上白发丛生，身体也不如从前了，但她心中一直想着为自己平反，她相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刮起了一股平反冤假错案的春风。周月林也乘着这股“春风”就自己的案子提出上诉。
法院对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一案十分重视。在经过多方搜寻后，他们最终在当年的报纸上发现了重要线索。
原来，在当年的一份报纸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写有：
“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一行字。
法院也派人对当时的这个报道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报纸上所写的就是真相。自此，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一案终于真相大白。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下了再审判决：
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蒙冤多年的周月林终于能够洗脱冤屈。那一天，她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1980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办理了干部离休手续，并请她选择安置地点。
周月林把自己的安置地点选择在了梁柏台的家乡新昌。周月林说：
“梁柏台很热爱家乡，可是他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就让我替他回来，替他了却这个心愿吧！”
新昌县委给周月林安排了一处院子供她居住。热心于党组织事业的周月林后来还被任命为县政协第二届与第三届的常委。
1997年12月28日，周月林离开了人世，享年91岁。
一生坎坷的周月林，最终也以党员的身份，清清白白地去往了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