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百年的沉病咳疾，折射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显现和立体，救国救民的背负使得他们身上极为沉重，为国家寻求治病良方的同时，外国思想的进入也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各种主义是外国思想的形式之一，而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各种主义横行的时代，包含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就有8种，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特点是激进、冒进和狂热，但是这种狂热，今天再回头看，无论给世界、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凡事最怕对比，有一批知识分子却与之悖反，胡适及其胡适们确实是这一时期的另类，他们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独立、思想多元和怀疑精神，前三种曾在20世纪中国一争雌雄，逼得蒋介石政府在这个圈子里走，并且有了一定的雏形，而且胡适也把一批火种变成了胡适们，成为胡适思想的衣钵传人或者坚定受众。
胡适崇尚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反对一切排他的主义，胡适反对的各种主义，并不是主义本身的内容，而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胡适崇尚的自由主义，在其他主义里是意识色彩最为淡漠的一种主义，他对排他的主义始终保持警惕。
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请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胡适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手。
胡适一辈子崇尚思想多元，一切真理都是人们不同思想反复碰撞后方得的，他也提倡容忍，允许他人保持异见，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更提倡和提醒人们学会怀疑精神，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拿着别人的答案作为答案，要学会独立思考，凡事都要拿出证据来，“不要像蟋蟀那样，被人一鼓噪，翅膀就嗡嗡起来”。
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胡适依然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胡适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清醒者，他在每个十字路口都用自己的沉着和稳健，提醒过每个青年。虽然这种声音过于弱小，听进去的确实不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胡适那样的人。
从今天结果来看，凡是走胡适路线的胡适们确实是那一时期最有成就者，无论生命个体还是学术成就，他们确是笑到最后的一批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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