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战争年代不惧危险孤身在海外求学，学成后不顾优厚待遇毅然选择重返祖国。他曾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一职；也是国际法院中一位不畏强权的大法官；更是首位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这个人就是史久镛。
周总理曾经说：我们不仅要依靠枪杆子保护国家，更要通过笔杆子来告诉他国我们在主权和领土上的态度是坚决的。史久镛用他的“笔杆子”来对抗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且以自己为榜样去给各国树立一个大国外交标杆。
一、国外求学，坚定报国
1937年我国被日军侵占，无数百姓遭到残忍屠杀。史久镛在亲人的保护下才逃过一劫，直到上海恢复和平后他才从家中地下室走出来。满目疮痍的上海让史久镛意识到：国土的庞大并不能保护一个国家的人民。
后来即使日本投降我国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这让他不禁想起民国外交总长陆政祥的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史久镛在回忆中说到：“那时我下定决心誓要找到一种可以让中国与世界和平交流，并且使国家拥有话语权。国际法就是这种无畏强权的力量。”为了实现曾经的诺言，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史久镛离开家庭远赴美国，只身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
1950年11月28日，正在宿舍研究法律的史久镛在半导体广播中听到熟悉的语言——中文。突然出现的家乡话令他诧异不已，喃喃自语地说着“这里可是美国啊”。然而在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广播中响起后，史久镛眼里的泪水不自觉地流过脸颊。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不畏强权不顾危险的勇气让史久镛知道中国正在崛起。
广播中的声音是我国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此刻他正在联合国安理会痛斥美国非法侵占中国领空，这是美国第一次遭到别国的质疑，质疑人还是刚从满目疮痍中走出来的中国。史久镛心中响起一个声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才是一个大国要做的事。”
这件事以后史久镛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史久镛告诉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向外国人低头并且要挺直腰杆骄傲展现中国力量。”
史久镛曾激烈地与室友进行一次争辩，室友曾嘲讽他说：“史，你的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中国人还是一群无知的人。”史久镛站起身直视他说道：“我们虽然无知并且落后，但依旧在朝鲜战场中打败了优秀的你们。”
1951年，在获得国际法学硕士学位后史久镛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利用三年时间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践经验。终于等到学成的那一天，史久镛放弃美国给予的高额报酬，并且承受着“叛师”的骂名回到中国。
在美国人眼中他是盗取美国知识的小偷。但“国家需要我”这句话不断地在史久镛的耳边响起，正是这种爱国情怀让史久镛坚定信念。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毕生所学为祖国赢得更多的尊重！
一路走来不论面对的是什么，史久镛从未停下脚步。这一切都是因为史久镛心里一直放不下曾经那个被人欺辱到尸横遍野的祖国，他知道祖国需要他。
二、不畏“误解”，一挫美国
回国后史久镛在外交部谋得法律顾问一职，与此同时他也从事着国际法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史久镛第一次在国际外交战役中真真切切地与美国交锋，是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中英谈判。美国在各种领域都企图分裂中国，此次又站在英国人背后想要夺取香港。
香港在英国长期的统治下早已有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这让香港的回归存在着非常大的阻碍。当时有一部分人表示希望强硬地接收香港的管理层，重新换成内陆的管理模式。而另一部分人对此提议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强硬的更换管理模式会使刚刚回归的香港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而史久镛正是把“一国两制”写进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人。作为中国最懂国际法的学者，那段时间里史久镛经常彻夜难眠，有时是在想如何在谈判桌上取得优势，有时甚至直接与英方人员谈判一整夜。
这样高强度的状态终是换来等价的回报，“一国两制”为香港回归做出巨大的贡献，这让许多香港人放下戒备心理，让香港在交接之时没能成为混乱之地。当时的香港政府职员在采访中说道：“原以为我马上就失业了，没想到政府依旧选择相信我们。”
但上天总是喜欢捉弄有能力的人，就在史久镛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时，世人却将“出卖国家”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是由于在谈判过程中他的一些观点，被人误解为卖国求荣。
首先就是香港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问题。问题出在“不平等条约”上，近代以后我国首次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案例可以让史久镛借鉴的地方，只能凭借他自己对于国际法的认识来与英国的斗智斗勇。
在谈判中英国希望利用“放弃不平等条约”这一模糊表述来合理地拿下香港，但史久镛没有钻入英国的圈套最终将其改成“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写入谈判协议中。
这一改动让不懂的国际法的中国百姓甚至许多官员都疑惑不已，他们认为英国已经放弃不平等条约这不是一件对我国有利的事情么？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如今我们都知道香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主权，而非不平等条约，因为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在新中国无效。
但当时的国人并不清楚这些，国内的报纸标题上写着“卖国贼”三个大字。这让史久镛的家人遭到严重的舆论攻击，但史久镛的父亲曾表示：“我相信你做的一切都不会背叛这个国家，我们能够挺住压力，你放心去为国家争取该有的利益吧。”
其次是在香港回归的同时，中国正筹备加入世贸组织。那时香港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谈判小组在香港是先退出世贸组织跟着中国一起加入，还是继续留在世贸组织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史久镛的主张是香港继续留在世贸组织，因为他深知按照国际法刚刚恢复和平的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是极其困难的，香港留下可以为中国做一道引线。在当时没有人懂国际法，他因此一度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冠以“卖国”的罪名。
史久镛自己回忆道：“当时谈判小组成员对我说‘你是当代的李鸿章，你知不知道你在卖国！’”史久镛只是简单地回到：“上级已经批准香港留下。”史久镛曾说：“我并不在乎世人对我谩骂，我能做到的仅是利用所学为祖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对于其他我一概不管”。至此在第一次与美国交锋中，史久镛挫败美国在外交上为祖国赢得重大胜利。
三、公正判决，二挫美国
开头我们提到史久镛曾有一段在国际法院的经历，1994年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大法官，孤身一人前往荷兰海牙。在海牙国际法院史久镛又一次体会到在美国时孤身一人的孤独感，但史久镛这次没有感到任何落寞，他知道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
国际法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于1946年设立的，它主要是对于国家间争端案件的和平处理，以公正公开的方式裁决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利益问题。在海牙国际法院所有的案件都是关乎着世界各国的大案，不是领土主权问题就是国际纷争问题。
2002年6月，此时在荷兰海牙和平宫正在审理一项国际案件“以色列非法在巴勒斯坦境内建设隔离墙”。以色列此次行动是美国人指使，大部分法官们深知得罪美国会给自己国家带来麻烦。而美国的无赖程度世人皆知，因此这个案子持续很长时间都未能有结果。
直至次年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当时史久镛已经八十岁高龄，他是第一位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的当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史久镛并没有太多时间为这件事感到欣喜，转身便投入到案件审理中。
案件经过是以色列以巴勒斯坦有恐怖分子企图潜入为由头，在美国的支持下修建一道高8米长700公里的国境隔离墙。修建过程中，以色列恶意摧毁巴勒斯坦领土大量民居，还霸占巴勒斯坦12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众所周知，水资源是中东国家的“命根子”。
这是一场昭然若揭的以侵占巴勒斯坦为目的的阴谋。面对如此恶劣的侵略行径，国际法院的法官们却因担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受损拒绝审理。此时的他们已经忘记国际法院的第一准则：大法官一旦当选，就绝不能把自己的政府利益牵涉其中。
最终，此案由年近80高龄的史久镛亲自审理，他丝毫没有因为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而感到为难，仍旧做出公正的裁决：“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这是侵略行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当下全部行动、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
看到这一结果，美国第一时间表示反对：“国际法院没有权力干涉以色列的政治问题。”不过这一次美国没有看到被迫跟随在他身后的诸多国家的支持。人心所向便是如此，无理的要求总归是不能一直让人顺从的。
在自知理亏且无人附和美国的声音下，2008年以色列选择妥协，表示愿意调整隔离墙并向巴勒斯坦道歉。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史久镛被询问：“您当时不担心美国的打压吗？”他坚定地回答道：“占领土地本来就是非法的，连做公正的事情都怕的话那要法官做什么。”巴勒斯坦代表人也在访谈中表示：“史久镛院长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的人，我的国家因他得救了。”
在第二次交锋中，史久镛为中国乃至世界都树立公正的外交标杆。此后，美国从未与史久镛进行谈判，或许两次的失败也让美国人了解到强权也并不是永远没有对手的。
史久镛的公平公正绝不是针对美国，他对美国也秉持着绝对中立的态度的。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道：“美国政府曾鼓动某些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施压，企图使美国维和军人得以刑事豁免权对于此事您是怎么看的呢？”他的回答却是：“作为国际法院的法官，我无权对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发表看法。”
在国际法中法官的首要职责就是保证绝对公正，决不能参杂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时就说过：“法官的工作就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进行公正审判，绝不能带有一丝个人情感。”
四、寓教于乐，以己为杆
卸任国际法院院长后史久镛经常前往中国各大高校作演讲。
史久镛曾说：“外交官的笔和嘴就如同解放军的枪一样都是保护国家的力量，我希望将我的知识继续传承给新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也拥有这种力量。”在中国政法界，史久镛用自己所学与多年就职经验为中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外交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曾评价过史久镛，他说：“这个人对于专业知识的研究极为疯狂经常忽视身边的人，但是就因如此他的能力也是极为出众的哪怕是在国际上”。还有人说：“在中国境内对国际法的研究上，绝不可能有比史久镛更为出众的人。”
史久镛经常对他的学生讲述自己努力学习国际法的起源他说：“当我在异国他乡听到伍修权先生对于朝鲜问题起诉美国，而美国外交官却无言以对时。我知道中国是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完全可以告诉其他国家，我们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中国的。”
史久镛已经卸任国际法院院长很多年，但仍以一个外聘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为祖国奉献着。尽管史久镛年岁已高以他的身份早已不用出席会议，但从未缺席过任何一个外交会议。他心里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一样始终装着中国，希望以自己的所学在外交事业上报答祖国。
现如今国安民安，依靠的就是两种人：“一是奋勇杀敌血战沙场的前线战士，二是拿起‘笔杆子’在国际上与他国对话的外交官。”早已年迈的史久镛已不再能够长时间地进行外交工作，但他仍然愿意活跃在外交场替新人来出谋划策讲述经验。史久镛认为新时代的外交是更为复杂的，只有新一代的外交官才能在外交场上大放异彩。
尽管史久镛的脸上皱纹密布，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并没有失去色彩。他似乎还是那个孤身留学的少年，又似乎他早已是如今饱经风霜的老者，唯有那颗爱国的心是从未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