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失联摄影师“鹿道森”（周鹏）被确认身亡，就此再看他留下的公开遗书，总让人觉得他的离去牵动着陌生人，而非只是跟他的家人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鹿道森”属于典型的“完美自杀者”：就是在自杀前尽可能地处理好身后事（遗书中强调：提前把行李包好寄回家；朋友提到：前段时间“鹿道森”送给他一些摄影材料；遗书里写道：遗书反复修改很多次。）。
不过这里所强调的“完美自杀者”，主要是基于自杀者离去前的心路而言（不仅尽力处理好物质世界，也尽力处理好精神世界，起码他（她）们自认为已经尽力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她）们的自杀行为才会让亲友痛不欲生，甚至连陌生人也会被触动。
要知道，绝大多数轻生者到最后是不怎么关心现实世界的。说到底，自己连命都不要了，自然也就不太会关心身后事。就此而言，大概“完美自杀者”还对现实世界抱有期待，只不过自己没办法拯救自己。换言之，世间的美好跟自己无缘。
这一点上，“鹿道森”在遗书中显现的很充分，不仅道出世间对他的“恶意和苛责”，也道出他对世间的“期待和不舍”。毫不夸张地讲，写遗书的过程也是“鹿道森”挣扎的过程，而之所以写下，他大概也是希望人们能透过遗书，看到自己，也看到别人。
就比如“鹿道森”在遗书中特别提到原生家庭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是为控诉什么，而只是希望家人在看到他的遗书时能有所触动，并且能更好的活和爱。这样的假设如果成立，那么家人在看到“鹿道森”冰冷的遗体时，大概十之八九会痛彻心扉。
只是回到“鹿道森”的“死亡轰动”上，撇开事情的琐碎因果和道德评述，我们还需要从遗书和自杀的关系中寻找更本质的推动。因为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还是“个人主义的转向”，其实始终是没有明确界线的，两者从来都是并行交织的。
一般来讲，遗书没有定式。就“鹿道森”的遗书而言，显然是相对文艺和浪漫。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个人书写，也透着共鸣叙述。所以回到“鹿道森”的自杀上，就需要从两个层面去审视：其一、他对亲密秩序的失望和绝望；其二、他对外部世界的无奈和期待。
就“其一”而言，“鹿道森”的理解和感受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回到他的亲密秩序中，到底是他的原生家庭真的很糟糕，还是他自认为很糟糕，这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因为糟糕即便是消极的，但是更在于感受者怎么看。
而“其二”来讲，无论是“鹿道森”提到的校园霸凌经历，还是朋友们提到他的事业遇到瓶颈，就算都是基于“鹿道森”展开的，但是落脚点却指向世间中万千的“鹿道森们”。毕竟类似的经历并不是“鹿道森”独有，而“鹿道森”只是顺着死亡的序曲，把世间的不堪直戳人心的讲了出来。
另外，遗书虽然是“鹿道森”生前写好的，但是人们在读到遗书时，“鹿道森”已经不在世或正在离世的路上。这种情况下，无论“鹿道森”写了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信息。尤其对于“鹿道森”的家人来讲，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反复读遗书，并不停地抹泪哀伤。
在这个事情上，虽然就遗书的观感中，“鹿道森”对家人很不满，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她）们之间真的没有爱。普遍来讲，国内的亲缘关系都不怎么顺畅，虽然亲人之间都怀有朴素的爱，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却总是充满艰涩。
当然不排除有些亲人之间恨意更浓。因为世俗的人情中，总是布满自私和偏见，只能看到对方的问题，不能审视自己的错误。如此之下，越是交互的频繁，到最后就只剩下仇怨，而那些所谓爱意只有在生死离别的时刻，才能瞬间涌上心头。不得不说，“他（她）人确实就是地狱”。
只是就“鹿道森”的自杀来讲，其实也反映出“个人主义”的困境。我们虽然对个体本真性的绝对追求是鼓励的，并且还称其为道德理想，但是过分的强调本真性，就会滑向消极的义愤。正如泰勒所称：“对本真性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要求某种超越自我的背景和条件（包括对自我之构成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如果无视这些条件，将会陷入一种幻觉性的自主性从而导致个人的自我沉湎与放任，最终背弃了本真性的理想。”
也如萨特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推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结论。这使得自由的命运意味着人总是可以有所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只是自由选择看起来很美好，并且也意味着人具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性，因此而获得作为人的尊严。但是类似自杀这种自由选择却是很沉重的负担。
换句话说，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就此再去审视“鹿道森”的悲剧性，到底是他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还是这个世界要为他的不幸哀伤，这确实值得玩味儿。因为从“存在就是虚无”推出“人的绝对自由”，而“人的绝对自由”又推出“绝对责任”，如此来看，绝对自由怎能不让人感到沉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