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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为小说，内容都属虚构，包括地名、职业、机构等等，皆是文学创作，请勿对号入座。
1963年11月22日，张家口。
居住在张家口桥东区宝善街31号的矿机厂财务股出纳会计李扬起床后边吃饭边对丈夫说：“今天是旧历十七，是我的生日，你和孩子们得给我祝寿，还得给我做好的吃。”
丈夫温情地笑道，“既然你想吃好的，那我给你做面条吃。”吃完饭后他就上班去了。
李扬随身带着绿色帆布公文包，因为今天是全厂的发薪日，公文包内装有她昨日下午开好的提取职工工资、调级补助的16087.9元和补充库存现金100元的支票，上午必须把这笔款提回厂内，分发给等待开支的各车间的统计员和等待购买物品的供销股业务员。
九点钟，李扬的丈夫在去单位联系业务后赶回家来动手和面。李扬到附近肉铺买回三角钱猪肉，丢给丈夫道：“你先做饭，我到银行取款，十点钟一定回来”。随后拎起桌上的公文包和黄色手提包急忙骑车出了家门。
十点钟，面和卤子按时出锅，李扬未归。李扬丈夫想，大概银行取款人多吧！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妻子回来，便给厂子打电话询问，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也正等她哩！”
11点40分，厂出纳员、人事股和行政股的同志们来到李扬家，同李扬的丈夫一块到了解放街银行，才惊悉李扬已于十点钟提款离去。他们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是不是在这人车如流的繁华街面上发生了撞车事故？然而，桥东医院没有，交通队没有，附近各自行车铺也没有，所有想到李扬可能的去处都没有。他们意识到一个无法相信的事实：李扬失踪了，身携巨款的李扬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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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2点20分，市公安局值班室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作为重大案件，市公安局领导同志当即向市委、市政府和地区行署公安处作了汇报，并组织指挥全市公安干警控制车站、要道，寻找李扬的下落。
下午，市公安局组织动员了数百名干警、解放军、工人，在厂内外开展了调查访问和查找。
入夜，大街、小巷、车站，一切容易藏身匿迹之处，都纳入了侦查人员的视线。东方泛白，干警们毫无倦意，继续进行着搜索。然而，市局指挥部接到来自各方的报告，都是一个字：无!人们开始纳闷了：李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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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会议室里，侦查员在探讨案情。桌子上，有李扬的档案和她的现实表现材料，失踪前详细活动调查和银行22日上午现金付出登记表，以及当时收集获取的一切有关证据材料。
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到一个图财害命的结论上。其依据是：
一、李扬夫妻感情较好，平时虽有小争吵，但大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管教问题上；
二、多年来，李扬工作比较顺利，思想情绪稳定；
三、案前无反常表现；
四、22日李扬到银行取款时，主动要求搭配三百元小面额票币、硬币，没有携款外逃的迹象。
那么到底是何人作案呢？分析有以下情况：
一、与李扬相识，关系密切；
二、掌握李扬每月22日到银行提款的时间和路线；
三、有一定身份或相当的哄骗手段，足以取得李扬的信任；
四、有过抢劫、盗窃及其它经济犯罪前科而隐蔽下来的人。
根据上述分析和22日上午十点零五分有人见到一个戴蓝呢子帽的大个子中年男人，骑车与李扬相随由福寿横街向花园街南去的重要情况，确定这个中年男人为重大嫌疑对象，同时将花园街派出所辖区及工业街北部一带划为犯罪分子作案和隐居的重点地区。
几天过去了，公安人员终于了解到一条重要线索，发案前有人曾几次见李扬和一个不到40岁的大个子男人相伴从宣化大道走过，这个男人方脸，身高1.75米左右，身材魁梧。这与22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在福寿横街与李扬相随而行的那个男人的特征恰好相似。这个人极可能就是案犯，他住的也一定不会很远！那么，这个罪犯到底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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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犯罪分子的脑壳上并没有勾勒着超乎常人的标记，更何况案件本身足以说明犯罪分子的凶残狡猾。对于公安人员来说，要侦破这桩一无发现作案现场，二无发现尸体的凶杀抢劫案，是何等的艰难！
领导小组决定：以犯罪分子熟悉李扬这一点为主线，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员多方面多渠道开展调查工作。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对可疑人或事分别进行了调查摸底。经过大量查证，都被一一查否了。
冬去春来。早春二月的一个黎明，市郊各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民兵演习”，这是一次具有实战意义的演习，由公安和武装部门共同组织指挥，部署严密，任务明确，旨在大地解冻之前，针对犯罪分子移尸抛尸的可能，再次进行全面的搜索。山洞、山沟、树林、墓窟、庙宇、空房、枯井……，无一遗漏。从南天门、菜市、东窑子、老鸦庄、榆林、口外东窑子，演习队伍成环形分九个大区段，横进20华里，结果还是一个字：“否”。
为揭开李扬案件之谜，案发后两年多时间里，公安干警和治保人员走遍了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查清、查否了一批又一批案件线索，挖出了数百个犯罪分子，消除了一大批案件隐患，但李扬案件仍未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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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快到了改革开放后。
1984年6月14日下午六时许，东河沿改造居民住宅区的基建工地上，正在挖掘地基的包工队三名民工，遇到一块厚度异常的水泥地面，当用力砸开地面后，第一锹下去，挖出了一只带着脚骨的皮鞋，接着几锹，又挖出了一颗带着长发的颅骨。呀！尸骨！民工们惊奇地呼喊，立刻招来一群围观的人们。
“不要再挖了!”随着一声喝叫，一位身板壮实的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挤上前来。她就是本街道的治保主任刘奋珍。她看到民工们不以为然，便严厉地说：“再不停下来，公安局派出所追究，一切由你们负责!”
此时，这个21年前曾同公安干警和其他治保干部为查破“李扬案件”而奋战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街道居民组长，脑子里闪现出一个问号，这尸骨会不会是李扬呢？
她急忙向附近的工业街派出所作了汇报，民警们立即赶到现场，命令把已经装上拖拉机的土全部卸下来，将尸骨和须捡物收集到一起，并立刻用电话向桥东分局作了报告。分局立即派出两名副局长带领刑警队部分干警赶到现场，在疏散围观群众、保护现场的同时，就地进行了调查访问。
晚上7点30分，市局领导同志闻讯后立即带领市局刑侦科和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会同分局的同志开始勘检工作。
领导干部、民警同志，一个个蹲伏在地上，全神贯注地过目着每一块尸骨的残片，用手一捧一捧地筛滤着坑土。面对这现场，这尸骨，这一切遗留物，每个人脑子里也都闪现出同一个问号：这里是当年发生李扬案件的重点区，这尸骨会不会就是李扬呢？但是，不管死者是谁，对于这种把死人埋在自己住房里的怪现象，必须认真对待。当侦查人员发现死者颅骨有钝器砸伤的痕迹后，初步断定属于非正常死亡。所以，在初步确定此处系因经济犯罪被判刑五年的原地区物资局总务科乔世觊的房基之后，市局领导同志当即批准对乔进行收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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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30分左右，执行收审乔世凯的干警驱车赶到木业街地区物资局家属楼。当他们刚上楼梯时，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哭声。他们预感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便大步赶到乔的家里。屋里的人被公安人员的突然出现惊呆了，在紧张的气氛凝固了几秒钟之后，一个唯一比较镇定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站了起来，她就是乔世凯的老婆张葆珍。那死灰色的、松坠的眼泡里两道冷漠的目光与公安人员对视着，有气无力地从两唇间挤出一句话：“乔世凯死了。”
那具尸体横躺在卧室的床榻上，惨白的方脸上几条横肉松弛了，嘴角溢流着一点没有擦尽的涎液。
但案件并没有停止侦破，公安机关推着张葆珍进了警车。
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有经验的法医对尸骨和现场遗留物仔细验证的结果，认定确系李扬无疑。然而，凶手是谁?作案经过怎样？要解开这个谜，侦调工作首列其名的当然是乔世凯。
乔世凯当年54岁，怀来县新保安人，1945年8月参加工作；1950年在张市公安大队工作期间，因严重违法乱纪，于1951年底被清除出公安队伍；1954年在市委党校工作期间，因贪污问题受留党察看处分；1955年在市政府工作时，因作风问题，市直机关党委会给其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处分；1963年调物资局工作期间，因以前的经济问题，被市委不定期地令其反省检查；1983年8月，因严重经济犯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保外就医)。
1984年6月14日下午，乔世凯从现在住房的凉台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楼下挖地基的现场。当他看到几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出现在现场时，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床上。
之后，他吞服了大量滴滴畏死亡，死亡时间在14日傍晚7点半左右。乔世凯自杀，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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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乔世凯之死给整个破案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在只能审问张葆珍。
第一次审讯时，张葆珍除了唠叨她与乔世凯1953年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之外，凡涉及案件的提问，一概是两句话：“屋里埋死人的事我一点儿不知道。乔世凯死前什么都没跟我说。”之后便是缄口闭目，一言不发。
在第二次审讯中，由于严密地分析，掌握了张葆珍的心理状态，审讯人员始终掌握着进攻主动权：
“张葆珍，你说屋里埋死人的事你一无所知，可是1963年以后，你家里为什么常点香?里屋为什么常上锁?为什么地上两次打上了水泥地面？”
一连串的严词追问，使张葆珍身不由己地颤摇了几下，慢慢睁起眼泡：“我说，我说，地下埋的是李扬”。
“李扬长的什么样?”又一声追问。
“比我高一点，年纪三十出头，脚穿黑高腰皮鞋，上穿蓝色中式外罩，蒜头疙瘩扣子，蓝布裤子……”张葆珍觉得出言有失，又急忙补充：“这些都是乔世凯对我说的。”
审讯人员抓住战机，步步紧逼：“难道乔世凯连李扬衣服上的扣子是什么样都告诉你那么详细吗?”这声喝问，着实令张葆珍一愣，冷板的脸上掠过一种内虚和不安。突然，张葆珍抬起头，颧骨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浑浊的眼珠透出一种异样的神色，她扫视了一下坐在正面的审讯人员严肃的面孔，唇齿打抖地说：“我交代。”
接着她做了如下供述：“1963年11月22日，我九点上班，中午一点多钟回到家，用钥匙开了屋门的暗锁，见乔世凯和××正在里屋挖坑，地上躺着个死人，盖着我家的旧狗皮褥子。当时我吓了一跳，问这是谁，乔说是李扬，并瞪眼说你要报告就宰了你，××也说你要报告就连你也埋在这里。我说我不说，他们揭开狗皮褥子往坑里抬的时候，我看见了李扬穿的衣服、鞋，以后我就上班去了。”
记录员记下了张葆珍的每一句供词。张葆珍讲着讲着，似乎由于倾肺吐心，竟声泪俱下。
张葆珍真的彻底缴械了吗？领导小组召集会议反复研究着张葆珍的供词和调查所获取的证明材料，一致认为以上供述是欺骗，是编造！一个女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遇到这样的凶杀案件能如此沉着地观察并记下死者的衣着和当时的惨状吗?在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乔和同案犯在杀人现场尚未处理完的情况下，会那样轻易地让其离开现场，脱离控制吗？
经过大量查证，排除了××作案嫌疑，由此断定，公安人员开始对张葆珍供词的分析是正确的。××不是同案犯，而是张葆珍企图金蝉脱壳，嫁娲于人。这说明张葆珍不但没有坦白交代，反而又在重新犯罪。
当张葆珍的第二道防线被攻破之后，内心更加空虚和不安，情绪低沉，压力很大。审讯人员抓住时机，采用政策攻心，继续审讯张葆珍。在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威慑下，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张葆珍不得不低头认罪。她供述了自己和乔世凯如何结识、预谋、杀害李扬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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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6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李扬到百货大楼的鞋帽组柜台前买鞋，攀谈中发现张葆珍操沧州口音，于是二人便拉起老乡关系。以后李扬通过张葆珍又结识了乔世凯，他(她)们逐步熟悉，经常往来。一次李扬托张葆珍买皮鞋到其家中，乔世凯便和李扬谈起了家常话，李扬无所不谈，从日常工作到发薪日的紧张情况，滔滔不绝。谈者无意，听者有心，一场惊心动魄的杀人劫款的罪恶阴谋就在老乡之间的热情交谈中酝酿成熟了。
1963年11月21日晚上，乔世凯夫妇在自己住所窃窃耳语：明天是22日，是李扬提款的日子，我不上班，真是天赐良机。到时候，你我如此这般……。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张葆珍来到百货大楼上班，九点钟借吃早班饭的机会匆匆赶回家。她打开暗锁，在屋里站了一下，忽然，感到内心一阵惚悚，尽管她和丈夫反反复复地进行了谋划，尽管乔世凯老谋深算的样子在她内心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可那绷紧的心弦还是一直提到嗓子眼。
十点多钟，外面的车子响了，先进来的是李扬，后面跟着乔世凯。这时张葆珍假装镇定，像以往那样，把李扬招呼到里屋床上坐下，张罗着沏茶倒水。李扬把绿色帆布提包放在床上，对拿起暖壶的张葆珍连说：“不喝，不喝。”
就在这一瞬间，站在她左后侧的乔世凯迅速伸手抄起床下事先准备好的斧子，猛力一挥，“砰”的一声，李扬一头栽倒在床下。
“快拉上窗帘!”乔世凯焦急地压低嗓门。张葆珍鞋都没顾上脱，跨上床一把拉上窗帘，回过头，见李扬的脚还在抽动。乔世凯又举手劈了两斧。血，顺着李扬散乱的头发淌到地上。张葆珍从床上抽出一条旧皮褥子，盖在李扬的身上。乔世凯从外面推进李扬的车子，又拿来铁锹，夫妻俩急忙在里屋的东北角挖坑，将李扬面朝下扣在坑里，又使劲按了按李扬的腿，而张葆珍迫不及待地用手往坑里填起土来。李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那些天里，尽管一听到人们谈起李扬，张葆珍总要心惊肉跳，但一想到柜底的“一万六”又给了她最大的安神之力。后来，尸臭带来了麻烦，只有求助于香薰、洒来苏儿，以后又请人打了水泥地面。
他们在公安机关侦破李扬案件攻势步步逼近的情况下，始终在惊惊悸悸之中度日子。
一天，乔世凯兴冲冲地回家，背着孩子们向妻子报喜道：“为李扬案件，有人整上公安局了，真痛快！”于是，喝起美酒，哼起小调。
接着家里的穿用摆设也开始弃旧换新了。高级烟酒，高级呢料，“多机”“多转”，应有尽有。儿女结婚成箱成箱地买茅台酒，大讲排场。
张葆珍供词中的关键性情节与公安部门通过大量侦调技术工作掌握的证据完全吻合。二十一年前的“李扬案件”真相大白了，被歪曲了的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在这二十一年间，乔世凯和张葆珍以及他们的子女吃香的喝辣的，而李扬的家人却被怀疑被迫害，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李扬作为一名出纳，缺乏警惕性和职业素养，这也是她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