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道玉，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
近年来，在网上频传20世纪80年代，有最令人怀念的五位大学校长，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北京大学丁石孙、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武汉大学刘道玉。有心人问道：为什么五位大学校长居然有三位是出自武汉呢？我没有看到正面回答，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不揣冒昧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希望人们一同来破解这个像谜语一样的问题。窃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武汉市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在近代史上就发生过多次革命，同时武汉又是工人运动的主要策源地。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首义革命，也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这次革命深入人心，其影响极其深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率先建立了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外脑”的作用，有助于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武汉在全国率先实行招标与投标制度，响亮地喊出了“两通起飞”的战略口号，大胆聘任德国人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切，对武汉地区的高校改革，无疑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大学的校长们也不能等闲而视之。
第二，个人素质是合格大学校长成长的决定因素。朱九思校长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武汉大学英语系的肄业生，中断学业而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新湖南报》总编辑，并且从这个岗位走上了高等教育战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实践中成长为一位著名的职业家校长。他率先提出了“理工结合”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等独创性的办学理念。他卸任校长之后，又领衔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所(现改为高等教育研究院)，建立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他亲自培养了12名教育学硕士和9名教育学博士。他被称为“华工之父”，对这所大学的建设、发展和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对章开沅校长是很熟悉的，他比我大6岁，算是我的学长。早在50年以前，我与他都是全国第三届青年联合会的委员，彼此相互了解。用他的话说：“我年长于道玉，但他出道比我早”，这是指我担任校长比他早4年的时间。开沅校长是从学者成为一名著名的大学校长的，他的学问比我做得好，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擅长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学者。他的治校理念是“三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回归教育本位。他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他高风亮节，许多人挤破头要争当资深教授，心安理得地享受每年几十万元的补贴，他却要自摘终身教授的帽子，他说：“荣誉可以终身，而待遇应该退休。”他成为我国人文社科学术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2019年2月，《光明日报》记者夏静专门对章校长、冯天瑜和我进行了采访，标题是《禹寸陶分，思想不停》。就在这次采访中，开沅校长对记者说：“刘道玉是真正的教育家，他把整个生命都融进去了。”这是他对我的褒扬，其实我就是挚爱教育而已，我也时常以开沅校长的道德文章和风范来激励自己。
在武汉三位校长中，我的年龄最小，这得益于我是超前任职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本来才华平庸，只是我具有勤奋、执着、尚新、踏实、求真的信念，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做了一些事情。我是赞成大学校长应当职业化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双肩挑”的校长实在是误校又误己。早在90多年以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页。
我完全接受了陶行知先生的见解，所以就放弃了我所钟爱的化学研究，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大学的改革与管理中。我深知，办好一所大学并不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衔职，而是依靠先进的教育理念。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国外知名教育家的经典名著，这使我受益匪浅。从1981年开始，我就提出了创造教育的理念，把创新贯穿于我的教育改革全过程之中。我号召全体行政管理干部，要把工作当作研究对待，以研究促进工作，要求每一个行政干部都要成为学者化的管理专家。
武汉大学走着与其他大学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子，我们从改革教学制度入手，创建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制度，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形成了本校的特色，营造了自由的学风。我坚持以教育实验带动改革。例如，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贷学金制度，都是先进行实验，待获得成功以后，再进行总结和推广，这就是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这一切的做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武汉大学也被媒体称为“高校中的深圳”。
第三，彼此既合作而又有竞争，竞争既推动了各校的发展，又增长了校长的才干。我们这三校都有悠久的历史，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是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广西大学的机械系全部、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和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热能动力部分、动力系的电力部分合并而成的，是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工科大学，实力雄厚。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中华大学，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拥有不少特色学科。武汉大学溯源于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门类齐全，综合性强。这三校位于武昌的三座山头，武汉大学位于珞珈山，华中工学院位于喻家山，华中师范学院位于桂子山，相距都不到10公里。三校的大学生们，还频繁地穿梭于三地，选修他们喜爱的课程，以构建他们合理的知识结构。
总体来说，三校关系是良好的，彼此学术交流也十分频繁。改革开放以后，这三校都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改革，促进各自大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九思校长，率先提出了“走综合大学的发展之路”，他惜才如金，大胆延揽人文、社科和理科的人才，很自然武汉大学是他“挖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我校中文系、哲学系、外文系、数学系的教授就是他们策动的主要对象，像我校哲学系、外文系的系主任都被他们调过去了。
《论爱的教育》，刘道玉著，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0月版。
我是以坦然的态度对待教师的调动，认为教师的流动既有利于学术交流，又有利于个人提高。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流动，才有生命力，也有利于克服近亲繁殖的弊端。我对此并不担心，像武汉大学这样的名大学，有出必有进，完全能够达到动态的平衡。
对我震撼最大的是，华中工学院于1983年率先创办了新闻学系，我感到有非常大的压力，一个工科大学居然办了新闻学系，如果武汉大学没有新闻学系，岂不是太丢人吗？于是，我们也于1983年创办了新闻学系，并且把素有中国三大新闻学权威之一的何微调进武汉大学，这样我们很快在学术地位上超过了华中工学院，这就是竞争促进发展与提高的作用。但是，后来我被免职以后，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学科又超过了武汉大学，这种你追我赶的现象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总体来说，我们三校的竞争并没有伤和气，我们仍然是朋友，是友好的兄弟学校。特别是我与九思校长，他比我大18岁，应该是我的长辈，我们算是忘年交的朋友。他的优秀品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生病住在一个病房，共同出席党代会联合提出提案，如果遇到麻烦，我们相互支持。九思校长的晚年，长期住在协和医院，我曾经去病房探视他，将我的书赠送给他。2012年2月18日，我们还共同写信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延长大学校长的任期年限，认为校长按照政府公务员的任期是不合理的，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人才成长的周期比较长。袁贵仁委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给我回电话，说袁贵仁部长很重视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并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大学校长的任免仍然像走马灯一样频繁。
2015年6月13日18时9分，一代教育大家朱九思校长于协和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6月17日上午9时，九思校长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我前往参加并献上了花圈。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天，我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与友谊，赞颂了他对华中科技大学乃至全国教育界的重大贡献。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杰出的教育家！
摘自《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刘道玉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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