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是所有的爱情开始时都很浪漫，但叶永烈和妻子杨惠芬却在“不浪漫”的相遇中携手半生，将生活过成了书里的样子，而他们所著的书，又大都来源于生活。
他们的相遇，始于1962年的一个夏日和一本书。
那一年暑假，即将满22岁的叶永烈从北京大学回到家中。而他的回归，让家人高兴不已，他们正盘算着，趁着这个假期把叶永烈的终身大事给定了。
在北大学习的叶永烈几乎天天将自己泡在图书馆中，他最大的爱好似乎就是上课和做实验，其它课余项目对他来说都显得多余。
但这样“另类”的叶永烈却被《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曹燕芳看中。
叶永烈自小就十分喜爱文学，勤奋又聪明的他顺利考上了北大。但入学后不久，叶永烈的家中却遭到了变故，原本殷实的家瞬间变得一贫如洗。叶永烈便一边学习一边承担起了生活的压力。既然自己爱好文学，又对写作十分有兴趣，叶永烈便拿起了笔杆子开始写各种科普和散文，以赚取稿费。
机缘巧合之下，叶永烈参写了曹燕芳在编的一本书《碳的一家》。他在这本书里的文字风格活泼生动，就读于化学系的叶永烈更是将难懂的化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这一点，恰恰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的初稿中所欠缺的。
万事开头难，《十万个为什么》的第一版可难倒了这些编辑们。为了保证书里知识的准确性，
他们先是邀请了上海一所师范学校的7位老师撰稿，但他们写出来的内容太像教科书了，小朋友们不容易对其产生兴趣。
一位年轻编辑就想：要是让小朋友们来提问呢？那我们所写的内容不都是他们想看的了吗？
于是，小朋友们提的千奇百怪的问题就汇到了编辑部这里：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发……
在罗列出这些问题后，编辑又考虑邀请一些文字风格轻松活泼的作者加入。于是，编辑曹燕芳就想到了叶永烈。
叶永烈接到这个任务时也很高兴，因为他从小就读苏联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孩子们的眼里，“十万个”代表着很多很多，所以这本书对年幼的他来说有很高的吸引力，而原版的作者伊林也成了叶永烈的偶像。于是，叶永烈欣然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
在叶永烈为他们写了几个“为什么”后，编辑部对叶永烈很满意。虽然他是个年仅20岁的在校大学生，但他在写作和化学专业上的能力却毫不逊色。最后，1961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中，共有947个“为什么”，而其中的326“为什么”都是叶永烈所写。他就成为了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写作量最大的作者。
《十万个为什么》对年轻的叶永烈影响巨大。首先，写一个“为什么”他就能获得5元的稿费，在那个年代，1630元对叶永烈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而且，《十万个为什么》一面世就因其包括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和生理卫生五个方面的科学知识，且文字风格又通俗易懂，因此在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抢购热潮，就连不少中老年群众也爱看这本书。这就让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叶永烈的名字一时间变得家喻户晓了。
1962年夏天，叶永烈的表姐告诉他，要带他去相亲。而他的表姐也是相亲对象杨惠芬的恩师。
那一天，表姐带叶永烈去了杨惠芬的家里。杨惠芬一家人住在狭窄、简陋的小屋中，但一踏进这间小屋，叶永烈就被眼前的女子吸引住了。
只见对方穿着白衬衣、蓝色的长裤，这一身颜色清爽的衣服将少女的朝气衬托得更甚。除此以外，少女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像是一对宝石般，让叶永烈移不开眼。她头上那两条黑色的麻花辫，似乎也是叶永烈见过扎得最好看的了。叶永烈的心中出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
而杨惠芬也观察着眼前的这个青年。只见他方脸盘，宽前额，鼻梁上有一副眼睛，也穿着颜色清爽的衬衣和长裤。
见男青年一直盯着自己看，杨惠芬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而叶永烈在发现自己的“不礼貌”后也变得腼腆起来，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好。
叶永烈的表姐招呼两人坐下，然后又带着他们聊天。在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中，叶永烈才知道，眼前的女子不但与自己年纪相仿，她的身世也与自己颇为相似。
杨惠芬的父亲本是书法家，还在民国政府当过官，但曾经的荣誉却导致了现在的不幸。她的父亲在十年前因此入狱，随后在狱中去世了。杨惠芬也受到了牵连，本来十分优秀的她却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她便在高中毕业后进一所中学做起了俄语老师。
这两个经历相似的年轻人的心渐渐被拉近。
并且在听说叶永烈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后，杨惠芬对他更加崇拜了。
杨惠芬自然是看过《十万个为什么》的，她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很有教育价值。所以还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推荐过，没想到现在书的作者就在自己眼前，杨惠芬的心怦怦直跳。
第二天，叶永烈又去了杨惠芬家，他这次还带了全册的《十万个为什么》登门拜访。现在看来，这算是叶永烈的“提亲”礼物了。
这一天，叶永烈和杨惠芬去了公园约会，他们在公园里边走边聊，直到明月高垂。
第二年8月，叶永烈大学毕业之际，他娶了自己的恋人杨惠芬为妻。
他们的婚礼都算不上是婚礼，他们的新房，就是从叶家人所住的10平方米的小屋中隔出来的仅有6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房间里仅有一顶新蚊帐和两床新被子，他们在当天各吃了一碗个头如豌豆一般大小的糯米丸子。因温州方言中“丸”与“缘”谐音，所以，吃完这碗丸子，就代表两人喜结良缘了。
这间小屋还有一扇朝西的窗户。在夏日的夜晚，还能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满天的繁星，这为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浪漫。
婚后没多久，叶永烈就要告别妻子与家人去上海工作了。杨惠芬去码头上送他，临走前，叶永烈紧紧拉着妻子的手不愿放开。但船就要开了，叶永烈只能告别了妻子，独自乘上了远行的轮船。
婚后的甜蜜过往还在两人的心头萦绕，但现在他们分隔百里，只能靠书信来缓解相思之苦。他们之间有太多太多心里话要倾诉了，于是，两人常常两天就寄一封信。这些信后来堆成了厚厚的一沓，都快变为一本“两地书”了。
书信再多也寄托不了爱人之间的相思。为了见到丈夫，杨惠芬在叶永烈去上海后的第一个寒假就赶往了上海。
从未出过远门的杨惠芬又是坐汽车、又是乘火车，一连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但见到丈夫的那一刻，杨惠芬依然是神采奕奕的，她高兴呀，丈夫的拥抱缓解了她路途中的疲劳。
在叶永烈租住的小阁楼里，杨惠芬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但寒假转眼间就要结束，难道她要回温州继续教书吗？再也不愿与丈夫分隔两地的杨惠芬想来上海工作。但没有上海户口的她想调来这里几乎没有可能。
思虑再三后，杨惠芬决定选择最难也是最有可行性的办法：辞职。
听说了杨惠芬的决定，她的母亲也支持她：
“夫妻两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这才叫夫妻！”
杨惠芬便收拾了行囊搬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的杨惠芬没有工作，她便接了不少翻译俄语资料的活儿，同时为叶永烈的写作提供素材。后来，叶永烈的《元素小传》在《新民晚报》上连载，这其中少不了杨惠芬的协助。
两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窝。杨惠芬便在生活上更加地简朴了。能不买新衣就不买，每日三餐也只吃最便宜的食物。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半年后，他们终于存到了530元，能够购买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了。
买下这间小屋后，他们就沿用了小屋里的一张旧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他们从家里带过来的一床棉被和席子。交了买房的钱后，他们就再也没钱买别的东西了，于是两夫妇就只能用席子铺在地上睡。但艰苦的生活环境却让他们更恩爱了。
很快，好消息接踵而至。杨惠芬的户口和工作问题都解决了。但为了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她仍是穿着从家里带过来的旧衣裳，扎着两个麻花辫，在时髦的上海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即使是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裤走上讲台，杨惠芬也能泰然自若。
他们的小屋在夏季十分闷热，杨惠芬就一边顶着满头的汗水，一边为叶永烈抄稿、描图。
1967年，他们这个小家庭里迎来了新的生命。但夫妻两人心头的喜悦还未消散，叶永烈就因写过《十万个为什么》而被抄家。家里的书籍、文章都被带走，叶永烈也被下放到上海远郊的干校去种水稻了。高强度的劳作下，叶永烈一个月只有4天的休息时间，他被迫中止了写作。
与此同时，杨惠芬也遭受了众人的白眼，但她才不管这些。杨惠芬仍是照常去上课，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并没有错。
该如何面对苦难，这对夫妻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每逢休息日，叶永烈就会骑上一辆自行车去城里找妻子和儿子。大儿子坐在车前面，杨惠芬坐在后座上，他们一家人就这样骑着自行车游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
但常常需要独自照顾大儿子的杨惠芬也有脆弱的时候。有一个月，他们的大儿子因生病进了11次医院，不想让丈夫为家人担心的杨惠芬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并悉心照顾孩子。在叶永烈再见到大儿子时，他已经是活蹦乱跳的了。
1970年，杨惠芬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也正是这一年，叶永烈被调回城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继续劳动改造。一家四口终于团聚。
但自从叶永烈被抄家、开始进行劳动改造后，他们家的收入就更低了。为了不负债，杨惠芬对每一笔支出都精打细算，同时还想方设法地让全家人吃饱穿暖。即使家里只有五分钱了，杨惠芬也能想办法让一家人不挨饿地度过一天。
叶永烈也开始学着为妻儿做衣服、做鞋，甚至做可口的点心。
妻子的衣服太旧了，叶永烈就买来便宜的染料，自己动手给妻子染衣服。杨惠芬的同事们见她穿了“新衣服”，都很好奇，一问才知道这是叶永烈给染的。后来，大家见衣服旧了都找叶永烈帮忙染。叶永烈也总是笑呵呵地答应大家。
后来，两个儿子长高了，衣服小了，叶永烈就买来衣服的纸样自己裁剪，再去有缝纫机的店里租别人家的缝纫机缝。等做衣服的技术练得更好了，叶永烈就开始给妻子做时下流行的百褶裙。他做的裙子，总能让穿着它出去的妻子收获不少羡慕的眼光。
自己做的衣裳又好看又舒服，那鞋子呢？杨惠芬和叶永烈也决定自己做了。杨惠芬负责缝鞋面，叶永烈则将鞋面和买来的鞋底纳在一起。到后来，就连他们的父母都穿上了他们亲手做的鞋子。
没钱给孩子们买零食吃，叶永烈就自己做年糕、做月饼，夫妻俩还在端午节一起包粽子。在孩子们想吃“猫耳朵”的时候，他们就买来面粉和糖自己炸。
两个孩子的生活虽比不上别人家得富裕，却也过得十分开心。
即使在这样忙碌又艰苦的日子里，叶永烈也常常在晚上偷偷地拿起笔写作。杨惠芬便从为数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一部分给丈夫买纸、笔和资料。
1973年，一家出版社找到叶永烈，从此之后，叶永烈的书又开始出版了。那时出书虽没有稿费，但杨惠芬还是为丈夫高兴，她仍然每日给丈夫买回来写作的稿纸。她总说：
“你不抽烟、不喝酒，这些花费比烟酒值得！”
在妻子的支持下，叶永烈每晚都坚持写作，他写的稿子后来将菜篮子都堆满了。而后的三年里，叶永烈更是一口气出了十本书。其中就有那本十分畅销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后来这本书还获得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不久后，叶永烈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也斩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那段时间里，杨惠芬就成了他的“半个经纪人”，为他处理工作上的各种杂事。
出了名的叶永烈也和家人告别了蜗居的日子，他们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帮助下搬进了新居。而叶永烈知道，他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
结婚20周年时，叶永烈为妻子写了一首《长相知》：
“长相知，不相疑。你信我，我信你。长相知，不相疑。同携手，求真理。长相知，不相疑。共白头，终如一。”
日子渐渐好起来后，叶永烈也放弃了电影导演的工作，全心写作。写作之余，他也常借助文字对妻子表达爱意。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科学家的爱情》就是叶永烈写给杨惠芬的。
杨惠芬也一直以丈夫为荣，她在长诗《他是谁》中历数了叶永烈一生的成就，并在结尾处写道：
“他是谁？就是我的夫君叶永烈！”
1990年，他们的两个儿子纷纷成家，杨惠芬和叶永烈又过上了只有二人的生活。但这一年，叶永烈因长时间用眼导致视网膜脱离做了手术。不能看书、不能写作的叶永烈便发明了“瞎写法”。就是关了灯后闭着眼睛在纸上摸索着写。
杨惠芬心疼他写的书稿，便把重叠、歪歪扭扭的字重新整理成文，并端端正正地誊写了一遍。后来，她干脆就让叶永烈口述，她来写。
2004年，他们已经携手度过金婚。但这一年和之后的2013年，杨惠芬发生了两次意外。她的左手腕和脚踝严重骨折。叶永烈便订了许多牛奶和酸奶给妻子补钙，还特意买来半高筒的皮鞋方便妻子穿着。
杨惠芬脚上的伤痊愈后，叶永烈和她走到人多车多的地方，总是会紧紧拉住她的手。还会时不时地用眼睛盯着地面，就怕杨惠芬再摔跤。
而在两人相伴的几十年里，他们还很爱旅行。晚年的他们去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看遍了这个世界的繁华。
2015年，叶永烈和杨惠芬合著了一本《双人伞：叶永烈家庭传记》。他们在书中写道：
“伞下的世界，是春风永驻的世界。”
有对方的世界，也正是他们“春风永驻”的世界。
在流淌的时光长河里，他们的容貌变了，但不变的，是叶永烈与杨惠芬的爱情。叶永烈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少女照片。
有一次，一位友人前去他们家做客，这位友人看到墙上的照片后，在那里停留了许久。他对叶永烈说：
“老叶，你女儿的照片可真好看呀。”
只见叶永烈开心地笑了，并告诉他：
“我没有女儿，这是惠芬年轻时候的模样！”
这位友人连忙略带尴尬的向叶永烈致歉，他本是知道他们没有女儿的，没想到却看这张照片入了神，一时之间有些恍惚了。
而照片上那个扎着两条麻花辫、面容清秀的女子正是杨惠芬。这也是她送给叶永烈的第一张照片。
2020年5月15日，叶永烈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他虽然先走了，但他和妻子的爱情，却将在人们的讲述中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