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了解塔科夫(Nathan Tarcov)的大名已有些年月。2001年，三联书店曾推出《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一书，书中介绍他曾参与施特劳斯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的研讨会，又师从另一位施特劳斯弟子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 Jr.)攻读博士学位。数年间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心得；只是国内学者，虽有不少研究涉及洛克教育问题，但对该书关注较少。
此后，塔科夫又以施特劳斯再传弟子的身份，做了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的负责人。塔科夫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一如既往，未曾改变。施特劳斯在学界与政界声名鹊起，根源在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索影响了不少人，其中还有学生进入了美国政坛。
然而，与这些同门不同，塔科夫始终坚守在教育领域之内。或许，正是对教育的坚守，让塔科夫的声名远不如那些从政的同门。不过，塔科夫的坚守与他对施特劳斯思想的理解密不可分。这种理解散见于他发表的各式文字之中；读者手中的这部文集收录了这些文字，目的是借助塔科夫的帮助，更好、更深入地理解施特劳斯。
整部文集分别从政治哲学问题、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对施特劳斯主义的反驳五个方面论述对施特劳斯的理解。
（一）
理解施特劳斯首先要从最核心的问题入手，理解他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内在含义。施特劳斯发现，古典政治哲学审慎地处理哲学追问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现代政治哲学抛却了这一审慎传统；现代政治哲学以为理论性、沉思性的哲学，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干预政治实践。古典政治哲学却并不认可这一点。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旨在要求用哲学反思自身，学会审慎地与政治生活相融，而非直接干预政事。如此一来，施特劳斯与现代的各式主义论述迥异其趣，他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直接方案与原则，因此后世对所谓施特劳斯主义的批驳当然与施特劳斯思想本身无关。
文集从最核心的论述开始，第一篇文章《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问题概述》概述了施特劳斯的思想内涵，全面论析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政治与哲学的基本关系。政治共同体的生活需要共同的价值信念，而哲学的求真意志却有着质疑一切的天性。
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信念无法承受哲学的追问，势必与哲学形同水火。但从另一角度讲，政治生活本身若缺乏哲学的指引又极易堕入盲信之中，缺乏清明的决断。政治既容不下哲学，又离不开哲学。古典政治哲学要处理政治与哲学相容的恰切方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施特劳斯发现了政治哲学的隐微写作，把求真的哲学意志隐藏在了关于何为最佳政治制度的追问之中，促成政治与哲学的并行。政治与哲学在古典的“启示与理性”张力中，砥砺前行，耕耘出一段与现代精神迥异的精神痕迹。
启示精神宣称，人的理性是神之智慧的影子，人之思辨无法企及神之智慧；古典哲学虽不信神，亦不笃信人智，它确定人所能拥有的确切知识仅有无知之知。总而言之，古典政治哲学不会把研究人类历史当作寻觅智慧的良方，更不会因为历史上关于智慧的表述各异，而就此陷入否定最高智慧的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泥潭。
施特劳斯要在与现代精神的抵牾之中，紧随古典文本的步伐，重新走回古人追寻智慧之路，以求在保守与激进的左右之争维系那宝贵的中庸；这一做法当然会为浸淫于现代精神之中的学人所不解。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考克 (J. G. A.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均对施特劳斯的学术方法提出挑战：焦点涉及偶然与永恒、历史与普遍、德性与自由等诸多复杂难解的思想命题。不过塔科夫以为，剑桥学派虽则有名，其论述远不如政治学学者冈内尔(John G. Gunnell)对施特劳斯文本所作的考察更详实、更贴切。
虽然冈内尔对施特劳斯文本用功颇深，且态度谦和公允，不失学者风范，然而在塔科夫眼里，冈内尔的理解仍然误会颇深，难窥堂奥。施特劳斯反复提醒自己的读者，阅读古典文本应小心语句，注意情境，勿忘文学要素在文本中的作用。细读文本的文学功夫流诸笔端，同样塑造了他自己的写作文风。
在解释马基雅维利时，施特劳斯强调了《君主论》和《论李维》的不同类型；在解释迈蒙尼德时，他也强调《迷途指津》和《法典》具有不同的文学特征。我们与冈内尔一样，成长于现代学术架构之中，未曾有过深厚的文学功底，理解这个问题自然不易。
马基雅维利
所谓注重文本的文学特征，是指注重文本中对话主题的性格、事件与场景。它们将使某些论述或讲话的意义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好像同一个音乐作品，在不同的演奏家手中，或者在不同的演奏场合中，或者在演奏家的不同时期，乐曲的和声、节律效果各不相同。甚至有钢琴演奏家认为演奏的场景是唯一的，所以不应该有录音，原因大抵与此相类。
现代学术训练未曾注重文学训练的基础作用，使得现代学术无法准确理解古典文本的深意。由于学界人士与智识之士，不再如古人一样，借助文学手段体察永恒与具体情境之间的张力，便会造成其对政治原则的盲目信仰与冲动冒行；斯文之丧或正为现代思想及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所在。塔科夫在批评冈内尔之时，巧妙地将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放到一起，以显现代思潮引发的政治后果。
然而，施特劳斯也不是语境主义者与文本主义者，因为他深知唯有极少数人能理解并掌握意见与真理之间的中庸之道；任何语境与文本的原则均无法在非中庸之士的手中演变为智慧的影像。所以，施特劳斯觉得应该用隐微的写作手法，确保这样的智慧传递到极少数人手中。
施特劳斯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少的怨恨与误解。似乎无法接受他的隐微写作手法之士均是智识上的庸众，低人一等。塔科夫在文中指明，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手法区分极少数人和庸众，绝非智识上的区分，或者智力高下之别，而是对两类人的区分，一类人敢于走上自我否定以求问形而上问题，另一类则是对这类事物毫无兴趣之人；那些求问形而上问题的人士，非但并不聪慧，甚至在大家眼中还会显得愚笨。
施特劳斯的经典与解释，将上述“愚笨”的爱欲囊括其中，视作珍奇，护佑有加。谁若意图在施特劳斯的解释中，寻觅某种智慧的法门，无异于缘木求鱼。后人阅读经典文本，解释经典文本的过程仅是一条自我教育之路，追求一种在精神与智识上摆脱过往成见、寻觅自由真谛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明白，塔科夫留身教育领地，关注教育问题，并进行相关论述的追求所在。
塔科夫深知施特劳斯的回归古典，追慕古风，是为了重识苏格拉底的哲学式生活方式；哲学式生活方式实则并不神秘，甚至会在常人眼里显得乏味与无聊。哲学式生活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均是属人的充满爱欲的生活方式，差别在于爱欲的对象各不相同。
苏格拉底雕像
哲学式的生活方式，并非意图将哲学训练服务于政治生活，而是有了哲学式的生活方式，便不再受缚于自身的低俗爱欲，也不会把政治上的承认当作至高伟业。于是，当这类人在被迫参与政治生活之时，他们便能够在混乱的尘世中，保持清明的理智，不受各式欲望裹挟。所谓施特劳斯的教学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氛围，不过是这种哲学式的生活方式对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而已。
古典政治哲学不将政治哲学的应然强加于政治生活之现实境况，反而注重以应然的视角看待现实问题，以求维系实然朝向应然的张力。这就注定古典政治哲学的撰述涉及的问题、术语及方法，不会具有体系化的哲学论述特征，反而显得更平易近人，更懂得用日常语言言说哲学问题。
古典政治哲学从现实政治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谁应该成为城邦中的治邦者？无论是哪种政治制度，均会选择一个少数人的群体成为治邦者，管理城邦事务；由于人性本身的缺陷使得治邦者难免以权谋私，无法在城邦中践行正义。唯有那些出于高贵与正确本身而行高贵且正义之事的人执掌治邦之权，方能保障政治生活本身的正义。
古典政治哲学要在政治生活之中寻找最优的治邦者，以肃清政事，但它也清楚地意识到，超越政治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目标的所在。哲学式生活引导高贵而正义之人走向整全，免除了政治生活本身的窠臼。
塔科夫未曾言明如何实现该目标，他仅隐约提及，施特劳斯对色诺芬《论僭政》的论述与此相关；似乎正是在古代僭政与现代僭政的对立关系之中，我们拥有了最恰当地理解智慧本身的入口。塔科夫指明，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一书之中看到了色诺芬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差别关键点，即节制。
古典哲人意识到政治生活与神圣性之间的联系，因而小心地维系着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平衡，以免对神圣性形成过大冲击；马基雅维利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打破了平衡，遗忘了古典哲人的节制品质，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之路。
（二）
从表面来看，施特劳斯忧心着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毕竟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导致了现代政治生活的危机；不过，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现代性的本质是从实质上否定了哲学的可能性。据此来看，施特劳斯更加忧虑哲学的危机。他认同了卢梭、尼采等人对现代思想的批判，但他深觉卢梭、尼采更进激进地推动了现代性，哲学的危机非旦没能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哲学更不审慎地卷入到政治的纷争之中，不再拥有静观的天资。
尼采
在施特劳斯看来，要认清卢梭与尼采等人的问题，必须从源头上理解马基雅维利的问题，如此才能理解现代性的起点。塔科夫明确指明，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开创性身份是由于其思想中包含着两点不同寻常之处：第一，他拒绝承认古典思想对王与僭主的区分；第二，马基雅维利已沦为教授邪恶的教师。施特劳斯还说，马基雅维利关心自己的祖国，远超过关心自己的灵魂。
初看起来，马基雅维利似乎具有某种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马基雅维利的所有问题均以放弃哲学生活方式作为基本前提。
哲人以关注自身灵魂为己任，而马基雅维利则更关心自己祖国的政治问题，甚至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不惜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最终演变成教授邪恶的教师。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统治效能的发挥并不依靠邪恶的手腕，而是借助神圣法则劝勉民众，以塑造自愿的臣民；僭政与王政的核心区别正是在于统治的对象究竟是自愿的臣民还是不自愿的臣民。
马基雅维利故意模糊二者的区别绝非偶然。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日文版前言》一文中，塔科夫指明他改变了传统哲人对于人性的理解，不再遵守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教诲，意图改变尘世的政治生活状态，以求实现大治的宏图。
古典政治哲学没有现代政治哲学那样的政治宏图，也不如现代政治科学那样实用。现代政治科学模糊了实践智慧与理论沉思的界限，使得理论上对完美的渴望进入到实践领域，带来的后果并不会是平和的政治生活，反而极可能带来激进的政治冲突。
古典政治哲学保留了政治生活与沉思性理论生活的分野，以提醒治邦者审慎而智慧地处理人世的邪恶：比如恶的存在和持续存在，所有人类制度的最终衰败，权力的持续重要性，正派、人道和正义的不稳定性，不可能永久废除战争以及人类进步的绝对限度。
古典政治哲学务求维系理论沉思的完美与政治生活的污浊之间的张力，以求审慎地维系着脆弱的尘世生活。这属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亦是塔科夫《施特劳斯：论理论与实践之关系》一文的主题。现代自由主义与现代政治科学一样，模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误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审慎性混为一谈。塔科夫显然意识到了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批驳。
在《施特劳斯：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辩护》一文中，塔科夫提到了施特劳斯的犹太人身份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起源的内在关系：由于经历长久的政治与宗教迫害，犹太思想家渴望在人世间彻底解决宗教政治问题。
若有宽容而自由的政治空间，犹太人的宗教问题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塑造这样的政治空间，需要将理性的思维而非启示的精神传递给大众。然而，令那些思想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努力打造出的“宽容”，变成了一种了“纵容”，乃至于对犹太人的敌视情绪，愈演愈烈，不可控制。
对犹太人的宗教性歧视与迫害，在理性启蒙之后的社会之中变本加厉，最终演变为大屠杀。施特劳斯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关系，亦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病所在；理性启蒙借助哲学的手段打造了第二洞穴，让民众陷入更狂热的冲动之中，远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维系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力的中庸之途。
（三）
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让更多的自由派人士认为施特劳斯奉行保守主义。塔科夫没有去申辩施特劳斯与整个保守主义的关系，而是首先考虑他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系。实质上，既然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会与政治的观念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当然不会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完全相符。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它们均有一套自己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学说，而在政治哲学看来，这套学说无异于盲信。若说自由主义更多地忘记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中的政治维度，那么保守主义则忽略了其中的哲学维度。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追寻苏格拉底的哲学式生活方式，每天最紧迫的事务是关注自身灵魂的修为，若非迫不得已，绝不会卷入到具体的政治事务之中。若要谈古典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功用，无异缘木求鱼，它唯一的功用便是尽力确保那个历经古典政治哲学训练的人在做出政治决断之时，摆脱各种情绪与盲目欲望的束缚。
古典政治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条实现自我教育的道路。唯有在政治常识陷入到盲目的乌托邦冲动以及固步自封的自大之中时，古典政治哲学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那些误以为可以在施特劳斯的文本之中寻觅现实政治问题答案的人，自然会陷入施特劳斯主义的错误，这与施特劳斯本人并无直接关系。
在这一点上，塔科夫或许最知施特劳斯深意，所以才会抓住一切机会，投身教育事业，既为自己也为他人走上哲学之途劳心尽力，乐此不疲。文中数篇文字的英文原文尚未刊行，首以中文见世，感谢塔科夫先生的信任。恩师刘小枫先生就该书的成型，数次指导，感激不尽；众译者不辞辛劳，于工作之余从事翻译，实属不易，于此致谢。编译水平所限，恐仍难免厄误，望方家不吝赐教。
《论施特劳斯的思索和写作》
作者：[美]塔科夫 著 崔嵬 编 李孟阳 曾俣璇 等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
ISBN：978-7-220-12362-7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定价：86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是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研究中心主任塔科夫对于施特劳斯的思索和写作的理解的相关整理成果，全书分作政治哲学问题、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及附识部分，分别从普遍的政治哲学原理，古典政治哲学的追求，现代政治哲学问题，以及如何区分政治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区别五个方面论述施特劳斯的基本思想。附识部分主要是对施特劳斯主义的驳斥，更有助于学界全面理解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特质，避免学界对其思想的误读。
【作者简介】
塔科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负责人，是洛克《教育漫话》及《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编者，主要作品有《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并与他人共同编有《卢梭的遗产》一书。编者崔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长年从事《经典与解释》系列的翻译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