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远川研究所
地球上最奢华的酒店，不出意外坐落在中东。
位于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皇宫酒店，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八星级酒店。酒店外观的114个穹顶全部由马赛克砌成，表面镀银，顶端装饰黄金，到晚上还会自动发光。室内挂着1002盏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就连厕所指示牌都用纯金打造。毕竟，这个酒店对外立的flag就是“实现客人当国王的梦想”。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外景
不过，这样一个奢华到发腻的地方，它所用的近15000吨大理石，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东南的一个县——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
这样一个在中国地图上几乎寻不见的县级市，不仅包揽了全国约70％的石材进出口业务，还造就了从国内的人民大会堂，到海外的阿布扎比皇宫酒店这样无数的工程杰作，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隐形石都。
然而，国内产大理石的地方不只有南安，甚至南安的石材无论是储量还是品质都谈不上出类拔萃，许多石料还需要从海外进口。可为什么偏偏是南安，成为了世界石都？
南安位于泉州和厦门交界位置，区位交通方便。当地石材产业的发家史，有三个关键节点，分别是：老人画圈、政府搭台以及中国入世。
蓝色区域为南安，区位条件好
20世纪80年代末，南安的主要产业仍然是种植业和渔业。为了谋生，许多南安人跑到隔壁晋江、同安的花岗岩企业打工，积累了早期的石材行业经验。但由于当时的石材利润率还不高，所以自己办厂的并不多。
时间进入90年代后，南安人的机会来了。
1992年，老人在海边画了个圈，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都大幅增加，对石材的需求量急剧攀升，有的石材项目利润率高达300%。能赚3倍的钱何必还做打工人？于是，南安许多农民开始自发经营石头开采、加工和石材交易。
但是，由于南安本身缺乏资本积累，农民自己无力建厂。所以早期从业者往往选择在马路两旁，用毛竹、油毡和铁丝皮搭成简易的工棚，张罗几十个老乡作劳动力，再配上一些原始的加工器具，直接就在国道的马路牙子上建起了石材加工厂。
在马路牙子上建工厂，一是省钱，二是本身也有打广告的作用，路过的人里指不定就有潜在客户。于是，越来越多南安人跑到国道的马路边建简易石材厂。但参与者多了后另一个问题自然就来了——原本利润率最高达300%的石材产业，也开始卷了。
90年代中后期，激烈的价格战让石材产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且由于出口渠道被厦门外贸公司等中介机构“卡脖子”，导致这种“内卷”又进一步恶化，大量企业倒闭，南安石材产业也陷入停滞。
眼看刚刚有点苗头的石材产业又要陷入低谷，南安市政府坐不住了，于是就迎来了第二个节点：政府搭台。
1999年5月，既然南安人热衷在马路边建石材厂，当地政府索性就在福厦公路旁建起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材建材大卖场——闽南建材第一市场。大卖场占地800多亩，堪比大半个故宫，汇集了海内外各种矿山公司、加工企业、贸易经销商等全产业链环节，从找石头、挖石头、雕石头、磨石头等等一应俱全。
前身为“闽南建材第一市场”的水头镇中国石材城
以至于有人戏言，只要你在南安，随便登上一辆出租车，司机都可能问你“兄弟，要石头吗？”。
通过产业链整合，既可以避免零散的中小厂家间无休无止的内卷，也能增强对外谈判的筹码。渐渐地，南安不仅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石材物流中心与最大的石材进出口基地，年产量占全国40%以上，甚至还辐射到海外，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石材批发市场。
而随着中国入世，南安石材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市场的大门向中国企业进一步张开。这一年，也是另外两个周期的起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
2000-2010s，养肥了中东土豪的国际油价
国内房地产的繁荣催生了大量对石材建材的需求，而国际油价的上涨则养肥了南安主要的国际客户——中东的土豪们，诱使他们一掷千金购买南安的石材去盖更多、更高档的清真寺，以及像阿布扎比皇宫那样的奢华酒店。
但是，老人画圈、中国入世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仅限于南安。而政府搭台建产业园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换言之，这三个节点梳理了南安成为世界石都的历程，但很难解释其成为世界石都的原因。国内具备类似条件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南安？
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把时间拨回更早之前，揭开南安石材产业发展史的另一面。
南安地处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海外做生意已有百余年历史，出海一直是当地的常规操作。正因如此，南安拥有一个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的特殊群体——华侨。
作为福建最大的侨乡之一，南安走出去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仅港台就有170多万人，欧美日等另有150万。厦大创办人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菲律宾长大的解放军名将叶飞，祖籍都是南安，海外华侨对南安的捐资也是连续十几年都位列福建各地之首。
陈嘉庚女婿，爱国华侨李光前
这为数众多且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华侨群体，在南安石材产业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老人在海边画圈后，一方面是需求增加拉动石材利润率上升，但更重要的是，大量外资侨企带着资本和技术进入南安。
以老牌侨企港龙石材为例，他们在香港获取海外订单的同时，也在往南安水头生产基地成套地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意大利生产加工设备，包括拉锯、圆盘锯、自动磨机等等。
这些新技术迅速引发很多本土企业的跟进，一举将水头石材从手工时代带入机械时代，大大提高了石材成品的品质和档次。
随后，一批诸如东升、东星、溪石这样的内资龙头也通过模仿侨企的工艺和商业模式，跟着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种在资本极度缺乏、市场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里，由侨资企业播下种子投资，带动本地产业发展的案例，是缺乏国有资产但拥有丰富华侨资源的闽粤两地，在产业发展初期的普遍规律。
而侨企除了带来资金与技术外，更深远的意义，是成为了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桥梁。
经过海外市场历练的侨企，不仅了解海外需求，也对国际贸易规则非常熟悉。他们的经验与视野对于南安石材业的出口导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早期，他们通过全球选矿向本地企业示范了“供给需求两头在外”模式的可行性，后来又通过在海外开展销会、设展销中心等形式让更多海外客商了解到了南安石材。
第十八届水头国际石材博览会上，由康利石材开发的可折叠石材吸引了很多关注
另一方面，对于家乡的熟悉，使得侨企有别于一般的外企，可以更快识别出当地潜在的商业机会，对接国际市场的需求，并利用其与家乡的熟络克服很多交易上的摩擦。这种地域亲缘性赋予了侨企在信息获取、管理、招工、联系本地供应商等等方面的优势，反过来增强了他们的投资意愿。
正是由于侨企发挥的海内外市场润滑剂作用，解决了石材行业里最大的难题——运输。
对于体积巨大而且沉重的原材料荒石而言，从土耳其走海运运过来，运费甚至比从湖南运过来还便宜。因为从湖南过来走的是公路或者铁路，运费贵，每立方米石料最低也要1000元；而从土耳其运过来，成本最贵不超过500元。此外由于石材制成品大都销往海外，临海又省了笔将制成品运到海港的费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材企业高时石材，就通过将南安纳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内，为当地石材产业发展持续输入外部能量，玩出了这样一套”内外兼修“的打法。
它首先借助遍及全球的良好口碑和销售网络源源不断地获取订单，再从全球超过50座的储备矿山购入优质石料，海运至其在南安的生产基地进行加工，最后再将成品发往下游的客户，用高品质再度强化自身品牌形象，实现自身商业模式上的一次“双循环”。
概言之，侨企充当了连接海内外两个市场的润滑器角色，这让南安石材产业更容易参与国际贸易，也就更多地靠海运完成运输，反过来就解决了石材行业里的运输成本难题，因此获得了其他地区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回顾水头石材业的发展史，海外华侨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类似的故事在沿海地区的很多行业都有上演。
在国内产业发展的萌芽期，海外华侨往往扮演了天使投资人，提供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将国际市场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回家乡；在产业逐渐成熟之后，他们又为内资企业向海外扩张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嫁接起出海的桥梁。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60%的外资企业是由华人控制的侨资企业，这一数字在1992年之前还要更高，达到90%以上。
侨资企业一直以来占据外资企业的主流。来源：陈方豪等
很多海外华侨确实通过投资大陆成功分享到了祖国成长的红利，但是事前来看他们的投资行为在商业意义上并不一定明智，很多的举措其实并不能完全由经济动机所解释，或多或少带有提携乡亲、造福桑梓的美好意愿。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曾指出，在中文中，无论在严格的词汇意义上，或是从百姓的日常口语中，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准确对应的词语。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连并存，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
侨者，桥也。海外华侨作为一种跨圈层的存在，通过与其家乡宗族与感情上的连接，扮演了中国大陆与世界的桥梁，贯通了海内外的资金流、贸易流、信息流。
在 “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将会冲出国境线，出海全世界。而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群体，或将会是他们在海外市场上攻城略地时可靠的战友。
[1] 福建石材企业“变形计” ，中国建材杂志，2021.01.13
[2] 强势崛起的石材帝国——福建省泉州南安市水头镇石材产业
[3] 厉害了南安！石材做得比纸薄，能弯曲还能制成手表，海丝商报，2017.11.09
[4] 福建省南安市石材产业史研究，费明明，2008.4.1
[5] Familiar Strangers: Lineage Connection and Diaspora Investments in China，陈方豪、熊瑞驰、张晓波，202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