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地延长了生育假,让育龄女性切实感受到一波政策的温度。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图片来源于东南商报

据五节商情监测系统显示,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修订计生条例,包括北京、上海、浙江、重庆、湖北、青海、河南、四川、江西、广东等。

政策脉络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实施三胎政策。
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11月25日,上海市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将生育假由三十天延长到六十天,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等情况适当延长。
11月25日,浙江省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女职工生一孩可休158天,二孩、三孩各188天。
11月26日上午,北京市取消了限制生育的措施,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女方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三十天增加至六十天。同时,子女满三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享受五个工作日的育儿假。
11月26日,湖北省通过了《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再生育审批、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完善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等内容作出规定。

不得不说,各地纷纷增加生育假,这是对国家三孩生育政策的积极呼应与落地。但由此暴露出来的三个问题,也同样需要捋一捋。

首先,生育假带来的成本,由谁负担?
其次,生育假对职场女性的影响,由谁承担?
再次,生育假终有休完的一天,孩子谁来照料?

生育假成本

全由企业承担不现实

“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没有激励和动力去承担这些成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表示。

如果新规只是单纯的政策“请客”,企业“买单”的话,那么生育假越长,企业负担就越大,招聘女性员工的意愿就越低,最终导致对女性就业歧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而迫使女性职工降低生育意愿,结果适得其反。

光明日报评论道:

只有政府财政切实分担起一部分生育成本,在减免税费外,补偿企业的雇佣成本,企业才能有意愿配合这项政策的落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

生育不仅仅是女性、家庭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发展、民族繁荣的大事。因此,延长和增加相应假期要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员工三方的成本分担长效机制,政策才能真正落地,国家要拿出“真金白银”,将延长和增加相应假期纳入生育津贴支付。

防范职场性别歧视

避免政策伤害女性发展

现实中,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等“四期”增加的用人成本,是性别歧视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休假期间的活由谁来干,休完假之后其岗位会不会随着企业发展不在了?休了一年半载后晋级涨工资通过了是否有损其他员工的积极性?这些是摆在企业和职场女性面前不容逃避的细节问题。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生育保险能够有效地减少企业因为女性职工生育的成本。但是企业的考虑可能不仅仅是生育津贴的工薪成本,女性生育和哺乳期带来的劳务中断,也构成了企业发展的成本,企业对于各种生育相关的假期是缺乏热情的,生育假本来是保护家庭和女性的政策,要避免在实施中却伤害女性发展。”

羊城日报表达观点:

  • 在立法延长生育假的同时,必须拿出配套措施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首先,应该进一步通过政策法律禁止用人单位歧视女性。2019年,国家9部门曾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其中禁止招聘环节限定性别。但实际落实效果不理想,企业“隐性歧视”仍然禁不住。下一步应加强立法禁止歧视女性。

  • 其次,要建立各方“成本共担”机制。职场用人单位歧视女性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生育休产假带来的成本问题。只有合理化解这个成本,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

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笔者注意到上海网友对延长产假的评论:

好笑之余,不免也有诸多辛酸。

目前,在我国,0—3岁的托幼服务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这对于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房价高居不下,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以及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等,都会让家庭变成“恐生族”。

光明日报评论道:

生育假只是提升生育率、构建生育友好社会的一部分。从大处讲,调整现有住房结构、完善普惠性托育、消除教育焦虑;从小处看,对哺乳期母亲上下班时间的设定更加弹性,在单位增加设施更加人性化的哺乳室等,都是需要政策制定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加以考虑的。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认为,

  • 由于各种生育关联的配套政策牵涉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和需求,现在要考虑这些政策如何具体实施,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多以正向激励为主的配套措施。

  •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从根本上要鼓励更多的家庭按照政策来生育,它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