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知道，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
实际上，一开始，胡适对《红楼梦》并不是很感冒的。
他认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并不高，思想性比不上《儒林外史》，艺术性比不上《海上化列传》《老残游记》……
现在我们看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成果，也不难发现，他从来都没有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做过研究，只是把精力都放在了文本的考证上。
在胡适考证之前，《红楼梦》混杂于《金瓶梅》《醒世姻缘》等世情小说之中，并不突出。
而在胡适考证之后，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大增，越来越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赞誉声大增。
最终，《红楼梦》确立起了它在当代的不朽地位，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巅峰。
不能不说，胡适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话说回来，胡适既然对《红楼梦》不感兴趣，他后来为什么会殚精竭虑地投入到《红楼梦》研究中去呢？
老覃在今年夏天写了《陈延年：陈独秀长子，死于乱刀之下，老蒋不许收尸，胡适无辜受累》一文，文中讲陈独秀有一个世交好友，名叫汪孟邹，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同时也是我党的党内文化界人士。由于胡适是陈独秀的北大同事，他也因此和胡适成为了朋友，曾替胡适出版过《胡适文存》一书。
胡适研究《红楼梦》的缘起，就始于这个汪孟邹。
汪孟邹身为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终生和书本打交道。
1920年，他的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了《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等等新标点、新版式的系列小说，因为延请了名家作序，又认真地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很火，供不应求，赚了个钵满盆满。
1921年，汪孟邹把目光投向了《红楼梦》，准备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出版新版《红楼梦》。
但考虑到《红楼梦》篇幅长、出版费用高，为了稳赚不赔，他想了一个万全之计——请胡适写一篇具备广告效应的“考证”文章，争取引起了新旧红学的争论，为新版《红楼梦》的造势。
胡适于是在该年3月27日出了一篇《红楼梦考证》。
陈独秀也很仗义地写了一篇《红楼梦新叙》加以附和。
这样，《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新叙》以及亚东版《红楼梦》于该年5月面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其中，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更是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
《红楼梦考证》主要提出了“曹雪芹自叙传说”、“曹寅家世说”、“高鹗续书说”这三大学说。
另外，也对“索隐派”旧红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索隐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写了《石头记索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当然不服胡适这些观点，撰文对之予以抵制与诘难。
胡适被迫应战。
他和他的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先后写出了两篇《跋〈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一书，以及《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为“新红学”打实了根基。
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蔡元培提出的许多诘难常常让他陷入两难境地，无地自容。
因此，在之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他的红学研究停滞不前，出现了空白。
到了1927年，胡适意外获得了一本仅残存十六回的《红楼梦》抄本，事情有了重大转折。
这个抄本的第一回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此被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因为书是残本，又称脂残本、脂铨本。
另外，书中带有大量署名为“脂砚斋”的批语，其中的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胡适遂把本抄本称为甲戌本。
由于书里面的脂砚斋批语全面证实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三大学说，胡适因此 称之“为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曹雪芹原稿本的过录本”，他以里面的脂批为依据，迅速写出《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使“新红学”进入了“定于一尊”的全盛局面。
然而，让人倍感诡异的是，胡适一直不肯将甲戌本真面目示人。
即使梁启超发话，说他的这本书“来历不明，不可轻信”，将他的军，他仍是死死捂住，不置一词。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仓惶逃台，他一生藏书都抛下了，百忙中仍不忘带走了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和他另藏的一部程乙本，并且长期秘藏。
直到1961年，他才同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甲该书的影印本。
而有识之士一下子就从这个影印本中看到了许多破绽。
比如说，在1927年，胡适对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得来的缘由也交代得非常潦草、敷衍，只说是有藏书人上门推销，自己用重金买下了。
他这么说，显而易见是害怕别人深究，推翻了他称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为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的论断。
到了1961年甲戌本的影印本出版时，他被人们追问起这部书得来的经过，就干脆来了个死无对证，在“跋”文中说自己当时太过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和地址，即“这部书在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完全不可考了”。
影印本出版时，首页的前三行的下面却已撕去了很大一部分，为什么要撕去这一大部分？
他在“跋”文中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自己在1927年得到这部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原先的收藏者撕去这么一大块，用意就是“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让人查不出它是从谁家出来的。
可惜，这根本不是“原先的收藏者” 撕去的，而是他亲手撕去的。
因为，早在1928年，他在描述这部书的时候，说“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
看，书原先只是“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影印本出版时，却是撕去了首页的前三行的下面很大一部分。
而书一直在他胡适手上，不是他亲手撕去的还会是谁？
这可真是做贼心虚了。
另外，1995年第2期《历史档案》刊布了卖书人胡星垣在1927年5月22日写给胡适的信，这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胡适一直以来都在撒谎。
自从《红楼梦》诞生之后，对于《红楼梦》的评点，在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就有东观阁书坊出版的带评点的《红楼梦》，评语多达两千多条。东观阁本之后，又陆续出现了王希康、姚燮、张新之、蝶芗仙史、刘履芬、黄小田等评点家对《红楼梦>的评点本。
这些评点本彼此间互有参考和借鉴，却从没有出现过参考脂批的情形。
突然在1927年出现了一本号称诞生于乾隆时期的脂抄本，实在让人疑窦丛生。
而胡适又这么藏着掖着，人们更加有理由怀疑这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了。
老覃以前写过《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情人？叔父？堂兄弟？都不是，而是一民国文士》一文，赞同当代红学家欧阳健先生的研究结果——甲戌本并不是什么“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更不是“曹雪芹原稿本过录”，而是1927年以后才出现的、为“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人为制造的赝品。
关于这个甲戌本，之前曾和胡适站同一战壕的俞平伯后来幡然悔悟，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甲戌本的出现，乃是流毒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