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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农场生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满腔热情地从事乐趣无穷的艺术劳动之际，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我却要在这急风暴雨中扮演一个被洗刷、被淘汰的悲剧角色。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群众大鸣大放，都来给党提意见。作为一名新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员，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经验，而只有一股年轻人坦诚的热情。当时我只是想：既然是党号召我们提意见，我们就应当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义不容辞地帮助党整好风。基于这样一种单纯的动机，我便经常陪同知名人士张伯驹先生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已见。我满以为自己是在做着一件天经地义的壮举，却何曾料到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竟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在我的头上，使我在几个昼夜之后，由一个革命队伍中的成员，沦为一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哥盛兰的命运也不比我好，继我之后也被加上了同样的“桂冠”；三哥稍好，但也落了个“中右分子”的“美称”。古来有“一个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而我们同胞三人却是“一人‘加冕 ，兄弟难逃”。好端端的一个梨园世家，一时间竟成了反动的“右派窝子”了。
我懵懂了，我迷惘了，我不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辩解吗？表白吗？一切都没有用，铁案难移，板上钉钉，纵然浑身是口也无法洗刷这“滔天的罪过”，唯一的只有听从党和人民的裁决。痛定思痛。只是随着“反右斗争”步步向纵深发展，我才渐渐从混沌的意识中苏醒过来，捧读着那些言之有据、振振有辞的批判文章，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自己的真诚的悔恨，我恨自己辜负了党的多年教育，恨自己堕入了与党和人民对立的“反动”深潭。我于悔恨中感受到的撕心摘肝般的痉是无可名状的。
然而，既已打入“另册”，一切悔恨与痉都是于事无补的，彼时彼际，没有人相信你的检查和申辩，唯一正确的态度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处分与改造。
1958年初，我终于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盼到了接受处分的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我便被押送到离北京三百多里远、位于京山线上的苛淀。那里有一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的污垢洗涤净尽的寓意在内的。
我是饱含着悔恨和对未来的恐惧心理离开生我长我的北京，抛下我的妻儿老小，踏上这条“改过自新”之路的。虽说我从小坐科红功学戏，比生长在小康之家的学生要苦得多，但毕竟没有从事过正式的体力劳动。在收容所待命期间，曾经听那些“二进宫”的劳改油子们渲染过：清河农场的活儿累死人，每天都得抬大筐儿，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得挨整。我不由得暗自思忖：我能吃得消吗？倘乎因为体力不支而把身子拖垮，今后这碗戏饭还能吃得上吗？但转念又一想：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论年龄，我三十有七，可谓正当年；论体力，无论怎么说我毕竟还有自幼红就的武功底子，就算那里的活儿再重，怕也不会超过人力所能承担的限度。况且，我作为一名男子汉，宁可累死也不能让它吓死。
我就是怀着这种忐忑而矛盾的心情到达目的地--清河农场的。我满以为那些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会把我们押上卡车送到某一个基层劳动单位，而事实却使我大出所料，没成想竟把我个人用小吉普车单独送到总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落里，更使我惊奇的是，一进院门我竟然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了声，并且看到有人在院子里练功。我不禁暗自惊喜地揣测：这儿难道也有剧团吗？是的，我猜对了，这儿正是一个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
剧团里一位姓孙的政治指导员以亲切而温和的态度接待了我。他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应当认真地反省和改造。但不要气馁，才三十几岁的人么，正当年，改造好了仍然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多做贡献，我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听了这一席话，我很受感动，当即表示：“指导员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不久，清河农场的领导人，一位姓梁的处长又接见了我，这位四十多岁的河南人，肤色黝黑，一脸善相，看上去不象个“老公安”。他经常同我们在一个食堂里排队买饭，然后跟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把我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我，并亲切地说：“盛长，犯了错误不可怕，怕的就是让错误吓住了。你要挺起胸来，跌倒了爬起来！只要你努力学习，好好改造，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咱们这儿的这个剧团底子薄，水平不高，你来了正有有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帮助干部们把这个团的艺术水平提上去。你是梨园世家出身，干了这么多年京剧，经得多见得广，我相信你一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今后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时向剧团的领导提出来。他们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可以直接找我。”
在那种时候和那样的环境里，我能得到遇这样既讲原则又能充分体谅人的领导，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党和政府的关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这个业余京剧团的阵容是不弱的，那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或是受名家指点过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赵慧娟，就是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弟子，扮相、嗓子、做派都很好；架子花脸连振东，是中国戏校的毕业生，也因“右派”问题而被中国戏校实验剧团送到这里；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出身的演员，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总之，这个团的基础还不错，在我到这儿以前，他们经常演出为数不少的传统戏和本戏。我看了他们演出的几场戏后发现，他们的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我到剧团不久，得知原来跟我同在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小有名气的丑角演员方荣慈因与我同样性质的案情，也被送到这所农场，但没有送到文教队，而是送到了较边远的一个分场里劳动。我听说这个情况之后，立即向梁处长和孙指导员提出建议，把他调到剧团来，以充实我们的阵容。领导上听了我对他为人及业务的介绍以后，立即派人把他接到了文教队。记得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在总场部小礼堂里为干部们演了一折《问樵》，领导上很满意，就把他留下了。此后，间或又有北京一些小有名气的演员因不同的案情先后被送到了这个剧团来，其中艺术水平较高、呆得时间也较长的要算原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武生黄元庆了。
我当时只想“立功赎罪”，所以到剧团后就把全部心思用于提高这个团的演出水平上，不仅自己争取多演出，而且还担任了导演的工作。开始我把自己比较拿手的一些传统剧目排了出来，诸如《问樵》、《失印救火》、《四进士》、《审头刺汤》、《打严嵩》、《打渔杀家》等本工当行的老生戏，同时还排了本行以外的武生戏《长坂坡》（饰赵云）、武丑戏《秋江》（饰艄翁）等。那时每排出一出戏来，便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活动也较频繁。
当时，北京各戏曲院团都争相尝试编演现代剧目，北京京剧团的谭元寿、马长礼等青年演员们上演的一出新戏叫《智擒惯匪座山雕》，剧情和角色设置与后来上海京剧院编演的《智取威虎山》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有些出入。因为它是第一次由原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的京剧本子，在思想性及艺术性上自然没有后来的京剧本子更完善。农场主管文艺的部门和剧团的领导决定把这个戏搬上农场的舞台，于是就派人到北京索来剧本，并委派我为导演团的主要成员兼演杨子荣一角。
对于农场领导居然让我这个“右派分子”扮演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形象这件事，我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好、演好，以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本子拿到手以后，我便积极协助执行导演分析人物、设计唱腔、动作乃至舞台调度干得十分起劲。对个人担任角色的创造，更是呕心沥血，忘寝废食。为了把杨子荣这个智勇双全的侦察排长演活，我反复琢磨，觉得如果一味按老生的路子演，势必不能体现角色的青春活力。所以我只在唱腔上融化了一些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派唱腔，而在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武生的表演方法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程式，并结合解放军的特点，加以规范、革新，使之贴切地表现现代人物的精神气质。至于后面的开打与念白我除了袭用武生的传统演法，也揉进了些武丑的技巧，以有力地表现杨子荣的机动灵活与足智多谋。这个戏排出后，一连演了几十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继这个戏之后，我建议排演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我既当导演，又扮演前钟离老人、后乐和两个角色，又是一个老生、一个武丑。之后，我还执导排演了青衣和小生的对子戏《柳荫记》，剧本、唱腔、调度等一切均按我四哥盛兰与杜近芳原排此剧的路子。我个人仍在剧中扮演祝员外一角。再以后，我又把原在中国京剧院二团排演过的《猎虎记》（我演孙立）和马连良先生创演的《赵氏孤儿》（我演程婴）以及李万春编演的《戚继光斩子》（我演戚继光）等一些大型新编剧目相继搬上了农场的舞台。后来，黄元庆也把裘盛戎师兄创演的现代戏《杜鹃山》排了出来，他在剧中扮演原由净行应工的主角乌豆。
那时候我们的排练、演出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其紧张程度丝毫不比专业剧团差，甚至还要忙，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任务一个跟着一个，日子过得非常之快。我们的任务不仅限于为正在服刑和接受改造的犯人和劳动教养人员演出，借以配合政府的管教工作，调剂他们紧张而贫乏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时有各种特殊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譬如，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建有几幢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于是便经常有中央或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到这里休假或养病。每遇有首长莅临，必然要看我们的演出，记得我们曾先后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首长们演出过专场。每次演完之后，首长们总要接见我们，并且鼓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0年，我们还曾为向天津新河般厂等单位求援钢材，特地到塘沽为几个单位作了答谢性的慰问演出。我至今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在般厂演出，大轴戏是郭世华的《挑华车》带“牛皋下书”，我在前边与方荣慈演完《问樵》后刚洗完脸，剧团的团长便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问：“盛长，牛皋你有没有？”我一时懵懂，不解其意，便随口答应一句：“什么有没有？”团长更急了：“我问你‘下书 的活儿你会不会？”我这时才明白是让我演牛皋，便说：“这活我看旁人演过，会是会，可从来没来过。”团长听我这么回答，便斩钉截铁地下命令说：“不管你来没来过，今儿得赶一个。快！勾脸！”说完之后便又匆匆而去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唱老生的演花脸，经过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演牛皋的演员临场休克了，万般无奈才让我“救火”，难怪团长这么急赤白脸呢。我们小时候坐科时，老先生们就教导我们：遇有特殊变故要救场，这叫做“救场如救火”。既然发生了这种突然事件，我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我二话没说，找花脸演员们借了毛笔和油彩，对着镜子就勾起脸来。仗着我幼时画过脸谱，不然的话，还得让别人代勾呢。说老实话，当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唱了这么多年的戏，从来还没遇见过这么横的领导派活儿，我的脾气也不太好，若是放在过去非跟他吵起来不可。可那会儿是不敢违抗的，因为我深知自己是戴罪之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听指挥，即所谓“逆来顺受”。
在塘沽演出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有一天我们在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里是塘沽京剧团的所在地，彼时有位郭仲林先生在这个团教戏，正住在后台。郭先生原来唱谭派老生戏，后来长期为对谭派戏颇有造诣的名票夏山楼主（即韩慎先）先生操琴，业务水平很高，人品也极端正，1937掉初，曾被天津梨园界公推为天津国剧公会会长，在艺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他的夫人是我同科同学王世续的姐姐。郭先生发现我在这个剧团演出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这位先生是不善辞令的，见到我之后只是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悄悄对我说：“老五，你的戏焉以后，到我屋里坐坐。”说完便径自回屋了。那天我的戏也排在前面，记得演的好象也是《问樵》，后面的《挑华车》和《贵妃醉酒》。我演完戏卸了妆以后，便应郭先生之约去他屋里小坐。一进门，我却被屋里的景象惊呆了：原来老两口儿正在为我包饺子呐。当我目睹这种情形之后，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涌出了双眼。一顿清水煮饺放在正常年景下只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而当时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1960年哪，那时人们饿得眼睛都蓝了，假若能有两顿纯玉米面而不掺代食品的窝头就是求之不得的美餐了，谁还敢奢望包顿肉馅的白面饺子呢？那真犹如吃一桌山珍海味一样难得，我怎么能不深受感动呢？我看着两位善良老人慈祥的面孔，不禁喃喃地说：“您老二位每月才这么几斤白面，干嘛还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就留着自己吃吧！”没想到我这话刚出口，郭先生却嗔怪起我来了：“盛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你不吃就是瞧不起我们。想你从小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步儿，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了，总该让你吃上一顿顺口的饭吧。你甭过意不去，只当是回到自己的家了，痛痛快快地吃，别胡思乱想的。你正当年，不愁没有前途。”听着这些烫人的亲切的话语，我一时哽咽难言，只有默默地点头。就这样，老两口为我煮了饺子，看着我吃饱了才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郭仲林先生这一饭之恩，并且也从这两位普通人身上深悟到中国的老百姓是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的，即使在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流露出自己的好恶，尽管有些是不自觉的。郭先生后来被邀请到中国戏曲学院任教，老生演员耿其昌曾获益于这位老师。年事渐高以后退休，与老伙在天津乐享天年，1985年11月逝世，终年八十多岁。我愿借此向这位艺德兼优的老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悼之情。除了上面这种有特殊使命的演出外，我们还曾到北京向公安部作过汇报演出。当时健在的马连良、裘盛戎等师兄曾看过我们演出的《赵氏孤儿》等戏，并给予了鼓励和指教。
此外，我们还到过塘沽、汉沽等地作过为数不多的营业性演出。当地观众对我们的表演是很欢迎的，他们觉得这个剧团阵容强、戏路正、行头新，但究竟都是哪些演员登台，他们是不得而知的，因为那时我们贴出的广告上，一律冠以“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的名称，而从不披露每个演员的姓名。
环境确是能够变更人的意识与情绪的，我原以为人一经坠入劳改场所，必然要在政治的高压下过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而实际上，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即使在身陷逆境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欢乐。党和政府对待犯了各种罪错的人，采取的不是一棍打死的政策，而是以教育为主，并尽量创造条件使被改造的人在比较温和的环境中树立起对前途的信心。对于在各类专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则更给以特别的优待，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拿我所在的文教队来说，无论从管理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大大优于下面的基层劳动单位。下面的人每天要在警卫人员的监督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伙食标准是较低的，经常吃的是粗粮，只在公休日时才能得到“改善”。然而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出入入，至于伙食就更好了，每天在干部食堂里吃饭，细粮多、副食好，每当夜间演戏归来，都还加一餐夜饭。遇有节日，还为我们安排会餐。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很大，领导上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有时还特意犒劳他一顿涮羊肉。即使是在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我们的生活也相对地比下面好一些。正是由于领导上从思想到生活上给予了我们真诚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每天的工作比较劳累，却也能在痛苦中尝味到一点欢乐，而不是一味地咀嚼心灵深处的苦涩了。
领导的关怀增强了我的信心，也激发了我的干劲。我知道自己是保留公职人员，迟早会回原单位的。为了让这个剧团后继有人，我在紧张的排练、演出之余，还接受了培育青少年演员的任务。当时，我们招了三十多名学生，由我和其他演员负责教他们练功、演戏，经过几年的教学和实践，后来这些孩子终于都能跟班演戏、其中有几个人还能主演一些折子戏了。当我回顾起在农场度过的这段时光，我不能不联想起我那多灾多难但却十分坚韧的妻子谭秀英来。由于我在政治上重重地跌了跟头，使得我的家庭也随之蒙受了许多苦难。姑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如何受歧视，只就经济生活而言，就远远无法与以往相比。我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时是四级演员，每月工资二百二十多元，足以维持我们夫妇及八个子女的生活。而自我接受劳教之后，工资降为三十元，自顾尚且不够，又哪有能力提供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呢？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出身梨园名门的谭秀英没有叫苦，没有退缩，更没有对我表示一丝一毫的离恨之心，而是咬紧牙关把家庭的重担一下承担在自己病弱的身上。她很顾脸面，不肯向生活优裕的娘家伸手求援，更不愿向京剧院领导申诉自己的苦衷，而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撑持一家人的生活。记得在1960年，我因工作劳累和心情抑郁而突发了心脏间歇症，领导上一面为我请了农场医院中医术最好的大夫调治，一面打电报通知了我爱人。她接到电报后，匆忙地安排了一下家务，便立即登上东行的列车直奔农场而来。车到茶淀车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下车以后迎接她的是一片漆黑，没有人，没有车，只有一条依稀可辨的蜿蜒的路。在车站蹲一夜吗？天明之后有交通车可乘。不，她等不了，她睡不着，她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迈到我的身边。走！就是走上一夜也不能在车站停留。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的家庭妇女，身上还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吃食，她硬是独自移步在连一盏路灯都找不到的漫长的路上。夜对于心境舒展的人来说，会觉得有咱神秘的色彩，而对于一个心灵上承受着沉重负荷的人来说，却只能带来更深重的孤寂与恐怖，何况那散埋在公路旁的坟茔里不时地冒出来点点“鬼火儿”，耳边又间或听到狐狸的凄厉的嚎叫呢？当我们夫妻相见时，不由得同时涌出又酸又苦又涩的泪水来，好半响我们竟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当我看到她为我带来的那么多滋补身子的营养品和药物时，我吃惊地问她：“咱们哪还有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过头去紧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一句话也不肯说，后来经我再三询问她才告诉我：“自你离家以后，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是卖着吃，一切能换钱的东西都换了钱了，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我能说什么？一切还不都是因为我一个人造成的吗？我只能喃喃地说：“真难为你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暂时用不着的该卖就卖，等将来缓过来咱们再置。不过有些东西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比如那把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宝剑你也卖了？“
”不卖拿什么给你买东西？你疼它我就不疼它吗？我也是万般无奈呀！“
我哑口无言了，我有什么权利责怪她？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她又怎么肯把自己父亲馈赠给我们的这件有纪念意义遗物只换回区区三十元钱呢？三十元哪，当时只能买十斤粮票！
对于这样的一位贤妻良母，我只有从内心感激她，尤其令我欣慰的，她竟然在那种年月里费尽千辛万苦，想方设法把我们唯一的男孩金援送进了北京市戏曲学校。并不断谆谆教诲孩子要在继承祖辈事业的同时，记取父亲沉痛教训，一定要在政治上听党的话，以期做一名又红又专的新型京剧演员。从这件事上也足资证明，这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即使身临困境也没有被生活道路上的种种磨难所吓倒，相反地却是勇敢地面对现实，以对党、对事业怀抱着的一腔赤诚热望，奋力地争取着美好的未来。
在农场那几年，除了演戏这一主要任务外，领导上还为我们安排了系统的政治学习和适当的劳动项目。差不多每年冬季，都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我们学习，一方面学习有关的理论、文件和政策，一方面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互相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彼此之间毫不客气，决没有任何情面好讲，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上“纲”上“线”地去认识，动不动就要归结为“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在作祟，或者认定是什么“反改造”的思想、行为，那种气氛真可以说是“草木皆兵”。开始，我真是难以适应这种气氛，特别是当我窥察出某些“劳改油子”并非出于良善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利已的目的，故意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地对别人栽赃诬陷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与人之间何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关系？如果照我过去的性子，是非要与这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们辩出个是非曲直不可的。可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我渐渐学会了妥协与忍耐。因为在所有被改造的人群中，对于在政治上"犯了罪错"的人是最严格的，同样一句话，如果是犯有刑事罪的人说的，可以认为是出于无知，而如果是犯有政治罪错的人说的，则就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因此我只得格外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使它们逾越既定的规范。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我在思想意识上受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赖以生存的特定环境以及个人所处的特定地位所决定的。
真正使我受到教益的，应当说是那为期并不太长的体力劳动。我们每到农忙时都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比如插秧、割麦、收稻子、摘葡萄等等，尽管由于我从小没参加过劳动，因而劳动效率很低，但是我却由此亲身体味到了劳动的艰辛。过去也曾读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但体会不深，而只有通过汗水浸透衣襟、手上磨出了血茧和收工以后的腰酸背痛等实际经历与体验，才真正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甘苦，才更珍惜劳动创造出的一切果实，也才会感到创造物质财富后所产生的愉快和自豪。从而从思想感情上缩短了与劳苦大众的距离。
我在农场一共逗留了四年多，1962年政府宣布解除了我的劳教期，中国京剧院领导随即把我接回了原单位，恢复了我的工作。
四年多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算不得漫长，而我在农场的这段时间，却使我集中而认真地思索了过去不曾思索过的若干重大问题，使我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着实地获得了难以言尽的教益。至今我依然觉得，不管当时我受的处分是否公正，但我的心灵却因此得到了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