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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三千年: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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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阁政经 2021-11-28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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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三千年

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密码

文: 编:

据说,巴黎和会在讨论山东问题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有一个精彩发言。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顾维钧的发言与巴黎和会的得失,而是觉得顾维钧的精譬之语道出了孔子、懦家对中国及世界的意义。作为圣人,孔子与耶稣地位相埒;作为圣地,山东与耶路撒冷同等重要。

这个判断,也最简洁地说出了这部《中国儒学三千年》的写作旨趣。孔子、儒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生命相关联,是中国文明的根,其意义、表征,就像耶稣、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灵深处那样,是一体的,而不是外在的依附关系。

▌儒学的起源,曾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起源,都远在孔子之前。孔子只是懦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但“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儒家经典经过孔子之手,后世儒生一般不会提出疑问,足见后世对孔子所谓的“顶礼膜拜”、“马首是瞻”,也反映了孔子、儒学、经典对我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

据研究,儒的发生大约在殷周之际。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代,官学解体,学术重心下移,渐渐转移至民间。儒的前身大约是负责礼仪典 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然而在殷商王朝灭亡后,很多殷商遗民也因周朝统治者的安排,离开故都,迁往宋国等地,集中居住,便于管理。

贵族的文化传统养成绝非一朝一夕,而彻底丧失更非易事。 于是,这批殷商遗民在宋国一定程度上反而自得其乐,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尤其是在殷商那几百年来形成的制度、典制、礼仪、习俗。

反观周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一批起自乡野的文盲,在漫长的“先周时 期”,周人的祖先也在创造、传承着自己的文明,因而当周人取代殷人统 治时,他们并不是只顾着庆贺、狂欢,而是有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强大的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堪一击,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王朝的覆辙?

思索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根据王国维先生《般周制度论》的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法社会体系由此建立了起来。其要点有:立子以嫡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稳妥地制定了一个政治权力传承、经济财富继承的基本规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会规则,诸如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直至以个人为同心圆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等。

这些制度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国社会的无序、混乱的面貌,而且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新兴的周王朝统治者确实有大格局,有长远的考量,特别是周文王姬昌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为周王朝网罗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协助幼主周成王执政,既让周王朝平稳度过了建立之初的困难时期,更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誉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其实都应该从制度层面给予解读。

周公主持制定的礼乐制度,主要凭借的还是那些迁徙至宋国的殷商遗民,这些遗民拥有渊博的知识。而周朝统治者的礼遇,让他们有了一个传承文明的机会,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

据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人就是迁徙于宋国的殷商贵族,拥有较高程度的知识、教养,精通股商的礼乐制度。

经过周朝八百年发展,政治架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周王朝政治架构上的双层体制,既有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联邦要素,又有以各诸侯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诸侯国的政治制度绝无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相互激励。

周天子有自己的经济来源,除了象征意义,用以维持“天下共主”身分而令各诸侯国按礼制进贡方物外,周天子实无力向诸侯国摊派更多的费用,但周天子、周王朝是正义的化身,率有道伐无道,占据道德至高点。

因而各诸侯国不论国力强弱,在很多时候仍愿意与周天子一起,“同仇敌忾”。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周天子确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双层政治架构既维持了一个大的共同体以应对新的挑战,又使各诸侯国因时因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

孔子后来动辄赞美周制,梦见周公,是因他确实看到了周制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周朝的这种政治制度发展到中途,也遇到了新的问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的实力和影响逐渐式微,诸侯弱肉强食,遂相继形成了几个大的诸侯国。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就是这些诸侯国在丛林规则中的胜出,征服、兼并其他诸侯国的结果。

假如周王室仍然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运行,并始终占据主导,那么即便出现几大诸侯国相继或同时争雄称霸的政治格局,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毕竟许多事情超出了一个小的诸侯国范围,诸如治水。可惜的是,到了战国晚期,秦国异军突起,以武力征服诸国,一统天下,进而彻底废除了具有象征联邦意义的周天子。

▌遭遇秦朝致命打击,儒学反而发扬光大

秦帝国的统一,对于后世中国确实具有许多意义,但秦帝国的政治架构是对周朝双层政治架构的彻底破坏,以单一架构取代双层架构,完全废除了诸侯国的自治权,天下一统;又以郡县制替代封建制,对全国实行垂 直管理。

对于秦帝国的政治选择,当年的争论不可谓不激烈,但统治者无视反对者的意见,一意孤行。 统一帝国建立了,但相应的问题其实两千年来并未获得真正解决。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周之变”之后发生的第二次大变动,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周秦之变”。

殷周之变产生了儒家,周秦之变遏制了儒家。在周秦之变争论最剧烈的时候,力主维持双层政治架构的仍是那些儒家学者,只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而坚定不移地废封建、行郡县,甚至不惜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方式解决了持不同政见的儒者。

这是儒学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被坑杀的儒者不算多,但焚书确实是对文明的摧残,给后来的儒学发展,甚至儒家学术史留下来许多持续争论的问题。后来所谓的“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尤其是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其实都与秦王朝的坑焚之虐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我在这本书里解释了,焚书坑儒的实际结果与动议者、批准者、执行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坑焚之虐反而提升了儒家的地位,推动了儒家典籍更大范围的流传。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学甚至被提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儒术独尊,一家独大,而且持续了两千多年。直至20世纪,儒学的地位才受到冲击。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反而促成新儒学的崛起

晚近儒学受到冲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即继“殷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因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引发的大变局。这个变局至今没有结束,如何定位还可以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引发的对传统价值的再思考,其实是晚近的事情。在中西文明交流之初,双方彼此间都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本书中就专门讲述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不论是最早的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王徵,还是稍后的汤若望、南怀仁、梅文鼎、方以智,他们似乎都没有像佛教东来之初儒佛之间那样的相互敌视。

中国的儒家学者谨记圣人“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带 来的西方文化抱着一种急切的学习态度,他们发誓与西儒合作,用二十年时间,将西儒带来的六千部西方典籍,就像《几何原本》那样全部译成中文。 果真如此,中国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西方也将在文化交往中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也确以某种形式参与了西方的启蒙运动。

换言之,起初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并没有感到丝毫不适和无所适从,但中西文化后来发生冲突也是事实。

18世纪中期之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给全世界注入新的动力,遥远的东方也被波及。因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与中国旧有的农业文明、儒家文明,并没有结构性的冲突,工业文明并不是要直接取代农业文明、消灭农业文明,即便融合到后来,也不过是用工业文明的手段去调整农业文明。

用从事农村建设的专家梁漱溟的观点解释,引进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好处不妨应有尽有,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也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调整自身。中国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文明,而不是工业文明完全替换掉农业文明。

理解这个道理现在当然不是问题,充分工业化的西方成了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现代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的中国反成了世界工厂。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道理,因而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不前,又不断受制于先发国家的丛林规则,处处吃亏时,一些思想者如陈独秀、吴虞等人将中国落后的责任推向思想文化,以为儒家伦理、孔孟之道必须承担中国落后的责任。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像贺麟后来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所说,陈独秀等人对儒家、孔子的责难,不仅没有将孔子、儒家打倒,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孔子和儒学的意义。

“后五四时代”新儒学的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五四新文化极端反传统的回应。 这个思潮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20世纪末再度掀起国学热、儒学热,以及对孔子地位不断的重新认同。

这些历史细节,书中尽量都予以描述与解 释。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学就是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即便儒学不是宗教,但对中国人而言,它确实具有准宗教的意义。

书中没有从形而上的视角解读儒学、儒家与孔子、孔孟之道,因为纯理论的探讨、解读过于艰涩与枯燥,本书的主旨是希望从大历史的视角,给三千年的儒学发展史做一个鸟瞰式的描述,为读者诸君呈现一个宏观景象。

是为序。

近代以来关于儒学的争论太多太多,却逃不出两种极端:不是拟古不化,就是全盘否定,两种极度矛盾的观念交替流行,形成了一个圈套,把国人的思想都局限在里面,止步不前。

而本文作者马勇却跳出了这种思维的局限,用现代自由主义的观念, 从大历史的视角,给三千年中国儒学的发展做了鸟瞰式的描述,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宏观框架,为读者揭开三千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密码。

为此,麟阁经略诚挚推荐马勇《中国儒学三千年》,了解儒学在漫长历史中的发展与演变。

◎大众普及版“儒学史”:本书简洁而不简单。 由于长期以来对儒学的两极化评价,中立客观的大众“儒学史”实际上是一个空白。本书则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一个崇尚文明的社会不应总是行走于极端,而只有普罗大众不被极端所裹挟,才成其为可能。

◎通过儒学,透视中国:孔子与儒学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国文明之根,是中国人之魂,与国人血脉相连。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天然就有儒学的基因,读懂中国,必先读懂中国儒学;一部中国史,就在三千年儒学史里。

◎马勇老师亲笔签名:本书精心整理154位儒学人物的小传、4幅儒学流派师承关系图、26幅珍藏彩色《孔子圣迹图》等,见微知著,用讲故事、列图表的方式,宏观展现3000年儒学图景。更有马勇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为《中国儒学三千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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