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郑州一社区出禁狗令，引发争议。图/大河报
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河南郑州有社区发布“禁犬令”：三个安置区禁止养犬，所养犬只一个月内处理完，否则会处罚。
对这一“禁犬令”，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喜的人，终于不用再担心在小区内踩到狗便，突然被狗吠，甚至被狗攻击了。忧的人，则质疑“养狗是我的权利”“偌大的小区，为何容不下一只狗？”
狗与人的冲突
背后都是人与人的冲突
养犬的确是一项个人权利，只要合法行使，他人无权干预。但权力的行使，从来都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在碰到他人的合法权利时止。
“禁犬令”合法吗？是否构成对养犬权的粗暴干涉？社区回应，曾以调查问卷方式征询村民、业主的意见，其中九成的业主（1136 户）均同意禁止养犬。强调多数民意，就是要说服养犬人士，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结果。
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有人爱狗狗，有人爱狗肉。有人自封“汪奴”“铲屎官”，有人见狗便的条件反射却是掩鼻屏息避而远之。
对狗的态度完全不同的两类人，要相互说服并不容易。若只是在各自的空间里互不相扰，倒也相安无事。但养狗不可能不进入公共空间，能不能养、如何规范饲养，也因此进入了法治的场域。
近期就爆发了多起轰动全网的狗与人的冲突事件，当然这背后都是人与人的冲突。如何规范养狗，妥善处理狗与人的冲突，一时间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郑州某社区的“禁犬令”受到关注也在意料之中。对大多数不养狗的人来说，如果小区养狗欠规范或未被禁止，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安阳老人”或“武汉女子”。但下一次有人被狗攻击甚至被咬伤，却未必有一个热心肠的记者“小莉”来帮忙，也未必能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
当维权的不确定性是如此之高，小区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必然会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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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禁犬令”，也需合乎法度
在减少狗与人的接触乃至冲突上，“禁犬令”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既然有“养犬管理规定”，就是认同养犬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养犬行为进行管理规范。社区“禁犬令”不独要有民意基础，还要合乎法度，以避免“多数人暴政”的嫌疑。
《郑州市养犬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可以召集居（村）民会议和业主会议，就本居住区有关养犬管理事项依法制定公约，并组织监督实施。居（村）民和业主应当遵守公约。这一规定的法律渊源，显然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小区是否禁犬，本在业主自治的权力范围之内。郑州此番试点“禁犬令”的小区，为安置小区。安置小区通常居住密度大，人多空间少，在空间上和民意基础上均有“禁犬”的强烈需求，也应当得到正视。
但自治权的行使，也应遵循法律规定。社区以调查问卷方式征询村民、业主意见，并非社区自治或业主自治的法定程序。这种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作为决策参考，但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
正确的自治权打开方式，应是召开业主大会或由业主大会授权业委会，依法定程序投票制订禁犬或规范养犬的相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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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犬问题
社区业主才是最后评判者
家是私密空间，小区是公共空间。法律并不禁止饲养宠物，同时法律对进入公共空间的饲养宠物行为又有必要进行规范管理。这是各地制定“养犬管理规定”的现实基础。
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制定一般性管理规范，而无法穷尽生活中层出不穷的规范管理诉求。这就有了社区业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自治空间。社区公约、乡规民约，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有效的基层自治举措。
在社区养犬问题，以及更广义的宠物与人的冲突问题上，应发挥自治的基础性作用，突出业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让业主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成为最后评判者和最终受益者。
同时，也应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让基层自治在宪法和法律的护航之下，切入社会生活，依法定分止争。更重要的，通过自治提前预防纠纷，维护社区的安全与安宁，不断提升业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