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生于北京，于2016年去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法学家，姑姑是我们曾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看到过的教育家杨荫榆（应该说对她的评价是有点片面的）。她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正是在清华期间与钱钟书相识相恋，终成世纪美眷。
他们的相恋是一段佳话：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而杨绛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那么轻快的一问一答，换来的是绵长的一生一世。
1935年她随钱钟书赴英法留学，1938年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后来又相继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著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作品，所译《唐·诘诃德》成为经典译本。
今天要介绍的《我们仨》，是记录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一家三口生活片断的散文集。
那时候，她相濡以沫的伴侣、可爱的女儿相继离她而去，这种晚年的况味沉潜了数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把他们这个家庭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记录下来，结成了这本《我们仨》：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01人生易逝难返
书中写道：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人们在拥有一种美好、快乐的时候，就会希望它能长长久久，但这只是徒劳，晚清大学者王国维曾感慨“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美好的东西是不可能久存的，正如一家人，再是幸福和美，也敌不过岁月匆匆，终归要各自走散。
杨绛先生有两则回忆女儿钱瑗小时候的趣事，恐怕我们为人父母的读了也会哑然失笑，想起生活中的类似经验：
一则是：
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原来是“自己的屁股坐”在位置上，才算是坐过电车了。另一则：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很没逻辑，又很有孩子的逻辑，就像个脑筋急转弯。孩子的思维真可爱啊！
这些美好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情景里的主人公却早已离去了。笑意还在脸上，悲念已从心来。
恐怕我们每个为人父母的，也有孩子刚刚还牙牙学语，突然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的感觉吧？又有没有一种时光匆匆，我辈转瞬已老的伤感？
这还不包括，白发送黑头。
02人生终要孤独
书中记一个梦：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并不是想到了什么，所以做梦；而是想要什么，于是有梦。当我们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人和物，思念着他们，想要他们回来身边，这样的梦就一个接一个，一夜接一夜。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记得，我奶奶、外婆去世后的几年里，我都会在梦中遇到她们，看到我小时候奶奶把别人给她的糖果藏起来给我吃，看到我打翻了桌上的一碗老酒，喜欢喝酒的奶奶气得“啪”的打了我一下，然后连忙把嘴巴凑到桌上喝那一片酒；看到外婆笑眯眯地切腌鸡蛋给我们吃……
从梦中醒来，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空落落的孤独感。
不可避免的，还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身边人，包括我们自己。一个个终将离场，把孤独思念留给亲人。
也许我们早就有如杨先生这样的体验：
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
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拒绝的体验，永远无可逃避的体验。
03人生最宝贵是长相随
而正因为人生“伤离别”是无法拒绝、无可逃避的，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杨先生一家的遇合是不寻常的，但是他们又把生活过得很寻常。不寻常在于，他们自己身在高处，却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寻常在于，在世人眼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家三口，跟普通百姓一模一样，享受人生“小确幸”。
不过杨先生也说了：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回顾他们的一生，其实不乏惊涛骇浪。特别是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杨绛还被剃阴阳头。钱钟书被分配去打扫大院，杨绛的任务则是清洗厕所。挨批斗更是家常便饭。
他们身上的屈辱，内心的痛苦，不是烦恼和忧虑那么简单。
但他们坚守在一起，挺过来了。
杨先生回忆一次伤心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这一次让杨先生写本书时“还记得当时的悲苦”的事，是她的母亲已在逃难时去世了。而钱钟书先生并不能为她做什么，只能是“百计劝慰”，与她同悲。等她哭够，等她泪尽，等她感受还有爱人相伴。
也许我们能有与杨先生的同感，在爱人身旁，伤心时可以畅快地痛哭，痛苦时有爱人的陪伴和安慰，高兴时一起欢笑，痛苦时相互安慰，在这不归人力控制的人生，岂不是一种宝贵的幸福？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他做到了。
希望这人世间相爱相守的人们，都能做到。
以上是我对杨绛先生《我们仨》的一点浅薄理解，权作抛砖之用，欢迎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