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乌台诗案:苏轼有被冤枉吗?看王苏二人的关系,则知宋神宗的态度

subtitle
旋涡小视频 2021-11-27 05:08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乌台诗案,从表面看,由公文查到了诗的问题,属于文字狱,但从深层次看却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么,当事人苏轼究竟有没有被冤枉?既要看苏轼与王安石实质上的关系,还要看宋神宗到底怎么看待此事。

宋神宗喜欢苏轼,主要因为苏轼有才,与政治无关。而皇帝是玩政治的,在宋神宗眼中自然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个搞文化的,一旦与政治挂上勾,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活出新高度,要么“死得其所”,苏轼属于后者。

那么,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好好搞他的文化事业,掺和到政治中去,这是几个意思呢?在古代,但凡一个文人,都有着广阔的胸怀,不管享誉文坛,还是征战沙场,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说,苏轼在今人眼中,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那时,人家也是朝廷命官,肩上有着国家使命,怎可偷生度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苏轼做人的原则,值得褒奖。但苏轼卷入乌台诗案的关键在于,他动了宋神宗的奶酪。

宋神宗为何要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首先,可以肯定,他想要改变大宋的命运。北宋由于缺少燕云十六州,可谓先天不足,又缺乏长久规划,导致了后天失调。北宋中叶便出现了财政和国防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现象。

其次,王安石也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在北宋的地盘上下“变法”这么一大盘棋,足以见证他伟大的政治抱负。

就这样,君臣在国家变革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君权的保证下,踏上了变法之路。

那么,王安石变法怎么就和乌台诗案扯上关系了呢?因为苏轼不看好变法,因而受到了王安石一派好事者们的故意找茬。

苏轼以文学出名,除了在西湖兴修水利,为后人留下了“苏堤”,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态度,对于变法,苏轼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宋史·列传第九十七》有载,“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可见,苏轼反对变法的态度鲜明。而王安石对苏轼也不客气,“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意思是苏轼反对新法,也不准确。

这一记载说明,苏王二人互相看不惯。那么,苏轼究竟是因为反对变法而反对王安石,还是因为反对王安石而反对变法呢?这个还真有必要掰扯一下。

苏轼看不上王安石是有家传渊源的,在《宋史·列传第八十六》中有载: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意思是说,王安石还没显贵时,其人比较邋遢,衣服脏,脸也不洗,但居然被世人称道。苏洵则看不惯王安石的这个样子,他说“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意思是说,王安石不通人情,是少见的邪恶之人。

苏洵是苏轼的父亲,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无疑会影响到王安石在苏轼心中的形象。所以说,苏轼对王安石存有先天偏见,这是极有可能的,进而反对由他主导的变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王安石变法激起了新旧派的争斗也是事实,那么苏轼到底是属于哪一派?这个却很模糊。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司马光接盘,按说司马光与苏轼算是老相识,苏轼依旧上书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被司马光“寻除翰林学士”。这么说来,莫非苏轼是个“杠精”?

苏轼剧照

尽管苏王二人关系不好,苏轼落难也的确是新法派人物找的茬,但王安石本人还是格局比较大,他亲自出手营救苏轼就是最好的明证。

一个人太优秀,太受领导器重,往往会引来众人的嫉妒。苏轼文才太高,大受神宗赏识,不乏嫉妒之人,一旦有机会可趁,嫉妒者便蠢蠢欲动。吕惠卿、李定,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史上的大科学家沈括,也都是此案的告密者。

苏轼被贬湖州后,上《湖州谢上表》以谢龙恩,本来只是一篇公文,也只是例行公事,但苏轼在表中宣泄了一些个人的小情绪,可能在皇帝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把一个京官贬到地方,发点牢骚也正常。

但在好事者眼中,可做的小动作就多了。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时只是一个偶然。他在上表中说“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等句。

这些牢骚如果出自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之口,一般不会有人追究。但此语出自当时的大文豪苏轼之口,问题大不大是一方面,关键是被好事者能放大好多倍。

就像现在的名人,随意一个不雅的动作,只要上了热搜,那道歉是必须的,搞不好就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苏轼在当时就有着这样的烦恼,写个啥,都能上热搜,都要接受公众的评审。

在当时有个中央监察机构叫御史台,也称乌台,主要职责有两个:其一,弹劾百官,其二,推鞠刑狱。说起别名乌台,其中充满了文人对它的戏虐。御史是专门挑官员们毛病的,于是文人们都认为御史们都长了一张乌鸦嘴,御史台也就叫成了“乌台”。

对于苏轼的这份上表,御史们认为有问题,但问题还不至于要下大狱,这事儿解决起来,也是可大可小。

既然这事儿可大可小,那好事者们必定往大了做,于是顺藤摸瓜,在苏轼的其它诗文中找到了所谓讥刺皇帝的证据,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说这是讽刺皇帝。再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说这是大逆不道,皇帝哪能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呢?

在古代有一个人的坏话是千万不能说的,就是皇帝。于是苏轼就因为几篇诗文被下了大狱,因“诗”成案,故曰“乌台诗案”。

苏轼说皇帝坏话,这是罪大恶极,看上去似乎非死不可。但这起案子在宋神宗眼中,他在意的倒不是苏轼的几篇诗文,而是苏轼反对变法,由此激起了宋神宗的愤怒。

这天下到底谁说了算,你们一群人来反对,还有没有把朕放在眼里。宋神宗生气的地点在这里,于是抓一个大名人来杀鸡儆猴,也未尝不可。

那么宋神宗到底有没有要杀苏轼的意思呢?从苏轼被释放的结果来看,神宗并非真要杀他,有两个原因:

其一,宋太祖曾有誓约,说除叛逆谋反之罪外,一概不杀大臣,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很少死于非命。

其二,宋神宗太欣赏苏轼的才华了,而且朝堂之上保他的人也有一大批,比如,王安石尽管与他不对付,听说苏轼有难,尽管当时自己也因受到打击,被迫辞官回到了江宁老家,但他还是上书给神宗,为苏轼做了辩解,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胸怀之大,令人敬佩。

所以,苏轼在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后,他还是出狱了。但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首先,苏轼因诗入狱后,其妻怕事,将苏轼不少手稿都给烧了,这对文坛来说,可是一大损失。

其次,苏轼以戴罪之身被流放到黄州后,他的心态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也有《赤壁怀古》这样的豪放之词,但在经历了政治打击和仕途挫折之后,在他的词中,也多有凄清苍凉之感。如“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第三,乌台诗案牵连了不少苏轼的亲友,多达39人,其中三人都受到了重处。如驸马王冼,被削除了一切官爵;再有王巩,被发配西北;还有苏辙,也遭受了降职处分。对于亲友因自己而获罪,苏轼内心自责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过与宋神宗、王安石相比,苏轼已经算是幸运了。王安石胸有大志,但难于实现,最后郁然病逝。宋神宗作为一代帝王,却无法左右朝堂,空有一身抱负,到死也无法实现,年仅38岁忧郁而死。而苏轼获罪,因其知名度摆在那里,还有大把人营救他,而宋神宗、王安石想做一件正经事,却无人支持,这种帝王之悲、君臣之悲,又有谁人能懂。

回看曾同朝共事的三个人,苏轼、王安石和宋神宗,到底谁是赢家?答案令人意外,那就是他们都输给了命运。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帮TA点赞
大家都在看打开应用 查看全部
网易热搜每30分钟更新
打开应用 查看全部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