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是台静农先生120岁冥诞。
台静农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人物。因为家国丧乱，他的生命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台静农生于安徽，青年时期深受五四运动洗礼，关心国家，热爱文学，并视之为革命启蒙的利器。1925年他结识鲁迅，随后参与左翼活动，1930年北方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因为左派关系，他饱受国民党政府怀疑，1928至1934年间曾三次被捕入狱。抗战时期台静农避难四川，巧遇五四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成为忘年交。
抗战胜利后，台静农并未能立即离开四川。1946年去留两难之际，他觅得国立台湾大学一份教职，原以为仅是跨海暂居，未料国共内战爆发，让他有家难归。在台湾，台静农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乡成为故乡。台静农在台大中文系任教二十七年，其间任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广受师生爱戴。除任教治学外，他以书法见知艺坛，尤其擅长倪元璐体，被张大千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王德威《亡明讲史》导论）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台先生的学生周志文教授的文章《在他们的时代》。“老年的台先生在他的歇脚庵，自号静者，表面是静静守着自己一方，什么都不管。但他的书法平稳坦荡中透露出不寻常的奇倔之气，撇捺之间，总微微有点让人不安。”
在他们的时代
周志文｜文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
1981年6月，周志文(左四)台大博士学位口试后，与台静农先生(右四)、张清徽先生(左一)、叶庆炳先生(右一)等人合影。（图／台大中文系提供）
2021年11月23日，是台静农先生一百二十岁冥诞。
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台大“中文人”，跟台静农先生不可能没有关系的。我大学不读台大，但到台大上过他的课，后来硕士、博士都是在台大得的，我的博士学位考试，在台大的口试是由台先生主考，在科举时代台老师不但是我的“业师”，也是我科场的“座师”了。虽然有多层关系，台先生跟我们隔了一个世代，老实说，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有些事不只发生在台先生的时代，就是发生在我的时代，不刻意解释，别人也难以了解。譬如我刚才说台先生是我博士学位的校内主考，难道学位还要在校外再考的吗？是的，在我那时代，各校还不能授博士，“教育部”还要办一场特别的口试，口考委员通常有七人，通过了才由“教育部”授予博士学位，那时叫做“国家博士”，繁文缛节得很，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这制度几年后就改了，学校就可直接授学位，以致现在没人懂了。
熟知系里事务的朋友听说台先生当我主考，说台大有博士生后，台先生从没做过主考，光这一点，就很特别，忙问我台先生问了我哪些问题，我说我全忘了。论文口试时，考生都是名实相符的“苦主”，像法庭被人审问，或像刑场待决的犯人，偶尔问你有没要说的，自己学烈士就义前陈词一番，也侃侃了几句，勇气其实都是装出来的，所以过后往往就会“立志”忘他个一干二净。倒是口试结束之后某日，指导教授张清徽老师带我到台先生府上致谢，才知道台先生答应做我主考，是张老师“求”来的，张老师曾是台先生的学生。在台府，两位老师面前我不太敢说话，台先生看我冷在一边，客气说我的论文写得不错，他点出了几处，才知道他是细看过的。他又问我论文提到晚明徐渭的《四声猿》，还知道徐渭是个书法家吗？我恭谨回答说知道，记得徐自己说过：“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又问我知道祝允明吗？我也点头，但我有自觉，焦点不该集中在我身上，直到告辞，也没深谈。我不喜稠密，相交多清远，对长辈亦然，后来有几次陪友人到台府领取所赠书法，算起来我跟台老师也有点关系的，但我始终没一件他的墨宝，原因是我从没开口跟他要过。
台静农先生于1986年七月与家人游美，在国家公园留影。（图／台大中文系提供）
台先生在大陆时代，是个学者，但当时的学者，比现在的要“有志”多了，他曾从事文学创作，也卓然有成，他的小说曾被鲁迅认可，他也热衷过文化与社会改革运动，读他小说，知道他曾唱过《马赛曲》与《国际歌》的，算是个左派“愤青”吧，有时扮演急先锋的角色，因此也坐过牢。在当时人的眼中，受罪坐牢都无所谓，故国神州有大片土地好奔驰，又有无数苦难人民待拯救，那是“大我”所在，“小我”是不能怀忧丧志的。我曾看过台先生用汉隶写张载《西铭》上的话：“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而这句的前面，就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名言，可见他怀抱所在，而当时有为的青年，大多类此。
但来台湾后，地变小了，人变少了，刚来时气氛肃杀得很，要适应这里生存得靠其他本事，沉默与收敛是其中之一。他在台大，继许寿裳、乔大壮两先生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的两位前任，都是离奇死去的。许寿裳一晚在台大宿舍被人乱刀砍死，警局的说法是闯空门的小偷所为，也有个说法是被当局的特务杀了，但当局为何要杀他呢，也没人说得清楚，那时是一九四八年，鼎革在即，台湾乱成一团。乔大壮先生接许寿裳先生的任，不久因故回大陆探亲，不料却自沉于南京，乔的死也是一片谜团。乔死后台大中文系等于没“大人”了，只有台先生能接，便由他接了，所以台先生初接任的那几年，一直都是活在莫名的阴影之下的。
时局大乱，人心惶惶，为了营生，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像当时四伏的险巇，承平时代的人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台先生在台大连续做了二十年中文系系主任，这纪录好像很难打破，不过在当时，也不算什么，那还是个政令清简的时代。沈刚伯先生当台大文学院院长，一干就干了二十一年，算起来比台先生更久，沈先生除了做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学系系主任，还有英千里先生当外文系系主任，也是当了很久，当时好像没什么专兼与任期的制度，以今天角度看，都有点乱。
台先生到台湾之后，就像变了个样似的，之前那些有关社会变革与文学开展的豪情壮志，好像不得不收拾了起来，曾经左翼青年的那种孤注一掷性格，也变成步步为营的谨慎小心了。但他驰骋了大半生，一时之间是收拢不住的，所以他刻意寻找可以延续他悬荡之想，却不会引起别人的猜测与怀疑的事。他发现中国传统书法的秘境值得探索，那里的高山深谷可供攀缘，一方面可以忘身，一方面可供“振衣千仞岗”，万一失足，伤的是自己，跟别人也一无牵连。
台静农临《石门颂》局部。（台大供图/图）
他早年受沈尹默影响，是练过书法的，但他之后的书法旅程，却有些令人不易猜测。他临过汉碑中的《石门颂》，又因张大千赠他倪元璐书作，对倪书的特殊笔势也有了兴趣与体认，他在习倪书之前，还曾临过王铎书法，倪、王都是晚明的书家，倪元璐在明末做过高官，但并不得志，崇祯死时他也随之自缢而死，是个忠烈又奇特的人，倪的书风，苍浑雄放之外，又险仄奇绝，应是他人格的写照吧。据说台老师也曾学过扬州八怪金农与罗聘的字画，也许只是浅尝吧。他早期写毛笔字是随兴，但到台湾后，就不光是随兴，而是全力以之了，因为除写字之外，没太多事可做。
非常有趣的是《石门颂》与倪体行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与风格，不要说不能相提并论，几乎是无任何调和空间的。《石门颂》讲究的是克制与均衡，每笔都用中锋，看起来四平八稳，堂堂正正，而倪元璐的书法偏锋侧出，运笔奇险，每字几乎都朝右倾斜，结体诡谲。倪书的撇笔常轻率些，捺笔往往不到位，或以点代之，单独一个字摆着，好像随时要倒，所以有奇险的感觉，但全篇一气呵成，字字相联，也是流畅而有神的。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倪元璐）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海瑞）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可见也多以“异态”、“奇矫”视二人之书法。我觉得台先生的倪书写得比倪元璐的更为奇倔而紧密，但可能有《石门颂》在后面撑着，却是始终没有要倒的感觉。
这点非常奇怪，为什么他隶书选择平稳，而行书选择奇倔呢？不仅如此，他虽受过沈尹默的影响，但沈行书文静端凝的书风在他身上一点都看不到。他后来不走王铎的路而走倪元璐的路，据说也是因为王书“烂熟伤雅”，他后来对金农与罗聘有兴趣，原因可能是金农与罗聘在艺术上奇怪的个性，又跟他们处处不与人合的生命态度有关吧。这么说来，台先生的人格与他书艺之间的关系，有更值得探索的地方，不可轻易放过。
我记起台先生问过我徐渭。徐渭也是晚明的诗人与书法家，他的年辈比倪元璐要高，但他的才高与不遇，比起倪的要更严重许多。袁中郎在《徐文长传》说他：“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夫，悲夫！”袁文中的“奇”有两种读法，也有两层不同含意，前面几个“奇”都读“齐”，就是奇怪、奇特的意思，最后那句“斯无之而不奇也夫”的奇要读“基”，是“奇偶”的奇，奇是表示命运不好，遭时不顺的意思。照袁中郎的说法是，徐渭因为太奇特了，使得他命运坏得透顶。
我一直在想，台先生是不是奇特呢？当然是，他命运好不好呢？答案可能有好多个，而彼此关联性不强，有些还很矛盾。有些矛盾，在他书法上可以看出来，但也只能看出一些大概，细微与真实的部分，我们的了解还是不足。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之间，似乎隔着一堵不低的墙，想要跨越，还需要花不少工夫的。
我与台先生相近的机会不多，这是我生性羞怯又慵懒的缘故。但我非常喜欢台先生的样子，他个儿高大，皮肤黝黑，是北方贵人的那种长相，不论远近，都好看得很，他晚年上唇留了一小撮胡子，眼神肃穆又温和，完美得有如一尊北魏佛雕。我记得在我博士学位的口试中，那天他穿着一件浅色的港衫，端坐在上座，当时我心乱如麻，但他只消几句话或使一个眼神，原本冲着我来的许多灾难，顷刻之间都消失无踪了。
佛与菩萨会寻声救苦，他们总是放心不下别人，因此胸中仍是有波澜的。台先生是否也有波澜呢？有的，这可由他关心徐渭的“不遇”看出来。老年的台先生在他的歇脚庵，自号静者，表面是静静守着自己一方，什么都不管。但他的书法平稳坦荡中透露出不寻常的奇倔之气，撇捺之间，总微微有点让人不安，好像他在示人，就算是承平岁月，世上依然隐隐有一种危机在的。
他内心深处，也许并不宁静。
周志文，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阳明学十讲》等，另有散文随笔《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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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文 著
北京出版社
2019年10月
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我辛勤写作，勉励我的是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怍地面对当今的世界。
——周志文
《论语讲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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