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在读书的时候，唐诗宋词是很多人的噩梦吧，背，背不过，默写，写不对，恨不得和诗人、词人来个当面对峙，你怎么那么能写啊？诗句还好一些，分行分列，音韵和谐，节奏鲜明，读起来朗朗上口，关键是字少！
词就不同了，词一般分两段，平仄押韵，样样不同，而且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相对来说，在“词”这一领域中，现在知名度最广的当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了吧，他的著作好多都是中学时期的必背词句。
但是这位豪放派的著名词人，也有被难倒的时候，而难倒他的人便是王安石。为了教训苏轼，王安石曾经出了一个上联，结果不仅苏轼没能对出来，到千年之后的现在，还没有人对出来，堪称千古绝对。
苏轼、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今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生性豁达，为人真诚，爱交友，喜好美食。也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李志敏也曾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他的诗词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有意思的是，与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他的仕途，为何会有这么一说呢？
回首苏轼的仕途经历不难发现，他屡遭贬谪，宦海沉浮。难得的是，他还能在贬谪中保持了他豁达的心性，比如贬官黄州时，全家饥寒交迫，后来有一个书生替他向官府申请了一块荒地，苏轼亲自耕种，这块地就是“东坡”，而他自称“东坡居士”。
在此地，苏轼做了很多的诗词，《东坡八首》便是这里的产物：“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这种清新的诗句，体现了苏轼对生命的热爱，就是这种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才会让他在被贬岭南时，做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篇。可以说，他的文学成就是伴随着官场起伏逐渐发展起来的。
王安石，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北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在政治上，他为后人熟知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当时，王安石已官至宰相，为了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而富国强兵，开始主张变法，但是这一举动触及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利益。
宋神宗初时还支持变法，但在曹太皇太后、高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后。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一年后，王安石起复，继续实行变法，但在宋神宗去世后，后宫妇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把持朝政，变法宣告失败，王安石也跌落谷底。
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8年后，宋哲宗亲政，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王安石才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
政治上的势同水火
现在，虽然王安石的知名度不如苏轼广，但是在当时，王安石的地位远在苏轼之上。彼时，王安石为北宋宰相。
现在，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公认的政治家，列宁就曾评价他：“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那时，苏轼虽然也当过官，但是却没有王安石那样大的成就。
另外，前面我们提到的苏轼遭到贬谪，其中也有王安石的手笔。当年，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敌，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
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变法政策的实施，官员之间的分歧也不可避免，苏轼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王安石对上的。
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觉得应该在租税、差役、兵役等进行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该在小利上与百姓计较太多，两人结下了“梁子”。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后来，苏轼上书谈论变法的弊端，引起王安石的不满，于是，王安石设计，让御史在圣上面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没办法，只能离开京城，去外地上任（就是被贬了）。
在政治上，两人针锋相对，可彼此心里都明白，对方都是为了国家好。同时，他们的品格也比较好，称得上是谦谦君子，彼此间相互钦佩，对对方都赏识不已。
王安石对苏轼评价称：“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也不由赞到：“此老乃野狐精也。”也就是在这份友谊中，两人才留下了一个千古绝对！
品格上的惺惺相惜
苏轼曾牵扯进“乌台诗案”，原因是苏轼到任后，按规定给皇上写奏折，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生事”原来是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里的，称“变法”就是生事，而“新进”是苏轼另一篇奏折中提到的，认为提拔年轻官员就是新进。
于是，当时的变法者抓住这个理由，认为苏轼在攻击朝廷，借此向宋神宗施压，要将苏轼处死。此时，王安石已经卸任，虽然他已经退隐了，但是宋神宗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奏事权。
在之前他从来没用过，甚至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遇到政治困难，他都没有用过。然而，当苏轼遭遇此劫难时，王安石上书：“岂有盛世杀才士乎？”
于是，“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宋神宗将苏轼贬到黄州。大约在1084年，苏轼路过江宁，特意去拜访王安石，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王安石听闻欣喜异常，还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亲自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其实，早在此之前，王安石就一直关注着苏轼的诗文写作，每当苏轼有一篇佳作传来，王安石就高兴地不得了。当初，苏轼遭贬的时候，王安石还出来送他，并给他出来三个上联。
这三个对联苏轼对上了两个下联，但是另一个抓耳挠腮也想不出来，王安石说不用着急，回去慢慢想，可是等到王安石去世，苏轼也没有对出来，这第三个上联就是“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这个上联难在什么地方呢？七里的一半是三里半，山塘的一半是半塘，而且半塘还是个地名，还要求合辙押韵。其实别说王安石去世后了，就是千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人对出来，千古绝对实至名归。
然而，在苏轼与王安石的友情渐入佳境、成为彼此的知音不久后，王安石去世的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还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表达了对已逝故人的怀念之情。
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在前期因为政见不同而针锋相对，但二人行事光明磊落，即便是有矛盾也是为国为民。正如陆游在《跋东坡谏疏草》中说：“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也算是“文人相亲”的典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