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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黄炎培给毛泽东打电话“催债”,毛泽东:不够朋友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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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历史 2021-11-26 16:55

图|黄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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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炎培,是晚清时期的末代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他曾经创办过我国第一所正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作为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人士,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延安之行

1945年2月,国共谈判陷入僵局,5月,黄炎培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还没有彻底关上。

6月,他和章伯钧、诸辅成等7位参政员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打了电话,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

延安方面很快就回电了,表示愿意商谈,并说欢迎他们到延安做客,可以当面交换意见,7月11日,黄炎培一行乘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

延安,对于黄炎培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传说的地方,在重庆的时候,他对延安的了解都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

图|延安

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曾经发过一篇《访延安报告》的文章,通篇都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符人情,言论不自由”等污蔑性言语,黄炎培看过文章后,并未当真,他坚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才是真相。

周长

于是,67岁的他不顾众人反对,冒着随时会被敌机轰炸的风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去到延安,在延安机场,黄炎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从这些人的脸上,黄炎培一点看不出国民党报纸中所述的“凶神恶煞”。

在延安待了5天,给黄炎培带去诸多震撼,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游手好闲、褴褛污秽的人,老百姓的衣服破旧但干净,脸上带着善良乐观的微笑,气色红润,朝气蓬勃,这些都是黄炎培在除延安之外的地方,所没有见到过的景象。

刚到延安的时候,黄炎培还带着点紧张,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人有着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想去哪去哪,想看哪看哪,就连老百姓,也是没有任何束缚,绝对自在的。

这里的大官完全不像重庆的大官一样飞扬跋扈,他们普通地在大街上行走,熟稔地跟乡亲们谈笑生风,就连毛泽东,也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人群里面,去观看一场联欢晚会,没有人会把这当做什么吃惊的事情。

图|毛泽东

有一回,黄炎培和毛泽东聊天,毛泽东问他在延安感觉怎么样,黄炎培坦率提出了一个自己长期思考但未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朝代和团体总是在创业初期艰苦奋斗,功成名就后就容易松懈腐化,“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微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乐观而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出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回去后思考了很久,“我想,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让黄炎培对共产党的认知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他觉得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如今,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黄炎培都明显倾向共产党一边,

“延安五天当中所看到的,是距我理想最近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他们现在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些都是我多年的主张。”

图|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机场接待黄炎培一行人

回到重庆后,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经历分享给亲朋好友,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件事,就是在延安下了飞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跟他说,“知道吗?我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言语间,黄炎培满是骄傲和认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写本书,8月10日,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并执笔的《延安归来》正式出版。

在书中,黄炎培热情赞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革命根据地,并说他们“前途希望是无限的”,然而,这本书被国民党列为了禁书,而黄炎培也因为这本书付出了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了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炎培正在政协开会,家中只有怀孕八个月的妻子。

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因阻止国民党往台湾运送黄金被特务抓走,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下令:要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重金营救。

然而,黄竞武宁死不屈,最后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

图|黄竞武

做人民的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欣然从命。

过去,北洋政府曾经两次邀请他做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有想要拉他入朝做官的意思,可黄炎培通通拒绝了,当时,袁世凯还送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如今,已经71岁的黄炎培竟然答应了,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回,儿子黄大能就很直白地问了他这个问题。

黄炎培给儿子讲了周恩来动员他的经过,“以往不愿意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如今,我是在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

1950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

图|抗美援朝

在支持的同时,黄炎培也有担心,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如今元气尚未恢复,马上又要投入战争,而且人民当中反美的情绪没有反日那样强烈,加上国民党残余势力犹存,需要面对的舆论太多。

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作出指示,

“当前的局势、事实,已经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除了信任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界人士也应该负起宣传的责任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愿与人民一起共患难的觉悟。”

随着捷报不断传来,黄炎培的担忧消失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由衷地为共产党和可爱的战士们感到骄傲。

期间,黄炎培多次致信毛泽东,献计献策,还通过自己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不少支援前线的宣传工作,不少工商界的爱国人士向前线捐献了飞机大炮。

图|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深受封建剥削之苦的劳动人民自然是扬眉吐气,而地主豪绅却充满了担忧和仇视。

所以,黄炎培在这段时间,收到了不少地主告状的信件,因为不明真相,黄炎培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道理,只是在1950年下半年,频繁地给黄炎培寄去土改材料审阅,还把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介绍给他。

向陈丕显了解过基本情况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黄炎培决定下乡考察,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到了苏南农村。

当时,苏南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考察团住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为了照顾年迈的黄炎培,大伙决定把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给他,其余人露宿房檐下。

黄炎培当然不肯,招呼大家进屋一起睡,还出去找了砖头,为大家搭铺,美其名曰,要和年轻人们打成一片。

图|毛泽东

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黄炎培回到北京,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考察结果。

报告开头,黄炎培就肯定道“我们考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

文章中,也说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就是群众在几千年的专制高压下被解放出来,行动上容易过火,好在政府已经做出纠正,最后,黄炎培说,“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来说,已经搞好起来了。”

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村千百年来都是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导致一部分农民对这项新政策不清不楚。

1955年春天,黄炎培收到消息,说不少地方开始“闹粮”,他忧心忡忡地给毛泽东写了信,说粮食问题很严重。

图|陈云

4月26日,他又给陈云写了信,转交给彭一湖一份反映湖南农村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了查明详情,黄炎培趁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

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提醒他,“先生此次去下乡,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

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辗转各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还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情况和自己所想相距甚远。

“闹粮”问题当中,是有真正缺粮的,但只有不到5%,大多数则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捣乱。

而且,农民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对于统购统销也是满意称赞的,回去的路上,黄炎培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乐观不少。

回到北京后,黄炎培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还主动做了检讨,说前段时间对缺粮的看法是错误的,以后要全面分析情况,随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看法,不过黄炎培也说,“但我还是会知无不言,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知无不言,有错必纠。”

图|毛泽东

向毛泽东“催债”

1959年,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后,虽然重大事情仍然需要他点头,但是政务方面的事情少了很多,也让他有些闲暇时间可以看看书、练练字。

一次,毛泽东听说黄炎培手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一阅,归还日期定为一个月后。毛泽东拿到后,爱不释手,经常拿出来翻看研究。

因为是王羲之的真迹,太过珍贵,稍有一点点损坏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从借出去的那一天开始,黄炎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每天心不在焉。

不到一个星期,黄炎培就坐不住了,多次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完了没有。接电话的是值班室,这么搞了几回,卫士尹荆山都有些没耐心了。

但是,黄炎培电话打过来询问了,尹荆山不可能不汇报,有一回倒茶水的时候,他跟毛泽东说黄炎培又打电话过来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抬起头问道,“不会是黄老又来‘催债’了吧?”尹荆山支支吾吾,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了,“不是说好一个月吗,我每天都数着日子呢。”

尹荆山赶紧说,“黄老也没有催要,是问问,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图|周恩来和黄炎培

不过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两个人既然说好了一个月,如果到了一个月自己不还,那是自己失信,如果不到一个月催要,那是黄炎培失信,两个人不管谁失信都不好。

黄炎培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实在是太担心了,没过两天,又忍不住打了电话,这回,直接打到了毛泽东这里。

电话里,黄炎培先聊了些其他事情,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绕回到了那本真迹上。毛泽东听完黄炎培的话,不疾不徐地问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一个月气你都沉不住吗?”

因为黄炎培这样催要好多次,尹荆山就觉得黄炎培有点小家子气,为本书跟讨债似的催,毛泽东告诉他这本王羲之的真迹有多珍贵之后,还评价了黄炎培一句,“不够朋友够英雄”

一个月期满那天,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仔细的用木板夹好,小心翼翼的交给尹荆山,除了告诉他不要损伤外,还嘱咐他,一定要在零点之前送到黄炎培家,不能失信。

图|姚维钧和黄炎培

毛泽东为什么说黄炎培“不是是英雄”呢?因为黄炎培是有信念的人。有一回在怀仁堂开会,毛泽东也问了那个问题,“北洋政府有段时间找你做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朋友

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从的。”

黄炎培一生都在寻求真理,他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后来觉得并不是真理所在,至于国民党,更是鱼龙混杂,他自始至终没有考虑过加入国民党,到了1945年延安之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

黄炎培一旦认定自己找到了真理,就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全国解放以后,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紧跟

黄炎培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不少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工作。

1955年11月,黄炎培因病住院,念念不忘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大事,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恢复活动力后,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

很快,毛泽东回复,“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望注意保养,早日恢复健康。”

1961年五一晚会后,黄炎培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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