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黄炎培
前言
黄炎培，是晚清时期的末代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他曾经创办过我国第一所正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作为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人士，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延安之行
1945年2月，国共谈判陷入僵局，5月，黄炎培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还没有彻底关上。
6月，他和章伯钧、诸辅成等7位参政员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打了电话，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
延安方面很快就回电了，表示愿意商谈，并说欢迎他们到延安做客，可以当面交换意见，7月11日，黄炎培一行乘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
延安，对于黄炎培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传说的地方，在重庆的时候，他对延安的了解都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
图|延安
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曾经发过一篇《访延安报告》的文章，通篇都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符人情，言论不自由”等污蔑性言语，黄炎培看过文章后，并未当真，他坚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才是真相。
周长
于是，67岁的他不顾众人反对，冒着随时会被敌机轰炸的风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去到延安，在延安机场，黄炎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从这些人的脸上，黄炎培一点看不出国民党报纸中所述的“凶神恶煞”。
在延安待了5天，给黄炎培带去诸多震撼，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游手好闲、褴褛污秽的人，老百姓的衣服破旧但干净，脸上带着善良乐观的微笑，气色红润，朝气蓬勃，这些都是黄炎培在除延安之外的地方，所没有见到过的景象。
刚到延安的时候，黄炎培还带着点紧张，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人有着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想去哪去哪，想看哪看哪，就连老百姓，也是没有任何束缚，绝对自在的。
这里的大官完全不像重庆的大官一样飞扬跋扈，他们普通地在大街上行走，熟稔地跟乡亲们谈笑生风，就连毛泽东，也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人群里面，去观看一场联欢晚会，没有人会把这当做什么吃惊的事情。
图|毛泽东
有一回，黄炎培和毛泽东聊天，毛泽东问他在延安感觉怎么样，黄炎培坦率提出了一个自己长期思考但未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朝代和团体总是在创业初期艰苦奋斗，功成名就后就容易松懈腐化，“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微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乐观而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出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回去后思考了很久，“我想，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让黄炎培对共产党的认知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他觉得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如今，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黄炎培都明显倾向共产党一边，
“延安五天当中所看到的，是距我理想最近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他们现在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些都是我多年的主张。”
图|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机场接待黄炎培一行人
回到重庆后，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经历分享给亲朋好友，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件事，就是在延安下了飞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跟他说，“知道吗？我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言语间，黄炎培满是骄傲和认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写本书，8月10日，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并执笔的《延安归来》正式出版。
在书中，黄炎培热情赞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革命根据地，并说他们“前途希望是无限的”，然而，这本书被国民党列为了禁书，而黄炎培也因为这本书付出了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了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炎培正在政协开会，家中只有怀孕八个月的妻子。
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因阻止国民党往台湾运送黄金被特务抓走，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下令：要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重金营救。
然而，黄竞武宁死不屈，最后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
图|黄竞武
做人民的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欣然从命。
过去，北洋政府曾经两次邀请他做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有想要拉他入朝做官的意思，可黄炎培通通拒绝了，当时，袁世凯还送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如今，已经71岁的黄炎培竟然答应了，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回，儿子黄大能就很直白地问了他这个问题。
黄炎培给儿子讲了周恩来动员他的经过，“以往不愿意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如今，我是在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
1950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
图|抗美援朝
在支持的同时，黄炎培也有担心，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如今元气尚未恢复，马上又要投入战争，而且人民当中反美的情绪没有反日那样强烈，加上国民党残余势力犹存，需要面对的舆论太多。
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作出指示，
“当前的局势、事实，已经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除了信任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界人士也应该负起宣传的责任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愿与人民一起共患难的觉悟。”
随着捷报不断传来，黄炎培的担忧消失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由衷地为共产党和可爱的战士们感到骄傲。
期间，黄炎培多次致信毛泽东，献计献策，还通过自己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不少支援前线的宣传工作，不少工商界的爱国人士向前线捐献了飞机大炮。
图|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深受封建剥削之苦的劳动人民自然是扬眉吐气，而地主豪绅却充满了担忧和仇视。
所以，黄炎培在这段时间，收到了不少地主告状的信件，因为不明真相，黄炎培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道理，只是在1950年下半年，频繁地给黄炎培寄去土改材料审阅，还把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介绍给他。
向陈丕显了解过基本情况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黄炎培决定下乡考察，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到了苏南农村。
当时，苏南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考察团住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为了照顾年迈的黄炎培，大伙决定把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给他，其余人露宿房檐下。
黄炎培当然不肯，招呼大家进屋一起睡，还出去找了砖头，为大家搭铺，美其名曰，要和年轻人们打成一片。
图|毛泽东
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黄炎培回到北京，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考察结果。
报告开头，黄炎培就肯定道“我们考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
文章中，也说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就是群众在几千年的专制高压下被解放出来，行动上容易过火，好在政府已经做出纠正，最后，黄炎培说，“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来说，已经搞好起来了。”
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村千百年来都是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导致一部分农民对这项新政策不清不楚。
1955年春天，黄炎培收到消息，说不少地方开始“闹粮”，他忧心忡忡地给毛泽东写了信，说粮食问题很严重。
图|陈云
4月26日，他又给陈云写了信，转交给彭一湖一份反映湖南农村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了查明详情，黄炎培趁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
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提醒他，“先生此次去下乡，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
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辗转各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还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情况和自己所想相距甚远。
“闹粮”问题当中，是有真正缺粮的，但只有不到5%，大多数则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捣乱。
而且，农民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对于统购统销也是满意称赞的，回去的路上，黄炎培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乐观不少。
回到北京后，黄炎培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还主动做了检讨，说前段时间对缺粮的看法是错误的，以后要全面分析情况，随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看法，不过黄炎培也说，“但我还是会知无不言，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知无不言，有错必纠。”
图|毛泽东
向毛泽东“催债”
1959年，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后，虽然重大事情仍然需要他点头，但是政务方面的事情少了很多，也让他有些闲暇时间可以看看书、练练字。
一次，毛泽东听说黄炎培手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一阅，归还日期定为一个月后。毛泽东拿到后，爱不释手，经常拿出来翻看研究。
因为是王羲之的真迹，太过珍贵，稍有一点点损坏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从借出去的那一天开始，黄炎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每天心不在焉。
不到一个星期，黄炎培就坐不住了，多次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完了没有。接电话的是值班室，这么搞了几回，卫士尹荆山都有些没耐心了。
但是，黄炎培电话打过来询问了，尹荆山不可能不汇报，有一回倒茶水的时候，他跟毛泽东说黄炎培又打电话过来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抬起头问道，“不会是黄老又来‘催债’了吧？”尹荆山支支吾吾，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了，“不是说好一个月吗，我每天都数着日子呢。”
尹荆山赶紧说，“黄老也没有催要，是问问，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图|周恩来和黄炎培
不过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两个人既然说好了一个月，如果到了一个月自己不还，那是自己失信，如果不到一个月催要，那是黄炎培失信，两个人不管谁失信都不好。
黄炎培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实在是太担心了，没过两天，又忍不住打了电话，这回，直接打到了毛泽东这里。
电话里，黄炎培先聊了些其他事情，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绕回到了那本真迹上。毛泽东听完黄炎培的话，不疾不徐地问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一个月气你都沉不住吗？”
因为黄炎培这样催要好多次，尹荆山就觉得黄炎培有点小家子气，为本书跟讨债似的催，毛泽东告诉他这本王羲之的真迹有多珍贵之后，还评价了黄炎培一句，“不够朋友够英雄”。
一个月期满那天，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仔细的用木板夹好，小心翼翼的交给尹荆山，除了告诉他不要损伤外，还嘱咐他，一定要在零点之前送到黄炎培家，不能失信。
图|姚维钧和黄炎培
毛泽东为什么说黄炎培“不是是英雄”呢？因为黄炎培是有信念的人。有一回在怀仁堂开会，毛泽东也问了那个问题，“北洋政府有段时间找你做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朋友
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从的。”
不
黄炎培一生都在寻求真理，他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后来觉得并不是真理所在，至于国民党，更是鱼龙混杂，他自始至终没有考虑过加入国民党，到了1945年延安之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
黄炎培一旦认定自己找到了真理，就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全国解放以后，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紧跟
黄炎培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不少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工作。
1955年11月，黄炎培因病住院，念念不忘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大事，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恢复活动力后，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
很快，毛泽东回复，“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望注意保养，早日恢复健康。”
1961年五一晚会后，黄炎培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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