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
所谓“自我”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认知，这个词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首次提出的，“自我”联系到一个心理学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在后续的心理研究中，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是认为“自我”的存在是完整的、内外统一的、仅此一个的，然而关于“自我”，还有另一种认知，就是“多重自我”的存在。“多重自我”这个概念，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是最早提出的人之一。
詹姆斯对于“多重自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有多少人认识一个人，并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这个人的印象，此人就有多少个社会学的自我。”还有一些心理学派鼓励熟悉多样化的自我。多重自我的表现方式不仅仅是存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学上也可以有所体现。文学是作者的思想，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一生著作无数，可以从他留存于世的作品中去品味他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毛姆笔下最出名的便是《月亮与六便士》，这部作品至今都让人议论纷纷，而从这部作品中也可对作者的自我一窥一二。
一、第一人称下的不同
1、“我”与毛姆的同与不同
《月亮与六便士》的现世正值毛姆文风的探索与成熟期，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也是毛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首次尝试。这部小说是根据法国画家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来进行叙述的，看似与毛姆本身的联系并不多，实则不然。文学与思想是分不开，在小说开头所提到的年轻作家“我”，这个整部小说的串联人物，其实就是作者的一部分。
毛姆把这一部分作为自己与读者的一种交流，是向读者表达自己思想态度的一个媒介，让真实与虚构并存，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在小说中，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其实这种叙述方式使小说有种对话性，且毛姆通过这个年轻作家的“我”，将自己对于社会与艺术的看法表达出来。
在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中这样说道：“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说，叙事动机是切身的，是植根于他的现实经验和情感需要。因此必须是十分强烈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毛姆所选的“我”是一个作家了。对于这样的第一人称，毛姆可以更加放开来叙述自己的思想，因而这个作家“我”其实就是毛姆的一个“自我”的存在。这个“我”所呈现的是作家本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对于文学的理解，而其中的批判便是作者对于社会与文学的反思。
毛姆曾认为作家也是人，难免会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对于毛姆的这种认知，其中的影响有时会是时代给予文学的框架，有时也可以是文学的突破点。而《月亮与六便士》并不是一部绝对被时代禁锢的作品，它所出现的目的是作者本身对于人性的反思，例如小说中“我”在说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身上人性的矛盾。
2、叙述与人物之间的局限性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作为叙述一方的“我”，不仅是在向读者们讲述关于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同时也是过去这个主人公人生行进时的记录者。而在记录者这个身份上，与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我”是有许多局限性的。
该小说所言的首先是，“我”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间，而后所叙述关于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内容中，有着“我”对于这个人的理解与印象，然而这些印象不仅是“我”接触斯特里克兰德所得到的，更多的是其他与斯特里克兰德认识的人对于他的印象。
在跳出那些叙述着斯特里克兰德的内容，剩下的那个便是作者本身。叙述者的另一个身份—记录者所记录的不是只有叙述者本身在当时与主人公的接触，还有出现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与主人公的相关。而这些人物都不是“我”。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的方式，但在叙述的还有其他声音，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我”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若说那个在讲诉创作以及观点的“我”是一个“自我”的话，那么在其他的人物中也未尝没有“自我”的存在，作者在文中就曾表示：“作家在创作恶棍的时候有可能是为了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
二、从多重走向“统一”
1、“第一人称”身份的不断变化
第一人称在叙述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局限性，所能表达的事物是有限的。因而在《月亮与六便士》中，随着“我”讲诉那些从别人那所得知的事情时，也是在将“我”放到那些别人的立场上来进行。在小说中，“我”一开始是那个年轻作家，在随着对于主人公人生的深入，渐渐出现了别的身份，有布鲁诺船长、科特拉斯医生等。这种多个叙述声音的方式填补了当“我”不在主人公身边的空白，使得整个叙述的可信度与完整性有所提升，使故事的连贯性更加顺畅。
在这些“我”的身份的不断转化中，“我”也会加上模仿来使身份更加真实，这也会拉近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再加上主要叙述者的“我”是一个作家，这也会令这种现象变得更为合理，且这个“我”的不时出现去对故事的评价，这种方式也增加了小说的可看性、推动情节的发展。
同时这种带着作者本人的声音，也会影响角色在读者眼中的看法，成为故事本身一个重要的陈述依据。主要叙述人“我”与其他不同的叙述者，共同的特点便是间接或直接参与了主人公的人生，这种多层次的叙述是为了服务于作者所想表达的主题呈现在读者眼中的效果，且他们都是带着作者的认知与态度。
2、“我”是哪个“我”
说到主要叙述人“我”以及记录者“我”，他们其实存在的时间点是不同的。其中主要叙述者的“我”在小说中是现在进行时，是现在的我，而记录者的“我”是在过去。这可以从“我”的用词上看出，小说在多处都出现了“当时”、“当初”等表过去式的词语。而这两个“我”都是“我”却又不都是“我”，在现在的“我”来看，过去的“我”要不成熟的多，这体现在现在的“我”的态度上。
从只字片语中，可以看到现在的“我”对于过去的“我”是在俯视的，自认为自己现在比过去要更胜一筹。这其实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作者自己对于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的态度，这有思两个不同“自我”的存在。毛姆说的在创作中解放天性，这是社会给人类的压抑，往往在时间的流逝中，社会对于人的影响是隐秘且深入的。小说中有着作者的过去与现在的碰撞，从而带出的是作者对于未来的疑惑以及希望，引发着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3、所谓“统一”的合理性
人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因而传统思想中多重人格会被认为是精神分裂。而弗洛伊德曾对于人的心理作出这样的言论：“人的心理由自我、本我、超我三个部分构成的。”对于主人公的人生，是一场“自我”的追寻以及救赎，而在叙述过程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叙述者“我”，意味着的是作者在小说中是自由的。而小说中出现的“自我”既是毛姆本身，也并不全是，这是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以达到作者以人性反人性的目的。
《野性的思维》中有提到允许文化相异的事物存在，而不是一味为了维护统治或统一或纯洁，而去拒绝文化中的不同。毛姆在创作过程中所揉捏出来的那么多矛盾，其意味在于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其中体现的“多重自我”，来表明自己对于矛盾的不协调的态度，即对于矛盾合理性的认同。
三、总结
毛姆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所在意的是文学的简化，望回归文学的“初心”。《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创作的一个巅峰，是对于西方社会的深刻剖析。而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是作者的一次文学创作的创新，而在其中的“我”所带出来的“多重自我”，从过去到现在的“我”以及不同身份之间的变换，主观与客观了构成一个完整的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
而这“多重自我”对于毛姆来说，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反叛，其中人的矛盾与复杂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点就是统一的存在是不一定的，对于人性的不完整和缺憾，是认同它存在的合理。这是毛姆对于现实束缚的讽刺，以及摆脱束缚、追求自我与自由的渴望。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下，人其实是不同的，也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月亮与六便士》
2、《野性的思维》
3、《叙事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