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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16岁少女两次遭亲生父亲强奸,报案后被母亲驱逐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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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总会发光plus 2021-11-26 15:57

事发后,家里亲戚轮番游说。“都是想帮我爸隐瞒这个事。意思是,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在这一场景中,何小竹看出了亲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十几年,何洪斌虽然只是开着小饭馆,在县里的人脉却不少。何小竹说,爸爸甚至可以通过医院的关系修改诊断结果。家族里的大部分亲戚都比较穷,不少还经常找何洪斌借钱。何小竹说,“如果我家倒了,可能就帮不上他们了。”而妈妈全力否认、掩盖这件事,是因为何洪斌是家里的顶梁柱。

作者|陈龙

编辑|陈思

事发半年多后,何小竹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案子的判决已经下来了:对她实施性侵的亲生父亲何洪斌,被判处6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然而自始至终,何小竹都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

何小竹向记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2020年4月,当时不满16岁的她,连续两晚遭到亲生父亲何洪斌的性侵。在男友、同学的鼓励和协助下,她才逃离并报警。然而此后,妈妈、亲戚却集体反对,要求她向警方“翻供”。

此后,何小竹不得不暂时寄宿在男友刘昊家,后来,妈妈又将她“驱逐”出家门。考入职业高中,妈妈拒绝为她报名,何小竹因此失学。

事发后不久,风言风语也开始在湖北省襄阳市这个小县城里传播开来。她和男友被迫离开老家,去武汉打工。一年多来,他们换了多份工作,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在一次偶然的询问下他们“打听”到了判决结果,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平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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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竹(右一)和男友刘昊一起,在武汉打工。受访者供图

“亲生父亲伤害她,家庭亲人也伤害她,最后,社会上的司法也没有给她公平。这是三重伤害。”刘昊说,他们一直在寻找途径,希望拿到合理的法律解释,同时向何小竹的父母索要抚养费。

称遭亲生父亲两次“强奸”

父母不同床睡已经多年,何小竹早已习惯。家里4个房间,爸爸一间,爷爷一间,妈妈和8岁的妹妹一起睡,何小竹单独一间。

有了妹妹之后,妈妈有点“偏心”,买东西时只给妹妹买,或者直接把姐姐的东西给妹妹。何小竹不由地会“嫉妒”。相比起来,爸爸对何小竹更好,会给她买东西作为补偿。何小竹一直更喜欢,也更信任爸爸一些,有话也更愿意对爸爸讲。

正因为如此,2020年4月两天深夜突然发生的“强奸”,让她震惊得缓不过神。

去年湖北疫情封锁的两个多月,何小竹每天在家上网课,打游戏时认识了现在的男友刘昊。刘昊是何小竹同学的朋友,比她大几个月,已经上高中。

在性侵发生的前一天4月20日晚10点,刘昊去何小竹家送烧烤、奶茶时,被何小竹的父亲何洪斌发现。何洪斌把两个年轻人叫到外面,长谈了两三个小时。刘昊说,何洪斌的核心意思,就是反对女儿和他谈恋爱。

何洪斌之前在县城医院门口开一家饭馆,因拆迁已歇业一年,晚上9点后就出门跑网约车。

4月21日晚约11点多,何洪斌突然回家,用钥匙打开女儿的房门,开灯。何小竹回忆,父亲提了一袋零食和饮料给她,她没有动。接着父亲关了灯,直接上床抱着她,随后借着手机光亮,拿出避孕套,强奸了她。

时隔一年半后,何小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震惊”和“无动于衷”。她似乎没有什么反抗,而是全程呆住了。对当时的遭遇,何小竹只能说出两个字:“我怕”。

没想到22日晚上,何洪斌故技重施,甚至来得更早,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第一天出门到回来隔了2个小时,第二天只隔了半小时,感觉他都没去跑车,只在楼下待了一会儿。”

这一次,何小竹有过反抗,但毫无效力。何洪斌45岁,身高约1米66,体重约75公斤,有个大肚子。干了十几年“颠勺”的厨师,四肢有力。

事情过去一年半,在刘昊的提醒之下,何小竹才能想起,在第一次性侵发生的前一天,就有了征兆。

4月20日深夜,刘昊与何洪斌那唯一一次见面之后,因刘昊家在10余公里外的农村,何洪斌把他送到附近宾馆,回家后已是凌晨两三点,就在床上抱着女儿睡觉。何小竹说,几年前因为家里客人多要腾床留宿,爸爸也曾抱着她睡觉,“我睡觉蹬被子,他就用腿夹着我的腿。”当时她小,并未在意。大妈为此当面批评过妈妈。

21日凌晨,何小竹说,父亲摸了她的胸部,称有硬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开始觉得异样,只说“我没事”。当天上午刘昊知道“摸胸”一事后,悄悄留给何小竹一部旧手机,并叮嘱她“有什么事就给他打电话”。因此,22日晚第二次性侵发生前,刘昊一直在与何小竹通话。直到性侵开始后,手机可能被触碰到,通话被挂断。

23日凌晨3点,何小竹偷偷跑出门,被男友刘昊的母亲接回刘家。第二天下午4点多,她报了警。

受到父亲、家庭、司法程序三重伤害的何小竹,至今没能走出阴影。受访者供图

城关派出所迅速出警,对她和母亲现场询问,随后带她去县医院采集DNA。23日晚,她在派出所做笔录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警方的取证工作非常完善,去家里带走了何小竹的衣服、被子,翻检了垃圾桶,甚至把楼下的大垃圾桶也翻拣了一遍。后来又带她采血。最后的结果是,何小竹身上附着的DNA与父亲匹配。

“妈妈求我不要报警”

何小竹出生于2004年11月,案发时,她只有15岁半。整个事件中,何小竹始终无法理解妈妈陈芳的态度。

23日早上5点多,何洪斌发现女儿失踪,开始不断给刘昊打电话,执意要见女儿一面。刘昊说,通话过程中得知自己的行为暴露后,何洪斌开始害怕,乞求“别让她妈知道,什么事都好商量”,还说同意他俩在一起,“我给你们钱”。

何洪斌最后找到刘家附近,想要接走女儿。刘昊妈妈出面,拒绝了何洪斌接走女儿的要求。

当天傍晚,陈芳和何小竹的舅舅一起,与何小竹和刘家人在一处高架桥下见面。何小竹说,当时妈妈应该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只是说爸爸早上就离家失踪了。何小竹分明记得,早上和爸爸通话时,电话那头还听得到妈妈的声音。“我感觉她撒谎,就对他们很失望。”

何小竹说,见面时陈芳反复劝她先回家,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何小竹拒绝并表示要报警后,陈芳一度情绪失控,往路中间跑试图撞车,被何小竹的舅舅拉住。因为见面地点离县城不远,天色已晚,何小竹也觉得麻烦刘家,那天晚上就跟妈妈、舅舅一起回了家。刘昊妈妈约定明天再来接她。

但何小竹很快发现,妈妈的目的只是想把她“骗回家”。还在路上,陈芳就说,“明天去你舅舅家(乡下)玩一段时间”。回家后,陈芳又一再这样提议,何小竹都拒绝了。

何小竹知道,妈妈是想哄她,防止她报警。24日,她等着刘昊的妈妈来接,却一直没等到。后来她才知道,刘昊妈妈来过,但被阻止了。那一天,她也被禁止接触手机。

如果没有刘昊和朋友的帮助,何小竹可能没法顺利报警。

22日晚爸爸离开后,何小竹与刘昊、朋友潇潇用QQ语音通话,哭着讲了事情经过。潇潇提出先去她家躲一躲。后来三人商定,去刘昊家。凌晨三点偷偷离开家时,为了不惊动家人,何小竹轻手轻脚,大门还留了一道缝隙。

24日,陈芳禁止何小竹外出,还让一位堂姐守着。两位女同学从刘昊那里得知情况后,以老师让她们过来为由见到了何小竹。谈话过程中,两个同学拽着何小竹下了楼。趁陈芳不备,三人走到房子的侧面,何小竹才用其中一位同学的手机打了110。

警笛声响起,陈芳慌了,开始责怪何小竹。陪何小竹去派出所的监护人是大叔。何小竹说,做笔录前,大叔当着警察的面提醒她注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当时负责笔录的警察反驳,“她当然知道她该说什么”。

做完笔录已是25日凌晨3点。何小竹回忆,离开派出所前,警方安排她到大叔家暂居几天,并特地交代大叔:暂时不要让何小竹与母亲、家人接触,也不要告诉她母亲她在大叔家。但在车上,大叔就用电话通知了爷爷,称是“报个平安”。

结果当天,包括陈芳在内,多名亲戚来到大叔家里。有的指责“怎么把你爸送到公安局去了”;陈芳则是劝她撤回报案,“去跟人家说,这是假的”;还有人说,“就说笔录是假的,你是骗警察的”。何小竹坚决不肯。

4月25日,派出所对此事立案审查。

被母亲“驱逐”出家门

后面几天,家里亲戚轮番游说。“都是想帮我爸隐瞒这个事。意思是,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一年半之后,何小竹说到这里还是无法抑制泪水,“这个事就是事实。我怎么可能再去跟警察说我做了假证。警察也不傻,他也取了证。”

在这一场景中,何小竹看出了亲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十几年,何洪斌虽然只是开着小饭馆,在县里的人脉却不少。何小竹说,爸爸甚至可以通过医院的关系修改诊断结果。

家族里的大部分亲戚都比较穷,不少还经常找何洪斌借钱。“他们欠我家的钱都还没还。”何小竹说,“如果我家倒了,可能就帮不上他们了。”

而妈妈全力否认、掩盖这件事,是因为何洪斌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我爸进去了,她自己要养这个家。她没能力养家。”何小竹说,事发一年半至今,妈妈也确实没有出去工作,反而是爷爷出去打零工。

在大叔家待了5天后,刘昊的妈妈开车把何小竹接走了。之后的两个月,何小竹住在刘家。

因为走得急,几天后,何小竹想回家取点衣服,被拒绝进入家门,爷爷隔着门说陈芳交代了不准开门,有什么事等她回来再说。何小竹说,后来她再次回去,妈妈仍然不开门,情急之下她使劲捶门,妈妈报了警。

两人被带到派出所调解。派出所提出调解意见:何小竹住在刘家,陈芳以每月400元的标准提供生活费。“我妈也愿意,等于收她为干女儿。”刘昊说,“她妈妈也同意了,但是拒绝给这笔钱。”

此后,中考时间临近,何小竹多次回家,仍然被妈妈拒之门外。直到6月学校开学复习,应战中考,何小竹才又回到县城的家里。但上学、放学,妈妈都让爷爷跟着她,她在家里的行动也被限制。

“我受不了了,很压抑。”何小竹说,“就好像那个家不是我的家一样。”班主任也到家里来劝妈妈,提醒她别把孩子看太紧,免得出现心理问题。但妈妈听不进去。何小竹再次去了刘昊家。

在何小竹的记忆里,陈芳几乎已彻底放弃了她。7月17日至19日,襄阳市中考,何小竹考上了县里的职业高中,妈妈却不肯给她报名。9月开学,何小竹没有了学籍,就此辍学了。

毕业前,学校的教导主任把何小竹叫到学校门口,询问了事情经过,称两人谈恋爱影响学校风气。刘昊的学校也对他提出处分,刘昊拒绝接受,最后被开除学籍。

10月,因为家里经济收入并不高,刘昊和何小竹一起,第一次去武汉、鄂州等地打工。未成年人不能租房,他们就拉了一个成年人入伙,对方租房后再分租给他们。

2020年年底,刘昊打电话给派出所、检察院,被告知,本案已经在11月底判决,何洪斌获刑6年9个月。但自始至终,何小竹、刘昊都被完全排除在外。

2020年11月,襄阳市某县人民法院判决,何洪斌获刑6年零9个月。但判决内容未公开

“我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在哪里被抓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的,没有参加庭审,更没有拿到判决书。所有程序,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何小竹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就因为我是个小孩,他们就什么都不跟我打招呼,也不告诉我吗?”

何小竹原本相信,至少案子审结后,派出所、法院会给她一个纸面结论。“我就相信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搞好。”

对一个“小孩”的“三重伤害”

直到今日,何小竹和刘昊都没有见到电子版或纸质的判决书。他们只在裁判文书网看到《判决书》,但判决内容却没有公开。

4月,刘昊从妈妈手里拿过1000元钱,再次带何小竹前往武汉。从县城到襄阳,住一夜宾馆,为了省钱买大巴票,买生活用品。到达武汉时,他们只剩500块钱,找了一个30元钱的旅馆住下。

两个未成年人要面对无穷的困难。今年这大半年来,他们俩换了许多工作。发传单、量体温、检查健康码、做保安、应聘兼职等。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们没赚到钱,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睡在地下车库。“蚊子也多,都要热晕了。”

由于已经辍学两年,没有了学籍,两人都没有再回去读书的想法。现在,他们希望直面未来新生活,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两个目标:县检察院、法院对“不尊重”当事人的司法程序给出解释,给出包括判决书在内的纸质文件;向何小竹的父母索要抚养费,解决这两年的生活问题。

“我就要一个公平。”何小竹说。刘昊的态度更坚决,他觉得,只有把这两件事解决了,事情才能算过去。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刘昊认为,何小竹是无辜的,她先是受到亲生父亲的伤害,接着遭到家庭亲人的伤害和驱逐,最后,司法程序也没有给她公平。“这是三重伤害”。

刘昊咨询过多位律师。有律师表示,只要把判决书调出来,都要花1万多块钱。即便如此,多数律师还是说,实现这个目标只有30%的把握。

几天前,武汉的一名律师重新审视此案。他认为,本案属于直系亲属乱伦且多次强奸,情节严重,6年9个月的刑期畸轻。“要么有人代写了谅解书,要么法院的判决依据有问题,比如考虑了犯罪嫌疑人的疾病、要抚养其他孩子等因素。但这些因素,应该由当事人(何小竹)同意后才能纳入。”

同时,律师也认为,整个审理程序中,即便考虑未成年人案件由监护人代理,法院也没有给予何小竹应有的知情权、选择权。因此,他建议何小竹、刘昊提起上诉,将此案推翻重审。近期,他指导刘昊回老家,向法院调取本案的卷宗。“一切要看了卷宗之后才能决定。”

关于抚养费,有律师给出了两种方案:向妈妈要钱;向爸爸要钱。综合考量,后者更可行。“因为问她妈要的话,就得拿出她妈虐待、弃养的证据,这些证据很隐蔽,不好搜集。”因此,他们俩现在更希望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进监狱会见何洪斌。刘昊说,“我就跟他谈,让他拿出钱来赔偿女儿。”

何小竹也想勇敢迈出一步。自从第二次强奸发生后,她就再也没见过爸爸。“我想自己去监狱见他,让他给我抚养费,看他有没有悔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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