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夜行实录2》，作者：徐浪，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对医院特别熟，因为我妈是一个医生。小时候我经常跟她去值班，除了手术室不让进，从药房到太平间，我都熟。
对医院的药房，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跟银行柜台一样，取药只能通过小窗口？而且那玻璃特厚，像银行柜台的防弹玻璃。取药又不是取钱，至于吗？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发现绝对有必要。
我当时正陪我妈在医院二楼值夜班，楼下突然传来“哐哐哐“砸东西的响声。我妈一个没拉住，我就跑到一楼去找声音的来源了。在药房门口，我看见一个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的中年男人，正抡起一把消防斧，劈着药房的玻璃，嘴上骂骂咧咧：“你们快把杜冷丁交出来！”
我当时年纪小，还不知道这哥们儿是犯了毒瘾，来医院抢杜冷丁解瘾。我妈追上我，把我拽回二楼后，我还问她：“杜冷丁是啥？很值钱吗？”她给了我一耳光，然后打了110，警方说已经收到报案了，马上就到。
从那以后，我妈再也不让我跟着她去医院了，除非看病。这正合我意，我不爱去医院，连看病都不想去。不是因为目睹犯毒瘾的人抢药房，有了心理阴影，也不是有反感和不满，我就是不太喜欢医院的气氛，不论医生还是患者，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健康、匆忙、没精力、疲劳过度。
但现在失眠严重的时候，我不得不去医院。安眠药是处方药，只能去医院开。我用药量大又怕断，所以想了一个办法，集中一天多去几家医院，多开一些安眠药，省得老跑医院耽误其他事。
2017年10月18日，安眠药用光了，周庸开车带着我四处去开药。
下午四点，我俩到了第五家医院，是一家叫康会的公立医院，当时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周庸把车停在路边：“徐哥，这家你还去吗？人有点儿多啊，咱直接奔下一家吧？”
我说：“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眼。”
走进医院大门才发现门口那群人都是看热闹的，中间围着什么看不见。周庸想往里凑，我干脆让他在这儿看个够，自己先进去开药。
折腾了一会儿，拿好药出来，周庸正在医院门口抽烟。他指了指人群：“徐哥，过去看看吧，有点儿意思！”
我问他多有意思，他不说，坚持让我自己看。我挤进人堆，看到被围着的是六七个男人，两个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余的年纪都在四五十岁左右。他们坐在地上，手里举着横幅和纸板，上面写的都是五个大字“还我性生活”，四周围着好些人在用手机拍照录像。
周庸也挤了进来：“这仇恨可大了。哎，徐哥你说这是医闹吗？”
我说：“不确定，他们闹的这事比较特殊，感觉不像假的。”
正说着话，地上坐着的几个人开始喊口号。我俩看着热闹，忽然闻到一股恶臭，周庸捂住口鼻：“谁拉肚子了还在这看热闹？”
我拽了他一把，说先出去。
走出人群，没什么味了，我说安眠药差不多够了，暂时不用继续开了，这个“还我性生活”的事挺有话题性，说不定能写篇稿卖掉。
让周庸留在这儿拍照，我回车里拿了录音笔，正准备上前采访，几个闹事的人忽然站起来，收拾东西要撤了。周庸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上。”
跟着他们出了医院大门后，这群人分成了两拨，一群人向左走，还有一个向右走的。我让周庸过去拦住那群人聊聊，自己往右去追那一个人，分开问正好能互相补充信息。
这哥们儿走得挺快，我跟着走了几步，正准备小跑上去拦住他，一个戴金链子穿黑背心，文着花臂的光头壮汉，拎着一根木棍从侧面冲过来，抢先拦住了他，一棍子就打在了他的腿上。把他打倒后，光头壮汉又踢了他几脚：“让你们瞎闹事！”
我上去拽了光头壮汉的胳膊一把：“哥们儿，差不多得了！”
这时周庸也跑过来，喊了声“干吗呢”，光头看我们一眼，转身跑了。
我过去把挨打那哥们儿扶起来，问他有没有事。他说：“没事。肯定是医院报复。”
这哥们儿打电话报警时，我问周庸那边问出什么线索没有，他说：“没有，那帮人什么都不说，就让我去查康会医院阴茎背神经阻断术，然后就都上了一辆面包车走了。”
陪挨打的这哥们儿在原地等了会，向民警证实他确实被一个光头打了，事后这哥们儿特别感激，要请我俩吃饭。我们答应下来，在附近找了家阿婆烤鱼。点了烤鱼，要了几瓶啤酒，这哥们儿分别敬了我和周庸一杯，对我们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
我问他在医院举的那条“还我性生活”的横幅是什么意思。他喝了口酒：“嗨，说出来丢人，我在那儿做了一个包皮手术，把性能力做没了。”
周庸同情地点了点头：“你做的应该是激光的吧。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做激光包皮手术结果被切得就剩一厘米了。”
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这哥们儿从小包皮有点儿长，但一直没当回事。年初他交了女朋友，开始有性生活后，发现自己早泄。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早泄只存在于小广告上，没想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和女朋友分手后，他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早泄的资料，发现可能是自己包皮过长导致的。于是他去了家附近的康会医院，医生也是这个意思，让他做个包皮手术，而且医保可以报销，他就同意了。
做包皮手术之前，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他早泄的毛病也有可能是过于敏感，近年来有很多医学研究表明，阴茎过于敏感也是引起早泄的原因之一。现在有一种手术，叫“阴茎背神经阻断术”，可以切断部分阴茎背神经，降低敏感性，不仅可以治疗早泄，还能金枪不倒，不如一起做了。
他一听金枪不倒，没经得住诱惑，同意了。术后一个月，这哥们儿拆了纱布，惊恐地发现自己完全硬不起来了，他成了永久性阳痿。
说到这儿，他喝了杯酒：“我今年就是点儿背，先是早泄，做完手术又成了阳痿，去医院维权还让人打。”
我问这哥们儿：“像你一样的人多吗？”
他说：“应该多吧。今天在医院门口维权的，都是做手术出了事的兄弟。”
周庸问他们是不是熟人，他说：“不熟，我是在网上看见的维权帖，说今天要聚众维权，就跟着来了。”
问他有没有这些人联系方式，他说都是在网上联系，只有时间地点。
我皱了皱眉，周庸说那群人一起上了一辆面包车，多少应该认识，但这哥们儿又说完全不认识。难道除了他，其他人都是有组织的医闹？
周庸问他为什么不起诉医院，这哥们儿叹了口气，不愿多说。
跟他吃完饭，互留了联系方式，我和周庸叫了个代驾回家。上了车，周庸点了根烟，“徐哥，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我说：“是有点。其他人可能都互相认识，就这哥们儿谁都不认识，最奇怪的是，这帮人只是闹，没有一个人真的去起诉医院。”
到家后，我上网查了查，很多人都吐槽康会医院有问题，明明是正规的公立医院，却把几个科室外包出去，租给莆田系医生，其中就包括了男科。
这么看起来，确实是医院的问题，那就更应该直接举报或者起诉了。
第二天晚上，我刚洗完澡，周庸给我发来一个链接。网上又有人发闹事帖了。我点开看了看，帖子里约定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所有在康会医院男科受过伤害的人去聚众讨说法，横幅纸板都有人做，自备食物和水就行。
隔天下午三点，我和周庸准时到达现场，闹事的人已经开始静坐。我们观察了一下情况，差不多还是那天“维权”的那些熟面孔。
但挨打那哥们儿没来，我让周庸发微信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公司有事，让我们好好采访，干倒这家破医院。
看他们举牌静坐，我拽了周庸一把，让他假装性功能也出了问题，去和这群人套套近乎，看到底是真患者还是职业医闹，为什么不直接起诉。
周庸：“凭什么啊，徐哥？凭什么让我装阳痿啊？你怎么不去呢？”
我说：“让你去就去，我在旁边观察他们。”周庸假装阳痿去跟人套话，但一直没人理他。我观察了一下午，确定了一件事，除了周庸，其他人绝对是有组织的，他们经常互相低声交谈，还共享食物，但就是不跟周庸有任何交流。
下午五点，这帮人又开始收拾东西，我和周庸提前出去，开车在后面跟着他们，一直到他们在竹园路附近上了辆车牌号为燕DH1***的面包车。
跟踪的路上，我问周庸有没有聊出点什么，他说：“没有，但我发现昨天咱俩闻到的臭味，今天还有，实在是太臭了。我怀疑在闹事的人里，有一个大小便失禁的人。”
到了诸葛路附近，面包车停下，那帮人下了车。我和周庸打算停车后再步行跟踪，但是这几个人已经消失在人群里。
我俩在附近正找着，周庸突然拍了我一把：“徐哥你看那是谁？”
我望向他指的方向，看见一个穿黑背心、文花臂的身影，拎着个塑料袋，正是那天在康会医院门口打人的那个光头。
周庸问我：“怎么办?”我看了一圈，附近好像没什么他同伙模样的人，刚要上去拦他，他忽然和一个抱着盒子的姑娘说起话来。
说了几句，姑娘摇摇头。旁边走过来一个手提黑塑料袋的男人，和光头聊了几句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一盒东西递给他，光头掏了些钱给那人。那人接过钱，摇了摇头，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周庸：“徐哥，那是光头的同伙吗？”
我说：“不像，怎么感觉他像在买东西呢？”
他说：“不能吧，咋没人找咱俩卖东西？”
正说着话，光头开始快速往一个方向走，怕他跑了，我上去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光头大喊：“你们谁啊？哎呀，疼！把手给我松开，再不松开动手了啊！”
周庸说：“你咋这么弱，拽下胳膊就疼？
我说：“因为他胳膊上的花臂是新文的，伤口还没好，所以一碰就疼。”
刚文完的文身会结痂，不过因为有颜色，痂不会太明显，但还是有区别的，看起来会像有皱纹一样。
周庸特震惊，说：“这你都能发现！”
我说：“还行吧，其实我是摸出来的，而且他这文身还没文完。”
光头听不下去了，挥起没被拽着的右臂，一拳打了过来。
我往后退了一步闪开，招呼周庸上来一起架住了他。他大喊一声：“你们要干吗？绑架啊？”
我说：“别喊，记得那天你在康会医院门口打人吗？”
他看了我俩一眼，开始疯狂挣扎，手里刚买的那盒东西掉到地上，发出了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快速捡起来，是盒药，里面的玻璃瓶已经摔碎了，包装上面写着“盐酸哌替啶"。
周庸问我是什么。
我没回答，看了光头一眼：“你再挣扎我就报警了。你不仅打人，还非法购买杜冷丁，吸毒吧？”
他不挣扎了，说：“你俩不是警察啊？不是警察你凭什么抓我？”
我说：“这你不用管，我就想问你点儿事。那天在医院门口你为什么打人？是不是医院雇你打的？为什么不去打另外一群人？你怎么知道这儿卖杜冷丁？你买杜冷丁要干什么？”
光头问我们到底是谁，我告诉他别瞎问了，要是不说马上就报警，打人加买毒，怎么着也得进去一段时间。他有点儿害怕，说和医院没关系，打人是因为那帮闹事的让他赔了一笔麻药钱。
这哥们儿叫张龙，葫芦岛人，来燕市务工后，感觉生活特别没意思。直到一天，他在短视频社区上发现一个群体，叫天安社，一帮光膀子的文身大汉每天喝酒吹牛，讲兄弟义气。他觉得很酷，想加入他们，联系后却被告知需要有文身。
有文身之前，他只能是一个预备成员，可以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但没法参加线下活动。
这难倒了光头，他特怕疼，所以他便在各处找文身不疼的方法。
周庸问：“等等，什么是天安社？黑社会吗？”
我说：“哪有什么黑社会，就是一个帮派性质的联盟。里面有卖农产品的微商，有互联网创业者，有开文身店的等等各种人，通过这种方式在网上吸引眼球，宣传自己。”
光头没接茬儿，接着往下说，他查到有两种文身常用的麻药，分破皮型和非破皮型。破皮型一般是喷雾，在文身过程中使用，能短时间内降低文身者的痛感；非破皮型在文身前涂在皮肤上，四十到六十分钟后，擦干净，镇痛效果能维持三小时左右，一般大面积文身会用这种非破皮型的。但这两种麻药，来源都不好说，有很多是地下小药厂做的劣质麻醉药，甚至有文身时乱用麻醉药死亡的例子，他不敢随便用。
这时他就起了心思，想从正规渠道搞点“靠谱”的麻药。他在医院门口找了一个黄牛，问能不能搞到麻醉药，对方以两千块的价格卖给他一张“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
周庸说：“还有这种卡。”
我说：“有。麻醉药一般供应给两种病人，做手术的和癌症晚期的，很多癌症晚期病人因为身体承受的疼痛太大，需要长期使用杜冷丁、吗啡之类的麻醉药。为方便这些病人，国家允许他们申请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定期购买麻醉药。”
光头说：“对，我当时拿的就是这卡。那黄牛告诉我，就说是给我妈取药，每次只拿一点点，就不会引起医生的怀疑。”
光头的文身面积较大，需要分几次文完，他都是文之前，去取点麻药。没过几天，黄牛给他打电话，说他盗刷别人的供应卡这事被发现了，让他赶紧把卡还回来，再交三千块钱平事。他问黄牛怎么被发现的，黄牛说有人在医院门口闹事，上级主管部门正在调查医院，每个科室也在进行自查和回访。要是原卡持有人说没领过麻药，非法交易管制药品的人，都得进监狱。
光头去康会医院看了看，门口确实有人闹事，他很害怕，把卡还给黄牛并赔了钱。出门时正好闹事的人散了，他看见有个人和大部队分开落单了，想起自己前前后后花了五千块钱，为了泻火，就冲上去打了他一顿。
我点点头：“那你怎么知道在这儿可以买到麻醉药？”
光头说还是黄牛告诉他的。这回学聪明了，没在黄牛那儿买卡，直接问他有没有药卖，黄牛收了他一百块钱咨询费，告诉他找一个有医院标识的塑料袋，到诸葛路对面的小巷门口，拎着塑料袋在那边转悠，自然会有人联系他。
光头厚着脸皮去附近医院要了个塑料袋，往里面装了两包烟，拎着就去了。在那附近转了不到两分钟，就有一个姑娘凑上来问他是不是卖药的。他说自己是来买药的。那姑娘问他买什么药，他说麻醉药，姑娘说没有，让他找别人。
他当时蒙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在私自卖药。姑娘告诉他有的是，又从旁边叫过来一个拎黑塑料袋的大哥。大哥卖给他一盒杜冷丁，他交了钱，但觉得不一定够用，就问有没有更多，这个大哥给他指了个方向，说那儿有一家私人旅馆，旅馆老板那儿有各种麻醉药。
光头把旅馆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我点点头，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哪儿了。老金跟我提过一次。这个地方，地下叫法是“百草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片违建的密集建筑，之所以跟“百草”有关系，是因为这儿有群特殊的人。在宽度不足三米，连通了多栋小楼的窄路上，到处可见走来走去的人，有男有女，而且他们手里都拿了点东西。
有人手上拎着一个黑色大塑料袋，有人端着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的都是药。这群人都是倒药的贩子，他们从市民手里低价收药，再来这儿卖给有需求的人。凡是市面上流通的药品，你基本都能在这儿买到。不过一般来这儿的人，买的都是控制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的药，这些药需要长期服用，这里的价格会比市面上便宜一些。
比他们高级一点的药贩子，会通过一些非法渠道获得他人的社保卡，然后用社保卡统一买药，再将药品统一分类，最后由专人负责销售，把这些分好类的药品发到固定的渠道，每年的销售额能高达几千万。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光头认不认识当天其他闹事的人，光头疑惑地摇摇头。又问了几句，没什么新信息，我拍下他的身份证，留下联系方式，就放他走了，准备好好逛逛这个“百草广场”。
它的位置很巧妙，正好位于燕市几家大医院的中间点，距离哪个都不远，既方便买药，也方便卖药。
这条路上的建筑基本都是自建平房和二层小楼，楼面要么刷成灰白色，要么是红色的墙砖直接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燕市西部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明亮灯光包围的一片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一块洼地。我和周庸穿过了一群倒药贩子，寻找光头说的旅馆。这个旅馆，是栋灰色的二层小楼，外面没有招牌，只在门口的玻璃上写有几个小字，仁爱旅馆。
我们走进去，整个旅馆里有股潮湿发霉的味道，这在干燥的燕市非常少见。门口有一间值班室，里面坐着一位四五十岁左右的阿姨，正在看着韩剧嗑瓜子。见我和周庸进来，问我俩：“住宿吗？”
周庸刚想说话，我推了他一下，说：“对。”
她问我：“长租还是短租？一张床还是两张床？”
我说：“一天，两张床。”
她吐出瓜子壳，点点头：“六十，押金一百。”
如果不来到这地方，我真是难以置信，燕市竟然有六十块钱一晚的标间。
周庸好奇：“不用登记身份证吗？”
阿姨斜了周庸一眼：“你要想登记身份证去外边住酒店。”
我交完钱拿了钥匙，推着生气的周庸赶紧走了。
旅馆的走廊很长，走到尽头大概需要几分钟，越往里走越看不到阳光。房间分布在走廊的两边，用红字标着房间号。
找到我们的房间，开了门，发现特别小。里面的两张床又高又硬，像澡堂子里搓澡专用的床，床单有种潮湿的黏着感，带着各种未知的气味和液体痕迹。除了床，房间里还有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柜锈迹斑斑，我和周庸都没有打开的兴致。
周庸的一身设计师品牌装和这环境格格不入。看了一眼床，觉得坐不下去，站着点了根烟，问我为什么要开一间房。
我刚想回答他，隔壁忽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这墙完全不隔音。我只好压低声音，小声告诉周庸，如果直接问，人家最多卖你点药，住在这儿的话，谁来买东西，谁来送东西，我们都有机会查到。
他点点头：“有道理。”
我俩一直在房间里坐着，靠听声音和看猫眼监视着走廊。晚上八点，一个房间里忽然传出一阵男人的哀号，一个中年妇女冲出房门，跑到值班室，说：“快给我支药，他受不了了。”她拿到东西，转身冲回去的时候，我和周庸开门出来跟上她。她连房门都没来得及关，就拿注射器抽出药，给了床上躺着的男人一针。
看她注射完，我问了句：“没事吧？”
她跟我摇摇头，说：“快不行了。”
我问她什么病，她告诉我：“是肺癌，晚期。”
回房间的路上，周庸忽然要上厕所，这个旅馆的房间里没有洗手间，只在每层的尽头有一个公用的。我俩来到公用洗手间，中间只有洗手台的这个小厅上方晾满了衣服。周庸方便完，走到门口，忽然使劲地吸了吸鼻子：“徐哥，你闻！”
我说：“我可不闻，你自己闻。”
周庸说：“不是。这个味道，就是咱们在康会医院闻到的那个味道。这绝对不是屎味，这比屎味还恶心。”
我闻了闻，还真是。顺着臭味的来源，我俩找到厕所附近的一个房间。四处看了下，走廊里没有摄像头，我拿猫眼反窥镜，看了看房间里的情形，一个男人正在剧烈地咳嗽，忽然他朝门口走来，我急忙拽着周庸闪到一旁，假装路过。那男人开门出来，冲到公用卫生间，在洗手池旁不停地咳嗽。随着他咳出很多带血的痰，厕所里的味道更浓烈了。
趁他发现我俩之前，我们躲回了房间，关上门。周庸看着我：“徐哥，下午在康会医院闹事的时候，他也在！”
我点点头：“巧了。这人咳成这样，还臭，八成是肺癌晚期。都晚期了还这么关注性生活，很可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决定继续观察，并在周庸的强烈要求下，去买了几套便宜衣服。
我和周庸在这破旅馆里待了三天，大致搞清了情况，这是一家癌症旅馆，大多数来这儿住的人，不是得了绝症，就是绝症患者的家属。
很多外地病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涌向燕市、吴市这样的大城市，但在异地，医保可以报销的费用更少，而且大城市的日常花销又高，长此以往，经济状况一般的病人便会力不从心。
他们需要寻找最便宜的住所，“癌症旅馆”应运而生。
当然，癌症旅馆里偶尔会有第三种人，面黄肌瘦的吸毒者。在这儿，他们能很轻松地从癌症患者手里，买到杜冷丁或者吗啡类药品。对他们来说，在犯毒瘾又没多少钱的时候，这是一个好选择。
在这三天里，除了口臭那哥们儿，其他几个在医院闹事的人，我也都在癌症旅馆里看见了。但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去康会医院闹事，还得再查。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我跟周庸商量，让他假装癌症患者，我好借家属之名和邻居打成一片。
周庸想了想说：“行，那我装什么癌症？”
我问他睾丸癌怎么样，周庸急了：“徐哥，你怎么不直接弄死我呢？我给你演个死人成吗？”
我说：“不成，那就胃癌吧，你躺床上打滚儿，装装肚子疼，不出门，省得让那几个闹事的撞见认出来，毕竟他们见过你。”
于是周庸装成了胃癌，整天在床上躺着，我则到处串门儿，听“邻居”们诉苦。
10月27日，隔壁肝癌患者的妻子在和我聊天时，欲言又止。我问她怎么了：“姐，有什么话你就说呗，这都没外人！”
她点点头，问我：“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
我说：“那肯定啊，没困难谁住这儿啊！”
大姐拍了拍我，说：“我看你和你弟弟，在这儿住好几天，一直没去医院复查，也不买药，肯定是没钱了吧。是医保报不了吗？”
我顺着台阶就下：“对。我弟这病，现在只能吃进口抗癌药，但太贵了，一支一万多，医保还不给报。”
她说：“我懂，我爱人的病也是，在燕市看病，回老家报销，只能报一点，要是有燕市的医保，有些费用最多能报百分之九十多。”
我说：“那有什么用，咱也没有。”
大姐没接茬儿，问我有没有“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我说“有”，她点点头，说：“拿着这个卡，去找旅馆老板，他就能帮忙搞定报销。
“他可以提供你、年龄长相相似的燕市社保卡，冒名顶替住院治疗报销，少花点钱。或者给你开一份高额的住院费用凭证，让你回老家能多报销点钱，看你想要什么了。”
我假装惊恐，说：“这不行吧大姐？被人发现得判刑啊。”
大姐很冷静，说：“一般没事，我爱人都用两年了，也没出事，而且为了活命，谁管得了那么多！”
听完大姐的介绍，我大致弄明白了这个癌症旅馆老板的赚钱方式，虽然这家旅馆很破，但按照燕市的房价，仍然得算是赔本经营。不过这都没关系，他能从其他渠道赚回来这些钱。
癌症患者和家属，会把自己的麻醉药卡卖给他，他利用这些药卡，每年取出数量可观的麻醉药品，然后卖给瘾君子。除此之外，他会帮癌症患者冒用燕市“医保”，或制造假票据，以此牟利。
我打电话给光头，让他帮我联系康会医院的黄牛。我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镇痛专用麻醉药品供应卡”，又转手卖给了宾馆老板。作为交换，他给了我一套燕市社保卡加身份证。看照片是一个二十七岁男孩儿的，长得和周庸还真有点儿像。
把“麻醉卡”卖给老板后，癌症旅馆里的病人和家属们，对我彻底放下了戒心。他们甚至拉我加入他们的互助会。一些癌症旅馆的老客人，每晚会在一楼小聚，讨论新的抗癌药品和省钱办法，或者互相帮助一下。
我参加会议时，故意把话题往康会医院上扯，都说这家医院治疗胃癌不错，问应不应该带“我弟弟”去那儿看看。
结果好几个人都阻拦我，说千万别去，这家医院有问题，很多病友在康会医院用别人的医保看病或住院后，都被勒索了。有人打电话给他们，说已经知道他们冒用别人的医保，如果不想被举报进监狱，就打两万块钱给他。
我问他们：“给钱了吗？”
他们说：“给了，不给怎么办啊？本来是为了省钱，结果反倒还赔了！”
这时那个口臭大哥干咳了两声，说：“但也不能这么算了，康会医院的人让我们不好过，我们也让他们不好过！”
他告诉我，他们在网上查到，康会医院把男科外包给了一个莆田系的公司，去那儿做包皮手术的时候，医生会劝诱病人再多做一个阴茎背神经阻断手术，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很多人做完这个手术后，都出事了。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几个病入膏育的癌症患者，去康会医院的男科做手术，然后打着“失去性生活”的口号定期去闹事，让医院赔偿损失费。
我听完都蒙了，说：“这么做值得吗？”
口臭大哥说：“嗨！有什么值不值得，反正没几天好活了，不如多赚点钱，就算给那帮混蛋添堵，也值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离开了癌症旅馆，又去了趟康会医院，找到卖“麻醉卡”给我和光头的黄牛。光头曾说过，自己没用几次卡，就被弄走了五千块钱。其实就是变相被勒索，肯定有问题。
我威胁黄牛，说要举报他，想让他承认勒索的行为，黄牛说：“我没勒索，是医院的人告诉我，有人查，让我出钱平事儿。”
我问他是谁说的，黄牛说是药房的一个人，这个人能在电脑上查询病人的医保信息，他每次给病人或家属拿药时，都会悄悄地对比信息，确认取药的人是否有问题。
比如那个光头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来给他妈妈取药，但他妈妈的信息却是一个燕市老太太，这肯定不对。药房那个人发现取药的人和社保卡上的信息不符，就会悄悄记录下来，然后实施诈骗或勒索；而被他勒索的人，因为盗用了别人的医保卡，也已经违法，都不敢声张。
我让黄牛带我去药房，指出了那个人的样子后，我打电话报了警。黄牛想让我放他走，我告诉他：“别想了，你肯定也参与了。不然药房的人勒索冒用身份买药的人，为什么还得先通知你？”
警方来后，我顺便举报了“癌症旅馆”出售杜冷丁的事。
这件事结束后，我和周庸去古楼的酒吧喝酒，他说有一件事儿想不明白：“那些得了癌症的人，虽然做了违法的事，但也是为了活命啊。癌症旅馆的老板，虽然卖杜冷丁给吸毒的人，可能毁了别人的家庭，但他同时又帮助了许多癌症患者，让他们有住的地方，能看得起病。我们把癌症旅馆举报的事，做得对吗？”
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难以分辨对错，你只能用相对正确的方式去解决。”
这一点，莎士比亚早就写在了《哈姆雷特》里一一世间本无好坏，全因思想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