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节，身在妓家女子，命运该当如何？今借一位民国老人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于天津《大公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一窥那时的风尘女子之命运，是何其的悲惨。
其中一段写道：
妓女之身体，十有七八都不健康。一二等货色，虽不敢说全都染有花柳，但比例也不小。而三等以下货色，则必定每人都染有花柳。
休要看她们花枝招展，如花似玉，那都是表象，将脸上厚厚的一层脂粉洗净，露出真容之后，一个个全都不是健康人的肤色，这些天上的仙女，瞬间变为糟糠之物。
稍有烈性者，不堪遭受屈辱，即寻短见。不愿寻死之人，唯有选择顺从；而不愿顺从者，便处处与班主作对，其下场更是凄惨，最终被折磨得精枯血竭，一命呜呼。暗门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光身来、光身去，死去的妓女多数是不给衣服穿的。除非有好心人愿意为其发丧，这才能有寸缕遮羞。
未死的妓女唯一的出路，便是从良。可是从良谈何容易，由于长期饱受摧残，多数妓女失去了生儿育女的能力，无法为夫家延续后代。与人为妾，俗称“小的儿”，也只是充当玩物，连跟公婆、正室在一个桌上吃饭的资格都没有。一旦失去了丈夫的宠爱，要么被赶出家门，要么沦为佣人。更有甚者，会被二次卖到妓院。公婆去世，人人都可以哭，唯独她们是不准哭丧戴孝的，更不允许她们在丧礼上抛头露面。由此可见，其地位何其卑贱。若要寻个好心肠、重感情、矢志不渝的男人，实如凤毛麟角，世所罕见。
说一说我亲眼所见的两例悲剧吧。
我在长春居住时，曾与一个姓朱的妓女十分要好，她是河北武清人（今属天津），据她所说，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以华工的身份去了南洋，一去无音信，母亲见盼不到头，于是带着她另嫁了他人。
继父对她很不好，张口闭口骂她是没用的赔钱货。在她9岁那年，被坏心肠的继父卖给了一个天津人贩子。一个月后，她被人贩子带到奉天（今沈阳），卖到一家戏班学京剧，学青衣和刀马旦。班主是个前朝的老把式，打人特别的狠，往往一个动作没做好，就要挨一顿毒打，往往将人打得浑身青紫，老班主才肯罢手，美其名曰——不打不成才。
12岁时，她实在受不了戏班里的罪，偷偷跑了出去，但很快就被老班主带人把她抓了回去。这一次打得最狠，吊在房檐下，拿蘸水的皮鞭子抽，任凭你喊破了嗓子哭喊“再也不敢了”，老班主还是不肯停手。直到他认为把人给打“服”了，才总算不打了。被人从房檐下解下来后，身上几乎没一块好肉了，养了足有两个月，才好歹能下地。
老班头兴许认为她是一匹不好驯服的烈马，于是转手又把她卖到了哈尔滨的一个小班子。
13岁正式登台，班主给她起了个艺名彩云，打这天起，原来爹娘给起的名字就不能用了。这一年，她“红”了，红得发紫，好多有钱的爷来捧她的场，朱彩云三个字在那年的哈尔滨，可谓人尽皆知。
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练功的时候，不慎从八仙桌上跌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接骨先生对班主说：“伤得太重，治好了也是个废人。这孩子毁了，就算以后能走道了，也是个长短脚，这辈子也别想登台亮相了。”
班主为此动了怒，不念昔日的感情，愣是在她还不能动弹的时候，把她转卖给了长春头道沟的“群仙书馆”。
书馆是幌子，实际是窑子。领家妈，也就是老鸨，雅号八月香，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厉害角色。八月香是当年随着长辈闯广东的山东人，丈夫是长春当地人，两口子开了三个“书馆”，群仙书馆是最大的一个，大大小小的姑娘足有五十多个。
由于她昔日是“名角儿”，名头早就打了出去，故而成了一等妓女。原先戏班给的艺名在暗门子里不能用了，于是，彩云改为祥云。
她的腿伤好了之后，正式“挂牌营业”。接骨先生八成是诚心要毁她，明明说她伤好了之后会是长短脚，但她的两条腿好好的，走道一点儿也不跛。她有刀马旦的底子，又有一副青衣的好嗓子，挂牌没几天，她就成了群仙书馆排名第一的“红姑娘”。
这就是她对我所说的一些自身经历。那年我18岁，在长春的一家报馆工作，由于生于富家，自小便跟着另外几房的哥哥们染上了公子哥儿的臭毛病，尽管不抽大烟，但吃喝嫖赌样样都沾。
家业败了之后，我们家这一支搬了出去，由于我能写会算，托人在报馆谋了个差事。那个年头，刷笔杆子的文化人格外吃香，我每月的薪金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五口人，还有富余。有了钱，免不了要拈花惹草，就这么着，我在群仙书馆结识了祥云，并且与她成为知己。
那年她17岁，只比我小一岁。我那时经济充裕，兜里面从不缺钱，于是跟八月香签了个荒唐协议，祥云除我之外，不准接待外客。祥云所用的一切花销，全由我来支付，她欠下的债务，也由我负责偿还。八月香起初不肯答应，于是我找来在张作霖手下当差的大舅哥出面压阵，八月香畏惧行伍之人，也就不敢不答应了。
祥云真心对我，每欲与我从良，奈何我家有娇妻，不愿多娶，只能对她表示歉意。
这样持续了两年多，我举家迁往天津，偏偏她又染上大疮，我只能狠心将其抛弃。未几，我收到长春老友的信函，信中说祥云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只想与我见上一面。
遥想当日情意绵绵，不免十分感伤，于是启程回归长春。待至到达长春时，忽闻噩耗，祥云已经倏然长逝，咽气的那一刻，还不忘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即雇车前往群仙书馆，撞见八月香正在让人找草席将祥云的尸体丢到城外去。
我怒不可遏，呵斥八月香一番，遂出资让人为祥云购置一口上好的棺木，亲自在一旁监督。八月香要将祥云所穿的衣裳尽数剥去，声称这是暗门子亘古不变的规例。我震怒，要出手打她，立即有人劝我不要生事，我这才罢手。雇人为祥云买来一套缎子面的旗袍，亲自给她换上，再雇人将其殓埋。
虽时隔多年，犹记得祥云在夜阑人静之时对我诉苦时的情景，她说已在地府苟活数个年头，身体与精神备受折磨，只求我将她赎出去，她愿意为奴为婢来侍奉我。可我终究不能遂她心愿，致使她在煎熬中殒命。说来，我对她不起啊。
客居津门之后，我虽时时想起祥云，但并未收敛浪荡，稍有闲暇，便呼朋唤友，出没于秦楼楚馆之间。在此期间，我遇到一个朱姑娘，她原籍山东，全家5口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孩子。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她是女儿身，远不及男儿身的哥哥受父母宠爱，被视为赔钱货，小小年纪就要下地劳作，受了不知多少打骂。
在她10岁那年，全家离开故土，逃荒来到天津。未几，她的母亲病故，其父买不起棺木，只得把她还有一个姐姐卖给了人贩子。她的姐姐卖了20元，她只卖了10元。为这30元，姐妹俩被推入无边苦海之中，再也无法脱身。
不久后，她被卖到长春，先在“书馆”当丫头，13岁时正式开张，花名红宝。她与我一个表兄非常要好，求我表兄为她赎身。只因表兄嫌赎身的价码太高，于是只能作罢。后来表兄一家也随我一家移居天津，也就断了跟红宝的联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年之后，表兄居然在天津的街头碰见了红宝。故人相见，本应是一番长谈。而我那位表兄却认为亏欠了她，因此不肯跟她叙旧。
红宝求了我好几次，要我将表兄请来与她见上一面，她有些话要对我的表兄说。我看她言辞悲切，于是将她的心思转告表兄。表兄却坚持不肯与她见面，并且要我转告红宝，他两人的情分已断，不必再苦苦纠缠。我只得将表兄的话如实转告。
此事过后，便不见了红宝的踪影。经打听才知道，红宝回了长春，她不愿留在伤心地。
又过了两年，长春有位好友来津找我办事，饮酒之时，我随口问好友，可否知道红宝的下落？好友叹息一声，告诉我说，红宝已经死了。是吞下大烟膏子自尽的，在自尽之前，她已经疯了。
我听闻此言，不禁同情起来。唏嘘之间，不免一声苦笑，似祥云、红宝这样的苦命女子，不知又有多少，这是她们的命，穷命！
陋文一篇，到此打住。文中所写，乃民国一位报人（在报社、报馆从事工作的人简称报人，并非报答他人的意思。）的一段自述。至于这位报人的真名实姓，因其后人尚在津门，并都有有头有脸的人士，故在此不便提及他们前辈的名讳，还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