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谍战剧一直很火爆,尤其是东北地下工作者与日伪军周旋的题材,尤其引人注目。这篇文章,我们就看一看真正的哈尔滨地下工作者,是如何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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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麟)

南满游击总队第一大队长张瑞麟,在一次战斗中脸部受重伤,迫不得已离开部队养伤。伤好之后,他先秘密到哈尔滨参加学习,之后回到老家三岔河,发展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36年初,张瑞麟秘密告别了妻子孩子之后,奉命来到了哈尔滨。按照上级要求,张瑞麟住进了纯化街仁义巷的一个小客栈,领导十几名地下党员开始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张瑞麟觉得住在小旅馆很不方便,这里人来人往,晚上还有伪警察查店,容易惹出麻烦。于是,他要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也是巧了,5月初的一天,张瑞麟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一个同乡,这人名叫刘永善,是个木匠。张瑞麟提出自己想找个地方住,刘永善就让他搬过来,住在自己的木工作坊里。

刘永善的木工作坊也不大,只有一间小房子,住着师徒三人。张瑞麟去了之后,干脆在地上铺了张床,临时凑合一下。

到了6月,上级介绍一个王先生过来,他是哈尔滨特委书记,任命张瑞麟为特委组织部长兼地下市委书记。张瑞麟后来才知道,这个老王真名叫韩守奎,他很快就会给整个哈尔滨地下组织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两个月之后,张瑞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马迭尔宾馆)

老王告诉他,最好自己找一处房子居住,到时候可以作为市委机关所在地。但是,张瑞麟只身一人,很容易成为特务关注的目标,所以,老王让他把老家的妻子孩子都接过来。张瑞麟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妻子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不太合适。

老王又表示,可以安排一位女同志过来,以夫妻的名义和张瑞麟住在一起。这个提议也被张瑞麟拒绝了,因为在哈尔滨随时可能遇到老乡,如果这种事情传到老家,肯定会有麻烦。最后,张瑞麟把自己姐姐和姐夫接来了哈尔滨,同乡刘永善听说之后,也带着自己的老婆过来,和张瑞麟合租,住在了一处。

同乡刘永善当木匠,姐夫则摆摊卖豆腐浆子,张瑞麟隐藏在这里,也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从此,这个地方成为了哈尔滨地下组织的主要联络点。

从1936年10月开始,因为国际交通线遭到了敌人破坏,哈尔滨特委的经费来源断绝,地下工作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各类秘密活动都需要经费,有一些同志没有固定职业,需要一些生活补贴,现在都没有了。

怎么办?张瑞麟很着急。11月中旬,老王忽然过来,对张瑞麟说:“别着急,借着钱了。你叫刘永善到‘永和长’镜子店去看看,有他的挂号信就取回来交给你,跟他说是朋友邮过来的。”

张瑞麟一听就急了,“永和长”镜子店是哈尔滨地下组织最秘密的联络点,是要严格保密的。现在,老王竟然让人把信寄到了那里,万一寄信人被敌人逮捕,供出了这个地址,哈尔滨地下组织会有大麻烦的。

老王赶紧解释,说寄信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傅景勋,现在是哈东方正县宣传部长,不会出问题的。

张瑞麟没想到,这封信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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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兵正在拷问中国人)

刘永善是木匠,做出来的很多东西都供应给“永和长”镜子店,所以非常熟悉。没过两天,他还真从那里拿来了一封挂号信。信的收件人写的是刘永善,老王没有把张瑞麟的名字告诉寄信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后来救了张瑞麟的命。

张瑞麟和老王都不知道,寄信人傅景勋在3个月之后,也就是1937年3月初,投降了日军。之后,傅景勋把自己所知的一切情报,全都告诉了日军。虽然他不知道哈尔滨地下组织得太多情报,但是,仅仅是那个镜子店,就足以让日伪军的特务调查出很多问题了。

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开始秘密行动,调动全市的伪警察,准备在4月15日进行全市大搜捕。

4月上旬的一天,木匠刘永善回来之后,对张瑞麟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永和长”镜子店的老板说,“同发隆”商店的两个人,来打听刘永善住在哪里,说是有一封挂号信要给他。

刘永善当天没有取,回来问问张瑞麟,是不是上次的那个寄信人,又来信了。张瑞麟此时还不知道傅英勋叛变的事情,但无缘无故又寄信过来,肯定有问题。于是,他立刻叮嘱刘永善,千万不要去取信。

结果,4月11日那天,刘永善回来说,“永和长”的老板表示,同发隆的人又来了,说想亲自把信送过来,要走了刘永善家的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忽然来了两个人敲门,大声问刘永善是不是住在这里。刘永善开门问什么事情,那两人又说认错人,转身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日军派出来的特务,他们通过傅英勋曾经寄的那封信,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地址。张瑞麟意识到问题十分严重,立刻通知老王,同时准备搬家。

4月14日,日军全城大搜捕的前一天,张瑞麟跑了一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4月15日早晨,天刚亮就传来了敲门声,刘永善开门后,几个人忽然闯进来,直接将他拉出门去,推进一辆小汽车带走了。有几个人还留在院子里,开始翻箱倒柜四处搜查。张瑞麟一个人住在旁边的小屋里,听到外面的动静后,穿好衣服就坐在炕上等着。

很快,几个人就冲进来搜查,然后把张瑞麟带到大屋里,和刘永善的徒弟站在一起,询问基本情况。张瑞麟早就做好了准备,回答说自己也是木工,和刘永善暂时住在一起的。那些人让张瑞麟把简历写下来,他赶紧说自己不认识字,最后还是他姐夫简单写了写,交给了那些人。

这些人很明显是特务,他们查问一番没有发现破绽,也搜不到什么东西,就暂时离开了。张瑞麟知道出了大事,决定立刻离开。临走的时候他告诉姐夫,12点整在道里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见面。

刘永善被捕,是因为那封信,所以很快就会查到张瑞麟的。

(被日本宪兵抓捕的抗日志士)

张瑞麟知道回不去了,于是先去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的住处,想要暂时躲避一下。没想到,冯策安已经被捕,张瑞麟只能继续找其他地方藏身。他把随身携带的一个留声机留在当铺,拿到了三十元钱。之后买了一双胶底鞋,到理发馆把头发剪短,立刻赶到了同发隆门前的小花园。

在这里,张瑞麟见到了自己的姐夫。姐夫说,张瑞麟一走,就过来了十几个特务,询问张瑞麟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能回来。姐夫一问三不知,趁着特务不注意,偷偷溜出来的。

张瑞麟明白,自己已经成了特务的头号搜捕目标,必须赶紧跑。姐夫跑出来通风报信,也一定会被敌人怀疑,所以不能再回去了。但是,张瑞麟的姐夫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还是回家了。后来,他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精神失常,释放之后不久就死了。

4月15日当天,哈尔滨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天晚上,张瑞麟住进了地下工作者常佐臣的家里。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老王,因为两人之前约定要在17日上午9点见面,如果老王按时去了,一旦被抓住就麻烦了。关键问题是,老王这个人做事粗心大意,常常不遵守约定时间,也常常忽略暗号的变动。

结果,17日中午,老王果然没有注意到暗号变动,一下子闯进了张瑞麟原来的住处,被日本宪兵发现了。老王转身外逃,没想到被铁丝网绊倒,敌人开枪打伤了他的腿,老王就这么被捕了。张瑞麟当时并不知道,老王被捕后供出了大量的情报,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市委、大连市委、奉天市委、国际交通局、吉东省委、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等组织,因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不过,老王虽然供出了这么多情报,最后还是被敌人处死了。

现在,整个哈尔滨风声鹤唳,到处都在大搜捕。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

张瑞麟脸上有明显的伤痕,特务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所以要尽快离开。当天晚上,常佐臣就决定,由自己的母亲常老太太掩护,带着张瑞麟到望奎县农村暂时躲避。

没有办法,只能暂时这样了。18日一大早,张瑞麟就和常老太太一起出发了,途中路过黄家窝棚屯,老太太被一条狗咬伤了腿。简单包扎伤口之后,老太太坚持要继续走,两人于是从松浦站上了车。

在路上,张瑞麟忽然发现,在前面四五排的座位上,有一个带着墨镜的日本人。这个人慢慢走过来看了一眼,又回到了座位上,假装看报纸。张瑞麟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于是准备提前下车。车到四方台站之后,张瑞麟看日本特务还坐在那里,赶紧扶着常老太太下了车。

下车之后,张瑞麟就搀扶着老太太坐上了一辆马车,直奔四方台街。路上,张瑞麟看到那个特务还跟在后面,于是悄悄对老太太说:“那个日本人是特务。”老太太镇定地说:“不要紧,你脸上也没有贴着帖儿,怕什么?”

两人下了车之后,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张瑞麟对老太太说,自己必须立刻离开,不然肯定会被抓走。之后,张瑞麟悄悄走到门口,看到特务果然在不远处等着。这是一条死胡同,跑不出去肯定会被抓。也是巧了,这个特务可能没想到张瑞麟这么快就出来了,正在那托着下巴想事情了。趁着他不注意,张瑞麟借着行人的掩护,快走几步跑远了。

无处可去,又回到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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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麟 1987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

张瑞麟一路小跑,天黑时来到了一个小屯子。其实,农村并不比城市安全,因为农村流动人口少,忽然出现一个陌生人,更容易被发现。所以,张瑞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回到哈尔滨。

第二天一早,他就匆匆出发了。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行动,身上只有3元钱,也不敢乱花,所以这一路都是讨饭度日。一连走了5天 ,才终于回到了哈尔滨,再找到常佐臣的时候,看到常老太太也安全回来了,张瑞麟才松了一口气。

哈尔滨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张瑞麟联系不上组织,自己也断了经济来源。没有办法,一开始他只能白天躲藏,晚上出来一个个寻找曾经的同志,研究如何隐蔽、如何生存。几个月之后,敌人的搜捕渐渐放松,张瑞麟才敢寻找一些临时小工,赚些钱勉强生活。那段日子太穷了,全身只有一套衣服,天气热了之后买不起单衣,只能把棉花掏出来改成单裤穿。这一年冬天,张瑞麟始终没有穿上过棉裤,连被子都是借别人的……

就这样,张瑞麟在哈尔滨继续坚持斗争,发展新的组织。一直到1940年6月,得知东北抗联一部在肇东县一带活动,张瑞麟才和常佐臣一起,离开了哈尔滨,去找抗日队伍了。

真实的地下工作者,也许没有电影里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但他们和敌人斗智斗勇,更加艰难。他们,是值得宣传、值得铭记的英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张瑞麟《在漫漫长夜中——记哈尔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周爱民《大连近代史研究:1937年四一五事件的历史原因及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