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孔子是受推崇的大人物，但他在100年前，被从头到脚狠狠批了一通，仁义礼教道德，今天提倡的这些东西，踩在地上一个也没放过。昨天狠批，今天又来倡导，我们这一百年是不是走了弯路？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号称南陈北李，由此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全面的颠覆。
首当其冲的是孔老夫子。
孔子已经去世两千五百年，老夫子慈眉善目人畜无害，思想也很有道理，为什么还要把他翻出来做为攻击目标呢？
最直接的动因是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策划复辟当皇帝。
1912年，清帝国轰然垮塌，国体走向共和，袁世凯虽然当了总统，但是他发现革命党和共和制处处找他总统的麻烦，这样的总统完全不符合他的个人理想，他在清朝权力中枢几十年，皇帝的权力有多好他是知道的，现在一步之遥，作为一代枭雄，又是一个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能不产生想法。
袁世凯想当皇帝，但是倒挡并不好挂。这时候康有为跳了出来，他之前被慈禧追杀，在海外招摇撞骗混饭吃，现在终于可以回来继续胡说八道。他要定儒教为国教，胡说什么尊崇孔子才能“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民国政府1912年元旦就废止了跪拜，但是康有为说，中国人不跪天，不跪孔子，要膝盖做什么。
康有为变态尊孔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儒教从汉武帝开始，等级、廉耻、克己复礼等核心思想，就是皇权的工具，经过2000多年的强化，绝大多数人心里形成了条件反射，说儒教，就是说皇权，尊儒教，就是尊皇权。
袁世凯敏锐地察觉到尊孔和帝制之间的联系，所以坚决支持尊孔读经，赞美“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
到1915年的秋天，复辟帝制的企图已经是路人皆知，陈独秀等人为遏制袁世凯的野心，开始批判儒教，批儒教虚伪的仁义道德，批儒教的等级观念和礼教观念对人的束缚，再批儒教对皇权的维护，这是政治反孔，也是最强有力的反孔，在很短的时间，把袁世凯的帝王戏台拆得一塌糊涂。
第二个反孔的动因是西方思潮的影响。一大批喝洋墨水的人留洋归来，他们坐过有轨电车，用过电话，还会说外语，能够侃侃而谈各种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让他们给孔子行跪拜礼，听前清的老夫子讲课，那不是笑话吗？
何况之前信奉孔子的政府是个什么样子？从1840年到清帝逊位，一共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英国163个，日本153个，沙俄104个，法国73个，德国47个，美国41个，比利时26个，葡萄牙13个，意大利7个，荷兰5个，奥匈帝国5个，西班牙4个，其它阿猫阿狗的国家还有68个。信孔子就是这样的结果，儒教治国没有说服力，是该用人家带回来的新东西试试了。
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本身的主张很乱，用来批判儒教的思想各式各样，互相不服，总之就是自己带回来的最好，如果自己当总理、总统，马上就能融入西方文明世界，民主也好，GDP也好，国计民生也好，一切天下太平，其实他们既不了解中国，也没有行动能力，这是书生反孔，大体上初心是好的，也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书生就是书生，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些人要么做了纯粹的文人，要么做了狗腿子。
再有的原因就是触底反弹的叛逆。
晚清极端压抑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积蓄了巨大的暴躁能量，压抑最合适的宣泄口就是叛逆，比如剪辫子，年轻人当然是主角，不管你愿不愿意，按住剪了再说。当时儒教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大家都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不叛逆孔子叛逆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青年人的荷尔蒙在反孔运动起到了一定作用。
青年人虽然有时候盲目，喜欢掀桌子，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一起扔掉，但从长远来看，他们总是代表着趋势，多数人的荷尔蒙，最终会发展成为崇高的爱情，在五四运动和其后的新旧势力战斗中，这些年轻人成为中国的脊梁。
还有一种人是借反孔出自己的气
另外中国人的群体智慧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共和制孕期太短，先天不足，与其说是共和制打败了帝制，不如说是汉人打败了满人。在新文化形成之前，孙中山、袁世凯一起发力，清帝国的POSE还没摆就倒了，缺了一堂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是有群体智慧的民族，在该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有人站出来，带着大家把这件事做成，这就是群体智慧，群体智慧通过个人智慧起作用，所谓天降大任，必有斯人，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紧要关头，一定会有这个人站出来。
群体智慧基本上来自文化本身，甚至就来自儒家文化本身，比如家国情怀和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因为有责任感和反省精神，所以才有对儒教的检讨。这个意义上的反孔，是部分儒教，打败了整体儒教。历史学领域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是说从长期来看，政治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不是也可以说，从长期来看，只要有群体智慧，早一点，晚一点，该补的课都会补上。
当时反孔是这么几个群体的合力，维护孔子的人，也不是只有一种人。
袁世凯是一种人，尊孔为自己当皇帝。
康有为是一种人，尊孔为刷存在感。
辜鸿铭是另一种人，这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9种语言，拿到13个博士学位，还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也尊孔，但他的尊孔和别人不一样，对于跪拜和修孔庙，老先生不以为然，说你们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换句话就是，拜孔子，你们配吗？
辜鸿铭对西方足够了解，所以鄙视西方，他公开对西方人说，你们比我们更野蛮。
因为鄙视西方，所以他维护东方传统。
最后这场论战是反孔一方获胜，虽然袁世凯强行复辟，做了83天皇帝，但没有孔子保驾，终于在一片骂声中下台，很快一命呜呼。
从长远来讲，这场论战之后，权威观念、等级观念、狭隘的仁义道德观念被否定，科学和民主思想有了土壤，如果说近代史是从清帝逊位那天开始，那只是时间上的概念，经过这场论战，中国才算是领到了近代世界的通行证，后续的现代化进程才有了文化基础。
早在五十年前，同是儒教文化圈，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站在近代化的起跑线上，中国1861年开始洋务运动，日本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都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所不同的是，洋务运动没有伴随思想启蒙，就算思想比较先进的人，仍然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日本从明治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对儒教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运动拉开了和中国的差距。
当时日本的思想家把儒教批得体无完肤，反省之激烈，相比后来中国的反孔有过之无不及，比如他们说，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禽兽世界。
这和后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找出通篇都是吃人两个字，如出一辙。
其他的儒教文化圈诸国，越南经历了暴风骤雨的革命，所以这个国家的做事风格很厉害，军事上能够做东南亚小霸王，搞经济也很强劲，不能不说是文化变革的力量在起作用。
这是儒教文化圈里反儒教取得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成立很晚，甚至不能成为民族国家，划入儒教文化圈是因为华裔比较多，谈不上儒教传统，更谈不上反或者不反，所以他的社会进程和儒教没有什么关系。
韩国虽然在经济上号称亚洲四小龙，但因为没有经过彻底的文化洗礼，多数时间平民百姓逆来顺受，一旦爆发又血雨腥风，看不到现代社会的秩序，韩国总统往往不得善终，彷佛还停留皇权时代，应该说是没有经过文化洗礼的恶果；在公司里，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员工唯唯诺诺，装模做样加班加点做给上级看，这样礼仪重于实效的群体状态，落后是早晚的事。
如果从更大范围来看，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因为没有一次彻底的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和尊卑观念，即使一小部分人再优秀，但上层与底层撕裂，没有中间阶层，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大型制造业不行，军队战斗力也不行，处理家事国事，和1840年的中国差不多。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既然100年前的反孔这样重要，为什么过了一百年，现在又在大力倡导孔子和儒学？我们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
当然不是，借用一句话，我们既不能用100年前否定现在，也不能用现在否定一百年前。
当年全面批判儒教，因为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解释儒教中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矫枉必须过正；现在把好的一面捡回来，在市场经济里，以儒家的教义维持必要的民族底线和纪律性，孔子思想不能治理乱世，但保障现代社会秩序还是有作用的。
此次疫情中，儒教文化圈各国普遍表现好于其他国家，尤其中国人表现出的高度自律，是欧美没有经过儒教自我克制熏陶的种族难以理解的，这一百年的群体智慧，已经让我们自动捡回了一些儒教东西。
何况在今天的时代，诸子百家我们都要继承发扬，唯独缺失儒教一家，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不能叫开历史倒车。
但是这里有一个尺度问题。
2015年，河南一个中学要求学生每天跪拜孔子像，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背诵论语，很明显，这样的尺度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