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莽为人及其政权的研究来说，班固的《汉书》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在《汉书·王莽传·赞》中，可以看到班固对王莽的总体评价。《王莽传》以“本纪”的体例，记载与其有关的政治事件，收录其颁布的诏令，可以说是班固基于当时的史料，对王莽生平进行的客观叙述。当然，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作者的主观情绪，也容易产生偏见。
同时，在看到《王莽传》中随处可见的王莽批判时，也需要意识到《汉书》是在东汉皇帝的干预下编写而成的。尽管如此，其内容仍可以反映班固自身对王莽其人的解读和评价，或者可以说，《王莽传》是一篇以班固对王莽的人物评价为中心的史料集成。因此，在研究王莽时，无论如何都要一读《汉书·王莽传·赞》。
新莽时期诏版拓片
《王莽传·赞》开篇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这好像是在说王莽早期的政治活动有值得称述之处，但接着话锋一转：“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汉书·王莽传下》）班固言及孔子的闻达之辨（均出自《论语·颜渊》），指出王莽的正直只是表面功夫，实乃不仁之人。
王莽封禅玉版
又云：“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汉书·王莽传下》）班固认为，导致篡国之祸的不仅是王莽性格中的“不仁”和“佞邪”，诸多偶然因素相辅相成，发挥巨大作用，才使其篡国得以成功。
新莽时期钱币
接着，班固又指出王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作黄帝、尧舜再世，执政期间导致“毒流诸夏”，百姓“丧其乐生之心”，自古以来典籍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之中，没有人比王莽带来的灾祸更多、造成的后果更坏。最后班固进行总结：“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儒家经典）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无德而居高位），非命之运，紫色（间色）鼃声（邪音），余分闰位（不得正王之命），圣王（光武帝）之驱除云尔！”（《汉书·王莽传下》）
新莽时期铜器出土货版局部
由此可见，在《王莽传·赞》中，班固对王莽的人格及其政权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班固将王莽、秦始皇二者等同视之，将二人视为无德之君进行谴责。在描述王莽容貌气质时，班固借他人之口：“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译者注：参见《王莽传中》）无独有偶，这段内容与《史记》介绍秦始皇相貌的描写非常相似（译者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新莽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示意图
总之，在阅读《汉书·王莽传》时，不仅需要注意解读方法，还应该记住，在班固所处时代，对王莽的否定和批判是极其合理的。
王莽其人
《王莽传中》中还有另一段对王莽外貌的描述：“侈口蹶颔（嘴大颚短），露眼赤精（突眼红瞳），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约173厘米），好厚履高冠，以氂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
从这段描述来看，王莽绝不是一个美男子或伟丈夫，喜欢传穿厚靴或许是因为其对身高的不自信，这些对相貌的描写也透露出当时人们对王莽的厌恶。自卑的人为掌握政权，要如何面对内心的矛盾，找到克服的方法？在成功掌权之后，其心理历程又会对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探讨这些历史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时，王莽或许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个例。
王莽人物画像
以下是王斐烈在《新莽革政与失败之原理》中对王莽性格特质进行的分析：“超胜（ascendance）的特质。王莽是具有超胜特质而非屈从（submission）的人。凡有此特质者，常易视己为主而想支配他人。……内向（introversion）之特质。……王莽无疑是内向特质很强的。……与内向特质有密切关系者，即张扬性（expansion）是。……内向性之极端即趋向于此。由幻想加张扬，乃成妄想狂，由超胜加内向而入于张扬，乃成自大狂（megalomania）。王莽之富于幻想可谓与晚年之妄想狂有关，即真后不能受谏，一意孤行，成一种自大狂之状态……总之，莽之自我表现是超胜和内向两特质强大，而洞识力极微弱。洞识（insight）者，能对自己一切作公平之客观考察……此特质与内向常不并立……”
王斐烈的研究让笔者产生以下思考。越是理想坚定的人，越会在掌权后过度敌视异见人士并对之进行打压。这是因为，他们作为某种理念的信徒，在内心深处坚信自己的信仰即是善，反之即是恶。这导致其无法辩证客观地看待事物（即王斐烈所说的“洞察力”），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性。
王莽的政治生涯虽不一帆风顺，但都是一时的挫折，加之有元后庇护，因此不仅没有致命失误，还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和拥戴。正是这种经历，让王莽自以为是地认为其理念受到了人们的支持。同时，想要在权力的世界站稳脚跟的人在面对反对者时，会本能地抱持你死我亡的执念和恐惧。
通过前面章节不难看出，王莽对“名”极其敏感。不知这是一种相信“名”中有灵的咒术信仰，还是对孔子之言——“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的实践。除此之外，更改各种名称应该也是为了与汉朝传统进行切割。
孔子问礼老子图
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王莽确实对鬼神心存畏惧。这一性格特点不仅在吕宽事件中被臣子提及，也在畏惧高祖之灵一事中得以体现。同时，畏惧鬼神与相信符命二者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在现代人眼中，敬畏上天、以符瑞证明天命的存在是难以置信的。甚至会被理解为一种欺骗民众的政治手段。但笔者认为，王莽对此深信不疑。据说王莽与秦始皇、汉武帝一样期盼长生不老，还曾与方士进行方药实验。
徐州出土汉代“泗水捞鼎图”
根据《王莽传中》记载，翟义乱党王孙庆于天凤三年（16年）——发生叛乱九年之后被捕，王莽命令太医等人将其解剖。这是一次活体解剖，据说是为了观察五脏形态，调查血脉走向，从而治病救人。以王莽的性格，想必对王孙庆恨之入骨。不过，翟义之乱虽然让王莽心惊胆战，但毕竟已是九年前的往事。因此，对于王莽来说，与其处以极刑，杀一儆百，不如用于医疗实验，治病救人。关于“尚方”一职、铜制人体模型和收录于《黄帝内经》的解剖记录等，参照山田庆儿《中国医学的起源》。
总的来说，王莽的政治手段和政策制定的特征是重视形式和形式先行，因此有人称其脱离现实。这一特征应与其重礼思想有很大关系。正如孔子所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礼制形式主义陷阱需要时刻警惕，而王莽的理想正是在全国推行儒家礼制，所以才更容易拘泥于形式。形式主义的“礼”也有可能催生严苛的“法”。王莽在推行政策时，虽然以儒家礼制为本，但为了实现目的，不得不增设大量“法律”、“科条”。在执法过程中，他对家人和心腹毫不留情，这一点应该也与其重视形式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新莽时期铜器诏版局部
王莽作为一名政治家，自青年时期始，便立志于政治改革。他心思细密，在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基础上，进而成功掌握政权。不得不承认，王莽具有普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卓越才能。即使在称帝之后，他仍锐意进取，专注改革，为实现礼制国家而不懈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莽是一名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政治家。然而，古今中外无数事例告诉我们，政治家越执着于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就越容易走上独断专行的道路。对他人意见充耳不闻、自以为是、疑神疑鬼等手握重权者的弊病也出现在了王莽身上。
对儒家圣世的追求
本书曾经多次提到，王莽的心愿是效仿周公，完成“制礼作乐”的大业。周朝的礼乐制度为孔子所称道，并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世代传承。王莽的目标是让儒家思想在国家的诸多制度中得以体现，正因如此，他才在掌握实权之后，于元始年间大力改革，完善礼制。王莽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否纯粹，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王莽在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成绩。
西汉厅堂铺首衔环图
与王莽推进的儒家思想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儒学的国教化”。比较传统的说法是，汉武帝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确立儒学的国教化。一部分日本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也采用这一观点。不过，有学者指出，与其说武帝朝的文化教育政策确立了“儒学的国教化”，不如说实现了“儒学官学化”。这个观点逐渐被人们接受，于是另一个问题便浮出水面：“儒教国教化”于何时确立？关于这一问题，现在主要有两种观点：西嶋定生认为确立于新莽，而板野长八则认为确立于东汉光武帝朝。
西嶋定生认为，王莽废除郡国庙，改革郊祀制度，完善新莽国家祭祀、仪礼制度，采用谶纬之说等一系列举措，确立了儒学的国教化（西嶋定生《秦汉帝国》）。而板野长八则认为，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学说尚未对君主起到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君主身份具有某种超自然神秘主义属性，儒家为了约束君主，必须把探讨为人之道的人伦主义孔教转化为具有超自然神秘主义属性的教派。
于是西汉中后期的儒家学说就加入了一些超自然神秘主义要素，即谶纬说。儒家假托孔子制造纬书，提出谶纬之学，将利用图谶称帝的光武帝视为遵循儒家教说的君主，从而把君主身份纳入儒家范畴之中。这就是儒教的确立过程，即儒学的国教化（板野长八《儒教成立史的研究》）。
山东微山出土汉画像石西王母和伏羲、女娲
在思考新莽时期儒教的确立和国教化问题时，会出现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王莽为何如此执着地依据儒家学说，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一些浅见，现陈述如下：
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来朝，提出把名字改为“知”。其奏文中有“慕从圣制”一句，《匈奴传》作“窃乐太平圣制”。《汉书》中有很多带有“圣”字的词语，如“圣德”、“圣人”等等。因此“圣制”一词不足为奇。不过，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圣制”一词在成帝朝至王莽朝期间频繁出现。就笔者管见所及，在《汉书》中，“圣世”一词仅有一例，出自《陈汤传》中一则哀帝朝的奏书。提起哀帝朝，笔者联想到哀帝采纳夏贺良等人的建议，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事。另外，与西王母信仰有关的骚乱也发生于哀帝朝，而且王莽还把圣女元后比作西王母。
上述这些事例使笔者有了一个直观感受：在汉朝濒临灭亡之际，王莽及其身边的官员乃至平民百姓都渴望社会得到净化与圣化。在王莽的青年时期，社会问题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奢靡腐败、违法乱纪的风气在皇帝和王氏一族等外戚高官之间蔓延。
王莽心中会产生改革意识，应该与当时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无关系。笔者认为，以古代圣人制定的圣制净化现世，应该就是王莽依据儒家学说“制礼作乐”的本意，而“制礼作乐”的终极目标自然就是仿照“井田圣制”实行王田制。另外，国号“新”通常被认为取自“新都侯”。但如果结合上述观点进行思考的话，王莽以“新”为国号，是否也取其“革新”、“一新”之意？
新莽时期流行的四神瓦当
秉持“制礼作乐”精神的王莽在完善仪礼方面做出很多贡献。东汉王朝继承其依据儒家学说创立的诸多国家仪礼，于是后世各代王朝的礼教国家的形态逐渐完备。换句话说，如果说东汉王朝是中国各代王朝礼教国家形态的原型，那么王莽政权则是导致这一原型出现的诱因。
王莽政权研究
李鼎芳的《王莽》在整理中国学者对王莽政权及其历史意义的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王莽一边联合大地主、大商人形成豪强势力，一边“巧言令色”骗取中小地主以及人民的同情，最终取得政权。虽然王莽在主观上并非没有缓和阶级矛盾、加强自身统治的意图，但其制度改革完全背离社会发展原则，因此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苦难。王莽追求的只是自身及其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者。
睢宁县双沟镇出土的汉画像石《牛耕图》局部
李鼎芳观点中的“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阶级差异、各阶级与王莽政权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在李鼎芳所整理的诸家观点中也有体现。另外，也有学者将汉朝的诸侯王、列侯与西周封建制度之下的“领主”（王莽政权根据周朝五等爵位制度设立的公侯伯子男领主阶级）相提并论，将无爵位的大土地所有者视为“地主”，认为王莽是“领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前者的救命稻草。
汉画像石拓片纺织图
孟祥才在他的《王莽传》中指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构成王莽政权主体的是豪族地主阶级。这是因为，被豪族地主所占有的大量土地是该政权存立的经济基础。王莽自身虽然也是豪族地主中的一员，但其在即位之后实施的政策，都立足于封建国家立场，因此有时难免会触动豪族地主的利益。孟祥才还称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很常见，不足以证明王莽是豪族地主阶级的敌人。孟、李似乎持相同观点。
不过，“豪族地主”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在日本的王莽政权研究中，针对其与地主阶级的关联展开讨论的是重泽俊郎。他认为，推崇古文经学的势力就是对抗西汉官方意识形态公羊学派、组建东汉政权的中地主阶级，该势力首先支持王莽成功推翻西汉政权。
在王莽过于拘泥古文经学文献，强行实施与中地主阶级利益相冲突的土地政策，导致二者矛盾加深之后，该势力放弃王莽政权，转而寄希望于东汉政权。重泽俊郎指出，“该势力的计算和底线”即“相信推翻西汉刘氏政权会换来古文经学权威地位的确立与稳定，同时认为在建立能够代表中地主阶级利益的全新刘氏王朝之前，支持（王莽政权）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汉画像石拓片战争图（局部）
重泽俊郎以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关系为中心展开论述，因此有忽视王莽立场、王莽政权性质的倾向。笔者认为，应该跳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框架，对王莽政权进行解读。也就是说，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王莽试图把西汉王朝改造为怎样的政权。仅从与古文经学学派（中地主阶级）的合作这一视角对王莽的意图进行解读并不妥当。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莽在推崇古文经学的同时，还采用了今文经学。刘歆后来对王莽的背叛虽然似乎可以印证重泽俊郎的观点，但毕竟王莽的思想中也存在其特有的意向性。因此，在判断其政权性质的讨论时，有必要关注刘歆和王莽二人思想上的背离。
汉画像拓片仙境狩猎·异兽图
河地重造的见解有别于以上诸家。他认为，王莽政权的目标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秩序稳定的统一国家，以官僚强化国家统治，维持并重组皇帝与人民之间的支配与保护关系”。王莽不是要依据《周礼》推行“复古政治”，而是，标榜《周礼》中的专制君主体制理念，以应对现实危机而已。王莽推行的诸多政策均以建立一元化君主政治为目标。
比如，在以往的财政制度中，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离，山泽税充当皇室财政收入，由少府管辖；在王莽改革之后，山泽税被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由郡县管辖。由此可见，王莽政权脱离西汉的二元化国家体制，实现了向一元化君主政治体制的“制度性”转变。
上述内容是河地重造对王莽政权的基本观点。他还指出，豪族势力的扩张说明皇帝统治的基础——由小农组成的乡里共同体在汉朝社会发展中逐渐被豪族支配，于是皇帝对人民的统治（以编户齐民制进行管理）出现危机。王莽政权正诞生于这一过程之中，因此试图以更加纯粹的形式实现编户齐民制的新莽时期，其实是编户齐民制完成蜕变，豪族支配的共同体成为国家主体的东汉体制成立之前的过渡期。
新莽时期嘉量诏书拓片（局部）
笔者认为，河地重造的观点目前最具有说服力。本书在王莽政权研究方面着墨不多，这是因为本书的目的是在把握西汉末期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同时，着重勾勒出渴望实现圣世的王莽——一个如同儒家理念化身般的人物的一生。关于王莽政权这一问题，仍需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想必在这一过程中，对王莽这一人物的评价也会因视角的转变而再次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