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大片霸占中国院线之前，进口电影被称为“译制片”。
在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后，是配以幻灯小字幕、说明书，或者解说员现场解说。最时髦的是找英文流利的大学女生担任“译意风小姐”，现场同步翻译，绘声绘色地播讲剧情和对白。
大约从四十年代开始，长影的前身东北电影局就开始了苏联电影的配音工作。
第一部译制片是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普通一兵》，那里的声音构成就不乏「瞅啥，瞅你咋的」。这些现在听来，仍倍感亲切的东北口。据后来的长春译制片厂的台柱胡连华回忆，当年一是没经验，二是人员少，三是时间紧，四是任务重。后来配音员，都是临时抓差的。满口大碴子味，实在在所难免。基于此，很多专业的电影演员也加入其中。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成立，虽然起步较晚，但却能后发制人。他们也请来大量优秀的电影演员，加盟这个新兴事业。像仲星火、中叔皇、高博、程之、卫禹平都是显赫一时的名家。而孙道临、张伐、石挥、秦怡、张瑞芳更是表演领域中必须承认的翘楚。
1950年以来，译制厂将外语片翻译、配音、混录然后放送，那些电影构成了国人对外国的想象。应该说，那也是上海译制片厂最为辉煌的年代。人员齐备，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基本是个声音，就令人难以忘怀。
像电影：《流浪者》、《在人间》、《永恒的爱情》它们一直留在心中，还有不少的：《望乡》、《英俊少年》、《虎口脱险》、《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罗马假日》、《茜茜公主》等等吧！拍的好、译的好、配音好！当走进电影院时：每次都是“高朋满座”，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度很高涨啊！美好的译制片给人们带来生活中的新视野，新风尚。
上译厂在那时候摸索并保存下一套译制片的制作流程。当翻译拿来翻译好的文本后，需要根据画面进行初对，电影画面播放的同时至少有导演、演员、翻译和口型员在场，其中口型员很关键，他们的作用是根据原片演员口型数出一句话中能放多少中文字进去，演员必须经过数口型的训练。文本的初对会花去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所有演员被叫到一个棚里录音，经过鉴定、补戏，最后合成：一个月后，一部译制片便出炉了。
这里提一下，外国演员的样貌、表情、姿态、动作都与中国人差异很大，如果用标准的中国腔来配音，会有一种违和感。正是略显夸张的配音腔，会给人一种“泊来感”，正好与外片的氛围相称。而老一辈配音演员认真倾情的演绎只能说为译制片锦上添花、画龙点睛。
例如《虎口脱险》、《追捕》、《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佐罗》、《国王与小鸟》等，配音成了片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给当时的观众留下深深的记忆。甚至日本演员高仓健在听了毕克配的杜丘时钦佩说：“如果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我的声音”。后来毕克去世，高仓健特意敬献了花圈。现在我常常把老译制片的配音片段存在手机里当音乐听，例如《尼罗河惨案》的剖析案情、《远山的呼唤》的雪夜独白……
在2010年前后，无论电影和电视配音的译制片都开始遇冷，网络上也有一些人开始了用译制腔的恶搞，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电影院线已经基本不排配音版的译制片。
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大量录像带从各种渠道进入，到现在网络下载的原声影视作品，观众已经逐步开始习惯看“原片”。其中不少译制的版本，从字幕到配音质量低劣，口型对不上、字幕翻译编辑都存在问题，这就拉低了整体水平。而些劣质译制片甚至堂而皇之地登上各个电视台。
2：随着英语课程的普遍开设，老师们让孩子从小就接触原片来提高听力、加强口语训练，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而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平均年龄是21.9岁，中老年人认为票价和电影题材都不适合自己，所以影院从观众角度、收益、方便程度出发，排片也自然是原声片要大大超过“国语版”了。
3：从片方来说，有时候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发行方给片方的译制时间只有一周左右，这包括翻译和配音在内。而传统的翻译、润色、校对、装填、排戏、肯词、校正、补录等，一般译制剧本，需要10天左右，配音要4天，混录要3天，但现在，很多环节被精简或忽略。这就直接导致了各种翻译硬伤频频出现。
4：从“从业者”方面来说，一边是大批艺术家退休，新生代却面临着行业待遇、内部管理、薪金差别等问题，很多译制片从业者纷纷转行，其中就有张涵予、黄渤、郝蕾、徐光宇等。同时“译制片的制片人制度，有时也带来参差不齐的配音队伍。”一系列问题都导致了译制片难以再现昔日辉煌。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当年的长译和上译为中国大众翻译配音的大量外国影片早已成为了经典，甚至是难以超越的经典，老一辈配音艺术家为我们留下的经典声音永远是中国译制片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值得我们珍惜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