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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京地下党书记陈修良回忆我在苏北根据地接触的陈毅和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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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茶馆 2021-11-25 07:30

2021-11-24 15:22·白马茶馆在盐阜区再遇饶漱石1942 年 1 月,我去江苏北部的抗日根据地,开始 了戎马生活。从上海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 的所在地——盐(城)阜(宁)区这段路程,比到莫斯科去的一段路程还要艰难得多,这个地区是真正的敌后 农村抗日根据地,盐城、阜宁两个城市,由日本侵略者占据着,广大的农村有新四军部队,也有国民党韩 德勤顽军的部队,又有汪伪组织起来的所谓“和平军” 的汉奸部队,所以这个地区是蒋、汪、我方三角斗争的地区。 我们要从上海到新四军的军部,势必要通过许多关卡, 遇到各种不同的部队,如果被发现是去新四军管辖的地区 的话,那就或者被捕,或者被杀害,所以要通过各种关卡盘查,需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江苏省委和华中局在 大江南北各口岸都设有各种交通站,而且还配备了熟悉路途的、可靠的交通员陪同前往。同我一起去苏北的是汪璧同志,她的爱人是顾准 同志,已在华中局工作,她是去同丈夫团圆的,自然是 带着欣悦的心情踏上征途,至于我呢?则是抛弃了老母、幼女和爱人,孑然一身踏上征途的,我的唯一目的, 是希望党能够信任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 员,希望党了解反王明宗派小集团是怎样一回事,但求 能查清问题,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我和汪璧两个女人都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惊险,才抵达华中局的组织部。军部设在盐阜区的单家港,满目黄土不见有树木,好不荒凉,同江南四季常青的景色相比,令人想起“江南好,能不忆江南”的诗句了。我们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亲切地同我们握手,问一路平安否?我真觉得组织部是“干部之家”。部里还有两个科长,一位是干部科长朱巩,一位是交通科长姓邓,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干部。组织部设在一间土屋里面,只有桌子和长凳,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再简单不过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站起来就走,真是轻装、单骑的军队生活。过了一会儿,朱巩同志叫勤务员拿了饭菜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正是敌后战斗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时期,这样的生活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不克服困难,是决不能坚持在敌后的农村的。我同汪璧同志分手后,被送到不远的一个村庄,地名叫“停翅港”。这个徒有诗意的村庄,却是一片荒凉,人口稀少,居民不多,十分穷困的农村,我被引进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只有父子二人,他们住在黑暗的房内,外面一间是烧饭的,我就住在灶间里,有一张方桌,一块门板的床,原来这里还住着一个女秘书。饶漱石住在不远的一个小茅屋里,听说原来这个房子是住一个乞丐的,粉刷一下,成为饶的办公室兼卧室。饶漱石同我在上海就是老相识了,他走过来看望我,知道我去根据地的目的是想由苏北出发去延安的,但他说:在华中局审查也一样,这是中央局,何必去延安呢?他要我留在他身边,帮助整理材料。他说:你得先看看许多电报,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才好去工作。我只得同意。就在我住的这个灶间里,每天看那不计其数的电报。他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让我阅读了,这是开办特殊训练班,使我初步懂得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叫我整理白区工作的文件,主要是彭真同志写的一些材料。那时刘少奇同志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是副书记、副政委,少奇同志也住在附近,他几次召见我去谈话。我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他对白区工作很有经验,这个白区工作的材料,可能是他需要用的吧。不久,华中局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扩大会议,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少奇同志宣布中央调他去延安工作,提拔饶漱石为政委,同时提拔青年干部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的书记,他的总结报告讲得很好。少奇同志要去延安的消息传出后,我就去找少奇同志,请求跟他一同去延安,在那里接受组织对我的历史问题的审查。少奇同志说:此去要路经许多敌占区,要打仗、通过封锁线,你是一个女同志,不太方便,还是留在华中局工作吧。少奇同志带了一队人马出发了,穿着有皮领子的一件大衣,我送他策马上路去了。饶漱石当了政委,本来华中局决定成立“妇委”“青委”的,我为妇委书记,陆璀为青委书记。但后来因为军事形势起变化,宣告流产。饶漱石要我帮助整理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经验,陆璀时常来聊天,她也在帮助饶漱石整理材料,据说饶在埋头起草一个大报告,群众运动是要详细写的,所以留我在单家港。4 月间,华中局决定我去创办《新华报》。这个工作当然不简单,我不想做,觉得还是去宣传部做些文字工作比较好,可是华中局的负责同志陈毅军长竭力主张要办党报,他怕我不肯去,还亲自约我去谈话。他同夫人张茜同志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他对我开玩笑说:同志嫂,要你做新闻记者去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当作终身职业来做啊!我听到“终身职业”四个字,吃了一惊,我想我是来同王明打官司的,怎么一下子变成新闻记者了呢!而且还是终身职业?莫不是命运又在同我开玩笑?我连忙说:我没有能力办大报,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志来办吧!陈军长哈哈大笑,他说:经验是干出来的,我也不是当兵出身的,现在当军长,是干出来的呀!你何必如此胆小,我们还准备派黄源同志当副总编辑,你任总编辑,只要写社论,看看大样就可以了,校对、编排等事务工作由别人去搞。我看样子是无可拒绝了,只好答应下来。受陈毅军长所托主编《新华报》那时华中局只有一个电讯报,把延安新华总社每天拍来的电报译出来供各单位参考,因为条件困难,印刷并不多,一个排只有一份,电讯报社设在一个小村庄,离开军部约有十几里路。有一个编委,一个译电组,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有一部旧式的平板印刷机,随时准备打仗时拆开打埋伏(即埋在地下),晚上用火油灯排版,工作十分辛苦。可是陈军长却不顾条件困难,偏要在战火频繁的敌后,办新华报,未免有点冒险,我不敢保证能够按期出版,也难以保证会有什么人来投稿,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报社的经理是唐为平同志,他是上海的老新闻记者,参加八路军,转到新四军军部在报社任经理,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倒是一位熟知情况的人,使我放心了一些。编委是谢冰岩、鲁平、梁山等同志,也都是诚诚恳恳干工作的老新闻记者,戈扬、于岩两个新闻记者笔头都好,我觉得只要团结起来,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那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伙食太差,连油盐都吃不上,每天吃的是烘山芋干、大麦,很少能吃到小麦或大米,因此工作人员多患有贫血病,鲁平同志有一次还晕倒在地,译电员们面无人色,还得开夜车。这种情况陈军长很关心,他亲自来报社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尽可能要供给部多给一些大米,每人发棉大衣一件。这是特殊优待,照例只有团级干部有棉大衣穿。因此大家觉得组织如此重视,不努力奋斗,有点说不过去,便奋不顾身,日夜操劳去完成任务。但比这更困难的事是煤油奇缺,这个东西是由敌占区弄来的,而敌人封锁很严密,常常要用战士的鲜血去换来——打仗护送煤油到根据地。“电讯”每三天出一张小报,《新华报》是一大张,五天出一张,也觉很吃力。不过大家情绪还是比较好,如果要同大城市办报相比较,那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1942 年7 月开始出了创刊号,我在上面写了一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使得白区工作损失十分严重,我觉得我应该有勇气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好在文章是经过陈军长审阅过,没有人反对。大家很重视我的文章,决定要我当主编。陈军长每期都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他同我约好:要修改,得经他的同意,文责自负,我倒反而觉得轻松了。陈军长的豁达大度的大将军风格,我很敬佩,所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陈军长很喜欢下棋、作诗、写文章,他的风格同饶漱石很不一样,饶谨小慎微,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骨子里妒贤嫉能,对于陈军长办报纸、写文章的热忱,暗中不以为然,他常常向我表示对文化人的讨厌,好像文化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被人看不起的。有一次我到他的房子里去请示,大衣没有穿好,披在身上,走到他的门口,站岗的向我敬礼,饶漱石让我进去后,就严加批评一顿。他说:你披着大衣进来,有点像“文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门岗才向你敬礼!我莫名其妙,这才知道在军队中“文化人”是要被看不起的,那又为什么要办报纸呢?饶漱石从来不给《新华报》写文章,也从不过问此事,一个政委对待华中局的机关报如此态度,我感到惊奇。后来渐渐看出办报的事是完全出于陈毅同志的主张,饶漱石是不赞成的,陈军长在部队的威声很高,而饶漱石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皖南逃出来的,谁知道他的来历?饶对陈军长有几分妒忌,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感觉,但内幕不很清楚。报社的事多请示陈毅同志或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不久,大后方忽然来了一位新闻记者( 范长江),饶漱石决定让他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任命这位记者任社长,我当然很高兴,这样可以增加《新华报》的消息,译电工作可以同新华社合并起来了。但是这位记者,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向饶漱石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印刷、发稿、编辑的计划,要求报社按他的办法执行。我们研究结果,觉得在敌后农村不同于大城市,他的计划是乌托邦计划,遭到大家的拒绝,他要印刷所日夜开工,排印电讯稿,先印出来发给首长阅读,然后发稿给报社,这样一来,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难以解决。首先是没有火油,无法日夜开工,工作人员要增加一倍,同当时精兵简政方针相抵触,我们就向彭康同志反映,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这位记者真会奉承饶漱石,使他相信这是“科学”方法,我们再三同其说理,无法一致,因此我们就联名写了一个报告给饶漱石,要他“明察秋毫”,取消那个乌托邦计划。不料饶漱石反而施加压力,硬说我们联名写信是错误的,大后方来的文化人的意见一定要尊重,否则以后文化人就不会到抗日根据地来了。他把计划的不合理一方面置之不理,片面地强调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我们无奈,只好去找彭康同志。他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因为饶漱石已经批准的事,不可反对,只能服从。”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当然只好服从命令。饶漱石后来借口反扫荡,取消了《新华报》,只办了新华分社,所有工作人员都并入了新华分社,我被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做党委副书记。这种事的发生,开始不明白其背景,后来我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饶漱石因为《新华报》是陈军长力主创办的,他怕自己的理论水平低,相形见绌,有心要取消办报,正巧这位记者提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计划,就乘机合并过去了。陈毅同志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地方去发表文章了,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至于我个人,却是觉得轻松了,在敌后办报纸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何况我也并没有想做新闻记者,更不想当作“终身职业”,我还是一心想把历史旧账算算清楚,可是事与愿违,一时还不可能解决问题。(本文由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郝铁川教授整理完成、标题编者有删节)责任编辑 杨之立
触的陈毅和饶漱石

在盐阜区再遇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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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1 月,我去江苏北部的抗日根据地,开始 了戎马生活。从上海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 的所在地——盐(城)阜(宁)区这段路程,比到莫斯科去的一段路程还要艰难得多,这个地区是真正的敌后 农村抗日根据地,盐城、阜宁两个城市,由日本侵略者占据着,广大的农村有新四军部队,也有国民党韩 德勤顽军的部队,又有汪伪组织起来的所谓“和平军” 的汉奸部队,所以这个地区是蒋、汪、我方三角斗争的地区。 我们要从上海到新四军的军部,势必要通过许多关卡, 遇到各种不同的部队,如果被发现是去新四军管辖的地区 的话,那就或者被捕,或者被杀害,所以要通过各种关卡盘查,需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江苏省委和华中局在 大江南北各口岸都设有各种交通站,而且还配备了熟悉路途的、可靠的交通员陪同前往。

同我一起去苏北的是汪璧同志,她的爱人是顾准 同志,已在华中局工作,她是去同丈夫团圆的,自然是 带着欣悦的心情踏上征途,至于我呢?则是抛弃了老母、幼女和爱人,孑然一身踏上征途的,我的唯一目的, 是希望党能够信任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共产党 员,希望党了解反王明宗派小集团是怎样一回事,但求 能查清问题,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我和汪璧两个女人都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惊险,才抵达华中局的组织部。军部设在盐阜区的单家港,满目黄土不见有树木,好不荒凉,同江南四季常青的景色相比,令人想起“江南好,能不忆江南”的诗句了。我们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亲切地同我们握手,问一路平安否?我真觉得组织部是“干部之家”。部里还有两个科长,一位是干部科长朱巩,一位是交通科长姓邓,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干部。组织部设在一间土屋里面,只有桌子和长凳,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再简单不过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站起来就走,真是轻装、单骑的军队生活。过了一会儿,朱巩同志叫勤务员拿了饭菜给我们吃,这个时候正是敌后战斗频繁,生活极为艰苦的时期,这样的生活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不克服困难,是决不能坚持在敌后的农村的。

我同汪璧同志分手后,被送到不远的一个村庄,地名叫“停翅港”。这个徒有诗意的村庄,却是一片荒凉,人口稀少,居民不多,十分穷困的农村,我被引进住在一个农民家中,只有父子二人,他们住在黑暗的房内,外面一间是烧饭的,我就住在灶间里,有一张方桌,一块门板的床,原来这里还住着一个女秘书。

饶漱石住在不远的一个小茅屋里,听说原来这个房子是住一个乞丐的,粉刷一下,成为饶的办公室兼卧室。饶漱石同我在上海就是老相识了,他走过来看望我,知道我去根据地的目的是想由苏北出发去延安的,但他说:在华中局审查也一样,这是中央局,何必去延安呢?

他要我留在他身边,帮助整理材料。他说:你得先看看许多电报,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才好去工作。我只得同意。就在我住的这个灶间里,每天看那不计其数的电报。他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让我阅读了,这是开办特殊训练班,使我初步懂得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叫我整理白区工作的文件,主要是彭真同志写的一些材料。那时刘少奇同志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是副书记、副政委,少奇同志也住在附近,他几次召见我去谈话。我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他对白区工作很有经验,这个白区工作的材料,可能是他需要用的吧。

不久,华中局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扩大会议,我列席了这个会议,少奇同志宣布中央调他去延安工作,提拔饶漱石为政委,同时提拔青年干部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的书记,他的总结报告讲得很好。少奇同志要去延安的消息传出后,我就去找少奇同志,请求跟他一同去延安,在那里接受组织对我的历史问题的审查。少奇同志说:此去要路经许多敌占区,要打仗、通过封锁线,你是一个女同志,不太方便,还是留在华中局工作吧。少奇同志带了一队人马出发了,穿着有皮领子的一件大衣,我送他策马上路去了。

饶漱石当了政委,本来华中局决定成立“妇委”“青委”的,我为妇委书记,陆璀为青委书记。但后来因为军事形势起变化,宣告流产。饶漱石要我帮助整理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经验,陆璀时常来聊天,她也在帮助饶漱石整理材料,据说饶在埋头起草一个大报告,群众运动是要详细写的,所以留我在单家港。

4 月间,华中局决定我去创办《新华报》。这个工作当然不简单,我不想做,觉得还是去宣传部做些文字工作比较好,可是华中局的负责同志陈毅军长竭力主张要办党报,他怕我不肯去,还亲自约我去谈话。他同夫人张茜同志住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他对我开玩笑说:同志嫂,要你做新闻记者去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当作终身职业来做啊!

我听到“终身职业”四个字,吃了一惊,我想我是来同王明打官司的,怎么一下子变成新闻记者了呢!而且还是终身职业?莫不是命运又在同我开玩笑?我连忙说:我没有能力办大报,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志来办吧!陈军长哈哈大笑,他说:经验是干出来的,我也不是当兵出身的,现在当军长,是干出来的呀!你何必如此胆小,我们还准备派黄源同志当副总编辑,你任总编辑,只要写社论,看看大样就可以了,校对、编排等事务工作由别人去搞。我看样子是无可拒绝了,只好答应下来。

受陈毅军长所托主编《新华报》

那时华中局只有一个电讯报,把延安新华总社每天拍来的电报译出来供各单位参考,因为条件困难,印刷并不多,一个排只有一份,电讯报社设在一个小村庄,离开军部约有十几里路。有一个编委,一个译电组,一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厂,有一部旧式的平板印刷机,随时准备打仗时拆开打埋伏(即埋在地下),晚上用火油灯排版,工作十分辛苦。可是陈军长却不顾条件困难,偏要在战火频繁的敌后,办新华报,未免有点冒险,我不敢保证能够按期出版,也难以保证会有什么人来投稿,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报社的经理是唐为平同志,他是上海的老新闻记者,参加八路军,转到新四军军部在报社任经理,已经工作了几年,他倒是一位熟知情况的人,使我放心了一些。编委是谢冰岩、鲁平、梁山等同志,也都是诚诚恳恳干工作的老新闻记者,戈扬、于岩两个新闻记者笔头都好,我觉得只要团结起来,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那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伙食太差,连油盐都吃不上,每天吃的是烘山芋干、大麦,很少能吃到小麦或大米,因此工作人员多患有贫血病,鲁平同志有一次还晕倒在地,译电员们面无人色,还得开夜车。这种情况陈军长很关心,他亲自来报社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尽可能要供给部多给一些大米,每人发棉大衣一件。这是特殊优待,照例只有团级干部有棉大衣穿。因此大家觉得组织如此重视,不努力奋斗,有点说不过去,便奋不顾身,日夜操劳去完成任务。但比这更困难的事是煤油奇缺,这个东西是由敌占区弄来的,而敌人封锁很严密,常常要用战士的鲜血去换来——打仗护送煤油到根据地。“电讯”每三天出一张小报,《新华报》是一大张,五天出一张,也觉很吃力。不过大家情绪还是比较好,如果要同大城市办报相比较,那只能是乌托邦的空想。

1942 年7 月开始出了创刊号,我在上面写了一篇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使得白区工作损失十分严重,我觉得我应该有勇气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好在文章是经过陈军长审阅过,没有人反对。大家很重视我的文章,决定要我当主编。陈军长每期都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他同我约好:要修改,得经他的同意,文责自负,我倒反而觉得轻松了。陈军长的豁达大度的大将军风格,我很敬佩,所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陈军长很喜欢下棋、作诗、写文章,他的风格同饶漱石很不一样,饶谨小慎微,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骨子里妒贤嫉能,对于陈军长办报纸、写文章的热忱,暗中不以为然,他常常向我表示对文化人的讨厌,好像文化人是一种特殊人物,被人看不起的。有一次我到他的房子里去请示,大衣没有穿好,披在身上,走到他的门口,站岗的向我敬礼,饶漱石让我进去后,就严加批评一顿。他说:你披着大衣进来,有点像“文化人”,不是自己人,所以门岗才向你敬礼!我莫名其妙,这才知道在军队中“文化人”是要被看不起的,那又为什么要办报纸呢?饶漱石从来不给《新华报》写文章,也从不过问此事,一个政委对待华中局的机关报如此态度,我感到惊奇。后来渐渐看出办报的事是完全出于陈毅同志的主张,饶漱石是不赞成的,陈军长在部队的威声很高,而饶漱石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从皖南逃出来的,谁知道他的来历?饶对陈军长有几分妒忌,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感觉,但内幕不很清楚。报社的事多请示陈毅同志或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

不久,大后方忽然来了一位新闻记者( 范长江),饶漱石决定让他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任命这位记者任社长,我当然很高兴,这样可以增加《新华报》的消息,译电工作可以同新华社合并起来了。但是这位记者,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向饶漱石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印刷、发稿、编辑的计划,要求报社按他的办法执行。我们研究结果,觉得在敌后农村不同于大城市,他的计划是乌托邦计划,遭到大家的拒绝,他要印刷所日夜开工,排印电讯稿,先印出来发给首长阅读,然后发稿给报社,这样一来,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难以解决。

首先是没有火油,无法日夜开工,工作人员要增加一倍,同当时精兵简政方针相抵触,我们就向彭康同志反映,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这位记者真会奉承饶漱石,使他相信这是“科学”方法,我们再三同其说理,无法一致,因此我们就联名写了一个报告给饶漱石,要他“明察秋毫”,取消那个乌托邦计划。不料饶漱石反而施加压力,硬说我们联名写信是错误的,大后方来的文化人的意见一定要尊重,否则以后文化人就不会到抗日根据地来了。他把计划的不合理一方面置之不理,片面地强调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我们无奈,只好去找彭康同志。他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因为饶漱石已经批准的事,不可反对,只能服从。”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当然只好服从命令。饶漱石后来借口反扫荡,取消了《新华报》,只办了新华分社,所有工作人员都并入了新华分社,我被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做党委副书记。

这种事的发生,开始不明白其背景,后来我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饶漱石因为《新华报》是陈军长力主创办的,他怕自己的理论水平低,相形见绌,有心要取消办报,正巧这位记者提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计划,就乘机合并过去了。陈毅同志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地方去发表文章了,这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至于我个人,却是觉得轻松了,在敌后办报纸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何况我也并没有想做新闻记者,更不想当作“终身职业”,我还是一心想把历史旧账算算清楚,可是事与愿违,一时还不可能解决问题。

(本文由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郝铁川教授整理完成、标题编者有删节)

责任编辑 杨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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