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狼君，一个陪您读历史的工科小伙儿
1962年在边境作战的失败，成了印度一直以来的心理阴影，使印度内部相当一部分人一直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在下一场冲突中击败中国，他们就像是一群野狗，无时无刻的不再寻找着机会。
时间进入到80年代，我国在南部边境与越南陷入拉锯战，印度觉得有机可图，开始了各种动作。此时是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执政，在1982-1983年两年期间，她批准并完善了在中印实控线上加速部署军队的计划。
之后从1983年开始，印度派出多支侦察小组，侦察我边防军情况，并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我方一侧修建工事。就这样步步蚕食我国边境地区，我国一味地忍让让印度仿佛又开始盲目自负起来，让印度部分人觉得自己又行了。
1986年，印度陆军参谋长桑达吉上将摩拳擦掌，想要在中印边境大干一场。他先是以“棋盘行动”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借口，将一个旅的部队空运至靠近达旺的吉米塘，另外调派三个师到旺敦，五万人进驻藏南地区。
1986年底，印度政府不顾我国反对，一意孤行地将我国藏南地区设立为他们所谓的阿鲁恰纳尔邦，并继续向达旺一带增兵。此举引发我国的强烈抗议，在各个媒体上的言辞愈发严厉，当时的西方媒体就揣测，到1987年初，一些西方媒体就断言说：“北京的语调已经同1962年时类似，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在不久之后即将爆发。”
印度面对我国的警告，依旧摆出了当年的样子，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天天叫嚣“我们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桑达吉又开启了代号为“猎隼行动”的军事部署，将米-26直升机和装甲部队部署到锡金东北部，狂妄地叫嚣：“我们要让北京感受到压力而知难而退。”
1987年4月，印军再次向塔格拉山脊增兵，并在桑多洛河谷修建起直接威胁我军边防哨所的尖兵哨。与此同时印军的其他小动作依旧不断，在多点步步蚕食我国领土。此时大雪已经解封，为了遏止印军的非法行为，隐忍多时的我军开始向边境增派巡逻队，以应对突发情况，并阻止印度继续蚕食我国领土。
1987年5月，由山南军区某团副团长带领的一个加强连前往边境巡逻，连队由一个步兵连、一个82迫击炮排、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骑兵侦察班组成。出发当晚，加强连进至桑多洛河谷，带队副团长命令原地宿营，第二天再前往谷口处的中印边境巡察。
大约晚上九点，我负责警戒的哨兵突然发现河谷南端山口处有火光，向着火光走了一段之后又听到了有说话的声音。这一情况被立即报告副团长。副团长立即同随队副营长、侦察参谋前往查看情况。
在确定了山口的确有人活动后，副团长随即命令侦察参谋带领一个侦察班抵近侦察。晚上十一点左右，侦察参谋带领一个侦查员返回，其余侦查员原地监视。
侦察得知，对面印军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占领我方一侧的制高点，并修筑起了工事，但工事并不完备，而且警戒松散，应该是也刚刚到达不久，并且没有发现我军已抵达。
副团长立即命令随军通讯参谋与军分区取得联系，但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不能保证通讯，加之宿营前已经同军分区汇报了情况，因此这个时间处于通讯断开阶段，一时无法建立联系。
面对这种情况，副团长立即决定按预案执行，全连做好战斗准备，清晨五点半出发同印军交涉。电台按计划八点同军分区联系，将情况和部署告知。
早上六时许，除通讯和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队员按战斗编组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开始构建战斗工事。侦察组最新的情报传来，确定敌人在侵占我方的制高点上有一个加强排，在距离其500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并判断敌纵深可能有大口径火炮支援。
副团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说明此次是印军有组织的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的行为，在交涉过程中极有可能爆发冲突，请求立即增援。
8时许，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带领3名侦察兵、1名报务员和1名翻译前往交涉，要求印军立即从我方领土中退出去。但印军方面的态度十分蛮横，见我方人数不多，便赫然持枪威胁我方交涉人员，并以下流的语言和手势对我方交涉人员进行侮辱。
副团长见交涉不奏效，便要求副营长撤回，等待军分区指示下一步部署。可就在副营长回撤途中，印军突然开火，副营长负重伤，随行人员将其背回的时候，副营长已经因失血过多而牺牲了。
印军已经开火，致使我方人员伤亡，副团长当即下令对印军展开反击。我军立即按既定部署，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从攻击阵地出发，迂回到印军阵地后方发起攻击。
连队在重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的火力支援下，仅用半个小时，以4人牺牲11人受伤的代价，将处于绝对优势位置的印军击溃，毙敌准尉副排长在内13人，俘虏8人，其余印军向南溃逃。
占领阵地后，我军迅速展开防御部署，准备迎接印军反扑。下午14时许，印军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在纵深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下向我军展开进攻。不过印军依旧展示“哔哔他第一，开火就拉稀”的光荣传统，挨了我军一套组合拳后溃败。
印军步兵溃退后，印军便以纵深火炮开始轰击我方阵地，企图依靠火炮的震慑让我军撤退。副团长一边命令战士用印军留下的工程器材和物资加强工事，一边向军分区汇报情况，并坚称将战至最后一人。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印军已经对我阵地实施了一整夜的轰炸。此时印军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再次对我阵地展开进攻。我军英勇顽强，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抵抗英军。印军在付出数十人伤亡的代价后，再一次撤退。
之后印军以战斗机和直升机不断掠过我方阵地上空，以威胁恐吓我军官兵，同时调兵遣将，不断地增加兵力，企图发动更大的攻势。
就在印军增兵企图扩大攻势的同时，我山南分区的一个步兵营已经增援至阵地，使我军防御力量大大增强。至第四天，我增援部队山地第53旅赶到，并携带有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我方实力大增，印军因此收敛而未敢再次展开攻势。
但此时的第二次中印边境之战已箭在弦上，印军挑衅增兵在先，开火杀害我军人员在前，而且不知悔改，还在国际上大放厥词，一场战争看似已在所难免。
印度一方面在国际上继续污蔑抹黑我国，一方面向冲突地域调派部队。由于印度对此次冲突蓄谋已久，在冲突发生仅仅两周内，就将一个军部又两个师，约7个旅的兵力调至冲突地域，并随军部署了大量的坦克和火炮，跃跃欲试要与我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行动。
印度陆军参谋长桑达吉狂妄地叫嚣，称此时的印度早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现在的印度不仅熟悉地形，还有大量的火炮、坦克、战斗机、运输机来支援战斗。他宣称，如果中国军队像1962年那样进攻，印军就可以用这些装备 “围歼”以轻步兵为主的对方军队。
桑达吉还豪言壮志地表示，印军有足够的实力深入西藏纵深作战，并且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后来《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书中披露，印军司令部曾两次下达攻击命令，计划用一个师 “清除”桑多洛河谷的中国军队。不过两道命令均在执行前一分钟被撤销了，因此将其称为离战争最近的一分钟。
印度军方那段时间就像神经了一样，各种口嗨，各种幻想如何 “暴揍”曾经赢过他们的人呢，还尽量地向外界表示，我不是吹牛，我是基于实力才这样说的。不过我对印军的实力到底增长几何不清楚，反正印军种种魔怔的表现，和1962年被揍前的症状一模一样。
印度方面大兵压境，还屡屡口出狂言，彻底惹怒了一再忍让的我们。杨尚昆就在访问美国时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境沿线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不得不做出反应。”
杨尚昆的表态，被西方媒体视为给印度的最后通牒。除了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冲突外，我们秉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为应对可能扩大和升级的战争，开始向新疆和西藏的中印边境地区增兵。
第13、21、54集团军已要求部队做好入藏参与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准备，确定以149师、37师、61师、160师为首批参战部队入藏。同时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预定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前往战区勘察道路和地形。
冲突发生后两个星期，预定参战部队的师以上指挥人员抵达前线，受领预定作战任务，并勘察进攻路线的地形和道路情况。随后各参战部队团营两级指战员抵达前线，开始受领任务勘察地形路线。6月初，149师和37师先头部队抵达前线。
此时作战部署已经完毕，秉承“保持克制，坚决反击”的作战方针，只待印军越线，我军便展开全线反击。如若印军继续集结兵力但暂未展开进攻，待我军第二批作战部队抵达后，便立即发起战役。
反击战役部署为：山地步兵52旅、37师和160师在瓦弄和巴普卡方向作战，歼击位于该方向的印军第2师，山地步兵53旅、149师和21师，在德让宗至拉鲁段歼击印军第4师，相机打击印军第17师。以歼灭印军前线的两个主力师，收复藏南地区为第一阶段战役目标。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印度政府的态度却突然软了下来。以总理拉吉夫·甘地为主的印度政府很清楚，现在的印度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但中国也早已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印度都没有战胜中国的希望，一味的将冲突扩大化，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印度。
其实现在看来，这场危机的主要挑起者正是拉吉夫·甘地本人。冲突发生前，印度国内矛盾突出，党派斗争加剧，尤其是军方势力的增强，使拉吉夫·甘地的地位不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拉吉夫·甘地才有意扩大边界危机，一次获得政治优势，稳固政权。
这与当年尼赫鲁的出发点不谋而合，但拉吉夫·甘地相较于尼赫鲁就清醒得多。他制造冲突的目的只在于稳定政权，这一目的达到后，就立即缓解边境冲突，因为他清楚，如果冲突扩大化，那么他就会像当年的尼赫鲁一样丢掉政权。
不仅如此，印度当时还深陷国外危机之中，与东边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冲突不断，与南边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大打出手，这两个小角色就已经让印度政府倍感压力，如果再和北方的中国动手，那无异于自寻死路，主动收手恰恰是明智之举。
冲突爆发后不久，印度外长蒂瓦里就借前往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之机访问北京，明确表达了拉吉夫·甘地的态度，即新德里不打算使边境地区的局势继续恶化，这是印度方面态度的第一次软化。
而后在7月，拉吉夫·甘地又一次发表公开演讲，声称此次误会是由于西方某些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在英中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冲突。并解释称冲突中印度先开火是由于士兵紧张导致的，并非故意。
印度政府的两次示弱服软，表达不想与北京冲突的态度，并主动将位于桑多洛河谷的部队撤回印度传统控制地区。于是我方便接受了印度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在8月份解除了西藏前线作战部队的作战任务，入藏部队也先后撤回内地。随后我方向印度转交了印度被俘士兵和被击毙人员的尸体。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亲自访华，谋求此次冲突的真正和解。拉吉夫·甘地也成了1954年尼赫鲁之后，第二位访华的印度总理。印度已经做出如此姿态，算是诚意已足。至此，这场离爆发最近时仅剩一分钟的大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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