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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靠不住。”
“那我靠谁啊?”
“老蒋?”
“一个写日记的人。”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
“我也不写。”
“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啊。”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下贱!”

《邪不压正》的这段台词算是给《蒋介石日记》做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调侃。正经人谁写日记、日记强国的种种评价,让人好奇蒋介石到底在日记里面写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也让人深深的怀疑蒋介石做人的人品。

《蒋介石日记》可谓是人类历史一大奇迹,绝对能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从1916年开始,29岁的蒋介石开始每天坚持用毛笔写日记,一直写到了1972年他病入膏肓之际,其中几乎没有过中断(但日记有过遗失)。写完日记他还要写周记、年记,大有今天互联网打工人写周报的既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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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坚持写日记目的是向曾国藩学习,用日记来自省、自勉。说句客观的实话,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可谓是“真情流露”:年轻的时候频繁戒色却频繁破戒、看到中共的宣传小册子佩服的不行、在日记里面几乎骂遍了他的同僚、亲属、盟友。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是深恶痛绝,却也无能为力,于是乎网上就有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蒋介石是崇祯再世。

蒋介石到底是“真性情”还是“真虚伪”?他的日记里到底写了什么让后人们争讼不已?今天我就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窥视一下这位名人的内心世界。

1919年3月8日,蒋介石的日记写下一条:“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和季羡林在日记里坦诚地说北师大附中女篮球队员的腿儿倍儿黑、年轻时就想多日几个女人不同,蒋介石性格严肃审慎、不苟言笑,这样的性格导致了他总想着“掐死欲望”,但欲望这个事情往往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壮年时期的蒋某人和曾国藩一样,无力抵抗哺乳动物的本能,这种挣扎在日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第二天他很有可能就又进到妓院里面去了,他愤怒地写下“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3天后他还在反省自己:“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2天后他又反省道:“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

1919年10月1日到10月7日,蒋某人大概是跟某个妓女你来我往,陷入爱河了,但出于自比曾文正公的“体面”、他选择在日记里鞭笞自己,其心可悯,但真的要“戒色”实在是太难了。这样的事情在次年又发生了,1920年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何异!”一周多后,蒋介石又逛到妓院里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又感慨:“何窒欲之难也!”有时候就算不去妓院,蒋介石也会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自慰。

随着年龄渐长,蒋某人估计对性事丧失了兴趣,戒色的内容在日记里不再出现了。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渐升高位,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乃至最高领导人,这样一个身份还整天逛窑子太容易被人攻讦了,政治达人蒋介石自然是不会冒这个风险。换言之,蒋介石戒色的目标还是外力影响下达成的,再自律都不管用,这故事实在是太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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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政界要人后,蒋介石的日记中往往能出现他和公开场合中表态所不同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他对中共的真正态度:敌意中夹杂着钦佩。1934年11月,国民党军队围剿湘南地区的红军,结果大败亏输,蒋介石在日记中无奈的喟叹“自愧不如也”,称“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对红军的战斗力十分的惊讶。

起初,蒋介石并不能理解红军制胜的道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他这个对手来,尤其是在国共合作后。1938年,蒋介石底下的人帮他搞到了《党的建设》这本我党出的小册子,看完后他在日记中忠实的写下了他的读后感:“自本日起看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殊觉有益于我也。”《党的建设》这本小册子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是如获珍宝,可这本小册根本算不得什么密件,有学者考证这本册子应该是各大解放区马列学院使用的一种教材,只要是我党干部那是人手一本。

这本册子里主要写了“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干部政策、组织的领导、宣传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对于组织涣散、派系斗争纷乱不堪的国民党来说,可谓是一剂良药。其实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是曾经跑到苏联考察的,马克思的作品,他是经常性地翻阅。

到了1938年年底,蒋介石总结几年的读书情况,认为《土耳其革命史》、《黑格尔辩证法》和《党的建设》是今年阅读最有心得的三本书,并在第二年的日记中写下,国民党干部应该看“管子、王安石、张居正、黑格尔辩证法、党的建设、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这些书,给国民党的广大干部做了一个“安利”、推荐。

蒋介石看完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宛如看到了“别人家的孩子”,对“自家的孩子”便愈发的恨铁不成钢。在1939年3月,他在日记中连续写了十几个问题,准备测温“中央训练团”的党政干部,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过尖锐,有兴趣的可以大概浏览:

一、问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健全;
二、问本党 党务何以不能发展,何以二等以上人才不肯加入本党;
三、问本党地方之党政机关与人员为何不能协调合作;
四、问各级党部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何以对立不能团结;
五、问本党各级党部何以不能掌握教育保甲与生产合作机关……为何党政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使党团能发生实际作用?
六、为何民众不信仰本党与党员?问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
七、问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作基层工作刻苦耐劳;
八、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
九、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
十、为何党委变成官僚;

从以上的策问中,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蒋介石对国民党弊病体悟之深,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到了1945年,共产党发展十分迅猛,其理论建构也愈发炉火纯青。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

中共的辩证法思维也让蒋介石佩服不已,这种“科学办法”是封建荼毒的国民党无法学习的法宝。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一败再败,他在8月份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认为:“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尽管词语用得非常有主观色彩,但实际上是可以当作一种称赞了。1949年败亡之际,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 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义第一。”

“非梦想所及”一句,充分地表明了蒋对共产党的羡慕乃至于嫉妒,引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内部深刻的反思,因此他经常在日记中“讨伐”那些他看不惯的僚属、亲友,其用词主要围绕“寡廉鲜耻”四字并追溯其祖宗,当然了,蒋介石用毛笔款款然地写日记,自然不会用“娘希匹”这样的污言秽语。

蒋介石骂人人数之多令人咋舌,曾经有学者试图统计他骂过的人,统计着统计着发现不对劲,实在太多了搞不过来,就开始用排除法:统计蒋介石没有骂过的人,结果算下来只有蒋经国、吴稚晖等寥寥数人。

比如他曾骂国民党二把手陈诚“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又说他“不智与懦弱,毫无定识”,骂为中共谋求合法地位的孙科“阿科今日又为共匪《新华日报》辩护,而发表其否认对中央记者谈话之记录,其人格与言行实已扫地殆尽。总理而出此子,不仅为党国惜,而亦为其家族悲也。”除此之外还骂小舅子宋子文狡猾、骄傲跋扈,决不可用;骂孔祥熙可耻之至;骂李宗仁、白崇禧是无耻之徒;骂空军将领周至柔“枪毙十次都不够”。学者汪荣祖认为蒋介石“骂别人十分具体而恶毒,甚至离谱”,因为“他说胆大包天的张学良‘怕死胆小,狡猾糊涂’;他指责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是‘匪谍’;他痛斥驻美大使叶公超是‘汉奸’,都是口不择言、虚妄不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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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盟友,蒋介石对他们态度也不好。20年代,反帝青年军人蒋介石把“打到英美帝国主义”写在日记的空白处,并将英国写成“阴番”,说“阴番不灭,何以立国?”大有当年卫青、霍去病的“气概”。有人统计从1925年6月到1926年9月,蒋介石骂英国人的次数达300次以上,几乎每天都在日记里开骂。北伐期间被视为国耻的“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的开头一直写有“雪耻”二字,一直写到了晚年。他称帮助国民党的斯大林为“史丑”(当时斯大林翻译为史太林),骂推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为“尼丑”,在日记本儿里口诛笔伐。

有很多人从以上的内容中,误以为蒋介石是真性情的真汉子,但历史的真相便是如此吗?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形象,就是真实的蒋介石本人吗?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争讼不已的话题,近代史学者杨天石认为蒋介石的日记“主要是为写给自己看的……其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示人传世”,有的人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现得龇牙咧嘴,因此也不会拿出来示人,而且所记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假的(仍待考证),再加上蒋介石从未拿他的日记做过宣传,足以可见其真实性。

而汪荣祖则针锋相对的认为:“若有人说‘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无意传世’,则纯属昧于事实。”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生前已经将他的部分日记传抄出来,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也一直参考了部分“流出”的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如果蒋某人没有自己授意,他的日记又怎么会这么早让大家熟知呢?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蒋某人希望他的日记能够留下来为他个人立传。

在早期公开的部分内容中,蒋某人骂人的场面很少出现,这显然是经过了刻意的删改。他死后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都是蒋氏一家之言”,这个版本中本就经过一系列的删节和涂抹,既不可能完整也不算很真实。

如果偏信、全信蒋介石的日记,很容易会被蒋介石和蒋家后人带进坑里。学者考证在中山舰事件、西安事变、重庆会谈、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本接触的这方面重要史料中,蒋介石在这其中进行了很多主观臆断、猜测、甚至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说法,因此让人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蒋介石在日记里的“真实”形象,要么是蒋某人当年自己在说服自己的一个记录,要么也让人怀疑有示众的嫌疑。

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但实际上却对帝国主义处处顺从,连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曾“暗通日本”;对僚属批判和认识十分透彻,但在执行层面上却纵容四大家族贪污腐败、纵容官员上下其手甚至纵容军队对百姓的欺压……蒋介石真的没有能力“力挽狂澜”吗?可能面对国民党制度性的腐败无能,蒋介石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主观上认为这是错的,还是纵容事情发生,这难道是后人应该原谅的吗?

正是因为在日记中倡导的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一致,所以蒋介石才落下一个“日记强国”的评价。也正如学者汪荣祖所言:“蒋介石日记最大的用处,应该是从他的每日所记之中,细察他有意或无意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作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凭。”

大概看完蒋介石日记的主要内容,许多人都会有一个真实的想法:蒋介石太像当年那煤山上上吊自杀的崇祯皇帝了。

崇祯皇帝认为当官的都该杀,死到临头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而是“诸臣误朕”,他的对手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只是他底下的那些个官员太贪污腐败。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位积极能干的皇帝,但也遮蔽不了崇祯疑心太重、国家战略决策失误的重大过错,在他在位的在位十七年内阁首辅换了51个,平均一年3个,其中杀了10多个。

崇祯对亡国之兆的预见,也和几百年后的蒋某人一样。1947年,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拟定了《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大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这种话实际上暗合了共产党和广大中间派民主人士的批评,蒋介石此时觉得“军队与政治之复杂腐败,尤其军政制度,不能与共匪斗争也,思之寒心。”到了败亡之前的1949年,他喟叹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 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于是乎大家也就能理解网上那个驰名已久的段子:

崇祯多了许多少年般的鲁莽,而蒋介石则更多的是中年人的狡诈,两者性格、做事风格上面区别其实挺大的,但结局实在是类似。不过比起崇祯来说,蒋介石更幸运一些。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有了很长的时间整理党务和内政,并且有了更深的反思。

他学习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台湾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陆续地将台湾地方政府的党、政、军权全面控制在自己手里,蒋家两代人的努力奠定了之后台湾发展的基础,“四小龙”之名蒋介石可谓是有大功。

千人千面,没有完美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蒋介石也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真实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