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夜行实录2》，作者：徐浪，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火车站是中国每个城市里，最鱼龙混杂的地方，只要身处在这里，就会让人充满危机感。即使没亲眼所见，也能想到车站里什么人都有，比如小偷、卖票的黄牛、强买强卖的碰瓷者，还有各种奇诡的骗局。所以我不爱坐火车。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安检和管控更严的飞机。除非我感冒。感冒坐飞机会让我耳鸣很久都缓不过来。
2016年12月14日，我收拾好行李，坐14号线到了高铁站，准备去哈市参加中学好友的婚礼。我之所以没坐飞机，都因为陪周庸去参加了一场拍卖会。
前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去新苑南路的鲲鹏酒店，替他妈妈参加一场拍卖会。燕市每年都有几场大型高端抽卖会，按季节举行，受邀的人非富即贵。
这种事本来和我扯不上关系，但因为他妈妈那天临时有事，让周庸替她参加，竞拍一幅傅抱石的山水画，周庸就拽着我一起去了。
拍卖会在酒店二楼的大厅举行，厅里暖气不够热，加上之前几天没休息好，我就感冒了，不得不把机票退掉，买了高铁票。
到了高铁站的负一层，离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走向角落的面包店，打算买个面包。
在路过美式快餐店的时候，有一群人围在那里，出于职业习惯，我凑上去看了一眼，一个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平躺在地上，用手按着自己的脖子，上面有道割伤，正流着血，身边扔着一把匕首、一个镊子和一个手机。有人公然行凶？我挤进去，问一个站在最前面拍照的大哥，看没看见发生了什么。。
他说：“这人是自残，我正打电话呢，就看他掏出刀，给自己脖子来了一下。”
我点点头，问大哥：“这人自残时，身边有没有别人？”
大哥说：“有，他身后有个人拽着他的胳膊，看见他掏出刀自残，就跑了。
我问他跑走那人穿没穿警服，看热闹的大哥说没有。
这时周庸打来电话，问我上车了没。
我说：“没上车，你来高铁站一趟吧，负一层，带上录音笔什么的，有个人跟这儿自残。”
周庸说：“行，你不回哈市了？”
高铁站自残挺有话题性的，做成新闻应该能卖挺多钱，我打算调查完再回去。
周庸到的时候，自残的中年人已经被医护人员和警察抬走了，只剩下地上的血迹，清洁人员正在拼命擦，估计一会儿血迹也没有了。
周庸递给我一瓶水：“徐哥，票退了？”
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说：“没有，已经来不及了。痛失了一千多块。”
他四处看了一眼：“人都抬走了，咱查什么啊？”
我掏出手机，给他看刚才拍的照片：“我刚才拍的照片，你看看有什么不对吗？”
周庸拿手机翻了一会儿，问我：“是不是上访的，通过自残吸引注意力？”
我说：“不是。你看他手边的东西，镊子、匕首和手机，这人是个扒手！”
镊子是改装过的，尖部包有防滑的布，加上用来划包的匕首，这两样是扒手的标配，那个手机的手机壳上有粉色镶钻，怎么看都不像他自己的。
应该是他刚用镊子偷了手机，就被人发现了，然后他掏出了匕首，给了自己脖子一刀。
周庸奇怪，问我他为什么自残。
我给他解释：“这是扒手的一种惯用伎俩，一旦被抓，就自残或者吞刀片，目的是给警方造成威胁。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就是条人命。很多时候警方为了人身安全，只能将嫌疑人释放。
周庸：“所以他是被警察抓了，然后自残的？”
我摇摇头：“抓他的人，应该不是警察。”我刚才问了一圈，抓他那人没穿警服，应该也不是便衣。如果是警方，直接打120就得了，不需要在他自残之后走掉，避免解释不清。更不是丢手机的人，因为偷来的手机留在地上没被拿走。
周庸：“那是谁抓的扒手？”
我说可能是民间反扒组织。
他们义务在扒手出没较多的地方进行反扒活动。但因为没有执法权，一旦扒手出现伤残情况，他们就得尽量避嫌。之前就曾有过扒手死亡，反扒志愿者和反扒组织被起诉的情况。
可能是他们的人抓到扒手后，见他自残，怕被倒打一耙，就走掉了。
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找到那天在高铁站反扒的组织，采访他们，补充进火车站自残的新闻素材里，一起卖给大媒体。
想查到燕市民间反扒组织很简单。所有合法的社会组织团体，都必须在民政部门注册，反扒这种敏感的社会团体，监管肯定更严格。我们在民政部的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到几个反扒组织的电话号码，然后挨个打过去。我们发现，所有的反扒组织，今天都没有反扒活动，让扒手自残的那个，不是他们的人。
周庸挂了电话：“坏了徐哥，这下线索断了吧，当时你就应该跟着那扒手一起去医院，然后从他那入手。现在咱除了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这新闻也卖不上钱了！”
这事确实是我自负了，现在想找到那个自残的扒手，比开始就跟着要困难很多。
周庸问我还要不要继续查。
我说：“当然，起码得把我那张商务座赚回来！”
乞丐、小偷、黑帮都是分帮派划地盘的，像高铁站这种地方，肯定有个固定的盗窃团伙把持着，如果有外来的扒手抢地盘，轻的会被送到派出所，重的直接就剁手指，一般没有扒手敢在别人的地盘作案。
想找到那个自残的扒手，就需要找到高铁站的盗窃团伙。
周庸点头：“那咱怎么找到盗窃团伙啊？”
我说：“刚才不是讲了，扒手只在自己地盘作案，咱只要随便找一个扒手，跟着他，就能找到团伙。”
我和周庸按照这个标准，在高铁站一直找到晚上，结果什么也没找着。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高铁站继续找。一上午一无所获，我俩在美式快餐店买了两个汉堡套餐，正吃着，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喊：“我的钱包被偷了！”我急忙放下吃了一半的汉堡，走出快餐店看了一眼。有个姑娘站在人群中，一边喊着钱包丢了，一边四处观看。
周庸也跟着四处看：“扒手应该就在附近，徐哥你怎么不找呢？一直盯着人家姑娘看干吗，她长得也不符合你的审美啊。”
我说：“这姑娘有问题，如果你的钱包丢了，会站在人群里大喊，生怕贼不赶紧跑？”
这是一种手段，大多数人听见有人喊“钱包被偷了”，都会下意识摸一下自己的口袋，确认财物是否还在。这时扒手的工作就变得简单多了，因为摸口袋的人已经告诉扒手，钱包放在哪儿了。
我们站在快餐店的门口，假装聊天，盯着那个喊钱包被偷了的姑娘。我背对着她，让周庸越过我的肩膀隐蔽地观察那姑娘，看她到底是不是扒手。
盯了一会儿，周庸看向我：“徐哥，我俩目光对上了两次，我觉得她好像发现我了。”
我急忙回头看，那姑娘正把手指放在自己上唇，来回抚摸，好像那里有胡子一样。
这姑娘肯定是扒手，这个动作是暗语，当扒手发现便衣警察跟踪时，通常会做一个“八”字手势，或摸一下上唇胡须，暗示同伙停止作案。
四处看了一下，没发现她的同伙，我招呼周庸直接跟上去。她既然已经发现我们了，再躲也没有意义。
姑娘看我俩朝她走，转身就往地铁的方向跑，我们也跑起来在后面追。高铁站里的人太多了，一会儿，这姑娘的身影就消失了。
周庸：“这怎么搞啊？人跟丢了，而且估计整个盗窃团伙都该注意咱俩了。”
我说：“是，看来又得换个方式了，咱们去找火车站的老炮。”
周庸问我什么意思，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在火车站，倒卖车票的黄牛，一般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往往跟车站的工作人员和“特殊群体”都有些关系。
固定待在一个火车站很多年的黄牛，会被叫作老炮，老炮对火车站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包括扒手。
周庸：“那咱怎么不一开始就找老炮，何必费这么大劲？”
我说：“主要是我不爱和老炮打交道。这帮人就认钱，找他们问点什么都漫天要价。”
我们找到一个正在向旅客兜售车票的黄牛，跟向他打听这个车站的老炮在哪儿，他要了二百块钱，把我们带到了三楼的中式快餐店，找到一个坐在窗边吃饭的蓝衬衫男子：“泽哥，这俩哥们儿找你。”
泽哥喝了口可乐，问我和周庸找他什么事。我说想找高铁站盗窃团伙的“大师傅”聊一聊。和“丐帮””黑社会”不一样的是，扒手都是师徒制，一个师傅教出一群徒弟，徒弟再各有教授。
泽哥想了想，说要一万块钱：“少一分都不用谈了。”
我让周庸用微信把钱转给他后，他告诉了我一个地址：“这个团伙的祖师爷叫七爷，平时就跟这儿待着。”
从高铁站出来后，我们叫了辆车，让司机沿牛家堡东路向南开，在第一个红绿灯掉头，沿夕落园北路向东直行到第二个路口。
这里左拐后再开五十米有一个澡堂，泽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高铁站扒手们的堂口。
这个澡堂有两层，灰色的墙皮因为常年被水汽侵蚀脱落得很严重，门口挂了一块绿牌子，上边闪着LED的大字—弘宇大众浴池。
掀开门外挂的军绿色门帘，后面是一扇满是雾气的玻璃门，贴着用红色胶纸拼成的“欢迎光临”四个字。
推开门，正对面是女浴池的入口，门的左边是收银台，收银台紧挨着一个上楼梯，楼梯下面的三角区是一家mini理发店。
前台问我们是散浴还是套票，周庸买了两张89元的套餐——搓澡、拔罐、修脚，赠送香皂一块。
交过钱后，老板从身后的棕色木质架子上拿了两双拖鞋和两把钥匙，我俩将换下的鞋递回给老板后，向楼上男浴池走去。
掀开印有“男”字的门帘，后面是更衣室，几个中年男人正麻利地脱衣服，并塞进写有编号的衣柜中，厅中间摆放的四个黑色泡沫凳被他们压出了屁股形状的凹痕。
脱了衣服，走进男澡堂，一个一米六左右的精瘦老头从池子里站起来。周庸小声问我：“这就是七爷吧？”
我说应该是，那老头右手只有无名指和小指，另三根手指的地方，光秃秃一片。
七爷站起身后，一直盯着我们看。
周庸：“徐哥，让一老头在澡堂子这么盯着看，感觉有点羞耻啊。”
我让他别扯犊子：“浴池里估计都是他们的人，你说话注意点，别一会儿咱俩出不去了。"
说话间，七爷从池子里迈出来，指了指桑拿房：“去那里边谈吧。”
跟着七爷进了桑拿房，他往火炭石上浇了盆水，腾起一团白雾。
我说：“七爷您好，看来泽哥转头就把我俩卖了。"
他没接这茬，问我们是什么人。
我说：“是记者，但不是来打听你们找光阴的事，就是想问问，昨天在高铁站自残那哥们儿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想做个深度报道，主要讲讲谁抓的他，他为什么自残这些事。”
七爷盯着我们看了一会，摇摇头：“自残的那个不是我的人。”
周庸说：“不是你的人，怎么敢在高铁站作案？你们不是分地盘的吗？”
七爷拿毛巾擦了把脸：“确实分，那天我的人发现他不守规矩，在我们地盘上找光阴，就上前抓住他，想把他带回来，他忽然就把自己给割喉了。”
“他出院的时候，我让人把他带回来问了下，他是尚文路那片的扒手，说是有人给他塞了一万块钱，让他等电话，电话一来就在高铁站偷东西，故意被抓，并自残脱身。
我点点头：“那天抓住他的，是你的人？”
七爷说：“是。我徒弟抓他的时候，他以为是警察，就立刻自残求脱身。”
我皱了皱眉，这事太奇怪了，雇用一个其他地区的扒手来高铁站偷东西，要求是故意被抓，并自残脱身。
这事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想制造混乱，将高铁站的警力向自残的扒手集中，然后趁机做些什么！
我问七爷这两天高铁站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点点头：“这两天抓得特别严，我好几个徒弟都进去了，我托关系打听了一下，说是昨天有人在高铁站丢了个装有特别贵重物品的手榴弹。”
我问他知不知道“贵重物品”是什么。
七爷说：“听说是一幅画，傅抱石的，叫《观山兽图》。”
周庸忽然转头看我，我知道他什么意思，那天我们替他妈妈去参加的拍卖会上，有三幅傅抱石的画。除了替他妈妈拍下的山水图，丢的这幅画就是另外两幅之一！
出了弘宇大众浴池，周庸问我：“还接不接着往下查了？自残的事都搞清了，咱还继续吗？”
我说：“当然继续。赚外快的时候到了，这可是个大活。”
我们去了周庸妈妈在望都的公司，拜托他妈妈在拍卖圈里问到了那幅画买家的联系方式。
我们打给了画的买家，说可能有《观山兽图》的丢失线索，而且可以帮忙找找去向，但需要一部分的佣金，问能不能见面聊。
对方答应后，我们约了第二天，在北古河地铁站西南口的等待果陀咖啡店见面。
12月16日上午十一点，我和周庸在等待果陀见到了这个买家，一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中年女人。
点了三杯柚子茶，她自我介绍了一下，说自己叫李苗，然后直接问我有什么线索。
我给她讲了一下之前查到的：“你应该早就被盯上了，有人针对你特意设了一个局，雇人自残吸引高铁站的警务力量，然后趁机偷走你的画。”
她说：“不可能啊，我这次回大连，根本没和别人说过，连我老公都不知道我买的哪天的票。”
我说这个太简单了，网上购票的信息泄露问题很严重，你刚买完票，购票信息马上就可能被别人知道。
周庸奇怪：“你为什么不坐飞机呢？安全还快。”
她说：“我有飞机恐惧症，宁可坐长途火车也不坐飞机。”
我点点头：“说回来，你那天拎了几个包？”
李苗想了想说三个，我问她：“都丢了吗？”
她摇摇头：“就装《观山兽图》的那个包丢了。”有趣！李苗从没告诉过别人包里有什么，设计她的那个人，是怎么知道傅抱石的《观山兽图》在哪个包里，而且只偷走了那一个包的？
周庸也想到了这点：“徐哥，偷画者不会有透视装备吧？”
我说：“应该不能，包的材质比较厚，我对便携的透视装备懂一点，那玩意最多能透视薄点的衣服，透视包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庸：“那怎么回事？”
我说：“我想到一种可能，偷画的人虽然没有透视装备，但高铁站有啊。每个进高铁站的人，都得把包放在安检仪上过检，那个仪器能把包里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偷画的，可能是趁李苗过安检的时候，在安检员身后偷看了安检仪，知道了李苗随身携带了那幅画，画在哪个包里。
我和周庸跟李苗去了高铁站，向管理人员申请查看了12月14日安检仪附近的监控。高铁站的工作人员知道李苗丢画的事，很痛快就答应了。
我们一起看了当天安检仪附近的监控，在李苗过安检的时候，有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义工，一直在安检员身后瞄着。
李苗看见他后“啊”了一声：“我对这人有印象。那天我等车的时候，他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拎行李，交十块钱还可以提前进站。
高铁站方面找来一位对接义工的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认识这个人，他看了一会儿，说：“有印象，好像是几个月前的志愿者，走得匆忙，衣服也没退。”
看完监控，李苗给负责此案的警察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警方很快从半年前的志愿者名单里，找到了这个人，并制订计划对他实施抓捕。
三天后，李苗打电话给我，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的是个艺术品盗窃团伙。他们专门盯着燕市每年的几次大拍卖会，从拍卖会工作人员手里购买竞拍成功的名单，然后再找票务网站内部人员购买近期的订票信息，进行比对检索，看是否有人乘坐火车或高铁。
他们会在当天盯梢买家，通过安检仪判断买家是否携带珍贵艺术品，制造混乱趁机下手。
李苗拍下的那幅《观山兽图》，已经被这个团伙出手了，但她还是兑现了承诺，给我打过来十万块钱。
收到佣金后，我把这次调查的素材整理了一遍，委托田静寻找媒体卖掉，然后叫上周庸晚上去喝酒，庆祝一下。
晚上在体育场附近的棠荟酒吧，我和周庸喝酒聊天，他忽然问我：“哎，徐哥，你不回哈市参加同学婚礼了？婚礼是不是都结束了！”
我说：“卧槽，我给忘了。”
周庸：“肯定有人背后说你不仗义了。”
我说：“没事，回头补上，反正这次赚得多，多随点份子钱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