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前言
1927年，周恩来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打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刘伯承担任参谋长。此后，他们的友谊在枪林弹雨中日益加深。
周恩来临终前，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依旧关心刘伯承的身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问医生：“刘帅……刘帅，的身体……”
几十年的革命友谊，默契配合，按理来说，刘伯承应该很乐意与周恩来合作。但在五十年代时期，中央本来决定，让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刘伯承却连连摆手拒绝，让中央另请他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刘伯承四次当参谋
刘伯承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时间内，一共出任过4次人民军队总参谋长。在此期间，他第一次当参谋长，就是周恩来的提议。当时，他也是拒绝的态度。
因为蒋介石与汪精卫叛变革命，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共产党决定发起南昌起义。周恩来临危受命，出任书记一职，负责领导此次起义。
蒋介石
当年7月，刘伯承在武汉的《国民日报》上刊登消息称，自己因病要请假调养，并将暂编的第15军军长一职，交给副军长黄慕颜代理。随后，他秘密前往南昌，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军事助手，参与南昌起义。
在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参谋团，作为此次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制定相关军事计划。
当时，参谋团还没有合适的人出任主任，周恩来急需一位既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出色作战指挥才能的得力助手，他看上了身边的刘伯承。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就毅然剪掉长辫，抱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走上革命之路。
1912年，他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的同时，还熟读老祖宗留下的经典兵书，诸如《孙子》、《吴子》等，甚至达到了脱口而出的程度。
青年刘伯承
毕业后，他正式进入军队开始实战，先后出任川军司务长、排长、连长。1914年，他又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次年，他又组织400多人的队伍，形成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
1917年，他在护法战争中，又担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职务。之后，又参加了讨伐军阀吴佩孚，并取得胜利。因此，刘伯承无疑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但对于周恩来的提议，刘伯承起初却不愿答应。后来还是周恩来坚持，一定要让刘伯承担任参谋一职，刘伯承才答应下来。
随后，刘伯承立即找到贺龙，一起商议详细的起义计划。这份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南昌，甚至是江西的军力部署情况。
经过分析得出，起义军在人数上占有一定优势，但就整个江西而言，起义军还是处于劣势。
经过一番周密考虑，起义计划终于写好。刘伯承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指示，让他去征求代前敌总指挥叶挺的意见。叶挺仔细看过计划书后，非常赞成。
贺龙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尽管因为一名副营长临时叛变告密，使得敌人有了严密警戒，但在一番激战后，敌人还是放下武器，停止反抗，起义军成功控制南昌。取得这样的胜果，刘伯承等人功不可没。
南昌起义结束后，刘伯承在组织的安排下，先后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他的第一次参谋长职务就此终止。
此后，刘伯承又于1932年、1934年以及1936年，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想要将刘伯承调进北京，担任周恩来的参谋，刘伯承却连连摆手拒绝，他说：“还是另请他人吧！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太大，我可熬不过他……”
他还笑称：
“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刘伯承
其实，刘伯承是觉得，总参谋长这一一线上的重要职务，应该让精力更加充沛的年轻人来当，自己应该让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潜心钻研学术，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等。
虽然那句“熬不过”是开玩笑，但也能从中体会到，周恩来是非常能熬夜的，如果不是深有体会，昔日战友也不会说出这句话。
半夜打电话，暗查值班制度
曾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赵炜说，周总理习惯晚上办公，最早也是两三点才睡，一般他只有在上午休息，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这一习惯，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曾经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伊·爱泼斯坦，对周恩来这种夜以继日，疯狂工作的行为印象深刻。
在重庆时期，抗日战线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周恩来手上的工作，一刻都没有停下过。一次，伊·爱泼斯坦在会见周恩来时，他正好患上重感冒，嗓子沙哑，双眼也因为长时间熬夜，变得异常猩红。
赵炜
伊·爱泼斯坦担心他熬坏身子，便劝说周恩来：“您应该去休息与养病，不应该总是每天16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的工作……”
听到这句话，一向好脾气的周恩来，却罕见生气了。伊·爱泼斯坦表示，这是周恩来唯一一次对他生气。因为在周恩来的心中，革命与人民的需要才是第一位。至于他自己，可以为了这些，做出无限让步。他被周恩来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国家暂时的稳定，而有一丝放松。相反，他越来越忙，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
而且，之所以晚上办公，也是因为现实需要。当时，周恩来白天常常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候，甚至都顾不上吃饭。工作人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些简单饮食，好让这位国家总理，在车上简单充饥。
周恩来吃饭
这样一天忙下来，只有晚上，他才能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研究重大问题，处理文件。对于交代下去的工作，无论周恩来有多忙，他都会抽时间检查。
1965年一天的凌晨一点，外贸部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正在打瞌睡的值班人员齐旭东，被惊醒后，立即接起电话询问：“请问是谁？”“周恩来”对方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齐旭东有点不敢相信，怕自己刚才脑袋不清醒，听错了，就又问了一遍。对方说：“周恩来，周总理嘛。”齐旭东赶紧问好。
紧接着，周恩来详细询问了齐旭东的名字，并叮嘱他道：“值班很重要，要尽忠职守！”随后，他给齐旭东交代了任务：“关于某某那个文件，告诉林海云同志先不要发，明天研究一下再说。”
由于没有听清楚，齐旭东非常不好意思，又问了两遍，周恩来耐心告知，还交代让他拿笔记下来。第二天一早，齐旭东就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副部长。
《国家命运》电视剧中“周恩来”打电话
没多久，副部长就被国务院通知去开会。会上，周恩来说道：
“我昨天检查了三个单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贸部门那位同志做的就很好，电话刚打过去就接通。我说的话他没听清楚，反复询问，工作很认真。但是，另外两个单位的人，一个是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另一个响了很久接通后，还没听清楚我说话，就不耐烦的挂断电话。这样的值班，能有什么作用？我早就要求各部门建立值班制度，这很重要……”
这件事情，给相关工作人员带来很大震撼，周恩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什么叫恪尽职守。
另外，周恩来之所以越来越忙，也与他事事操心有关。就连新闻稿上，领导人的名词排列问题，他都非常重视。
1966年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在写好一篇关于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接见在北京参加国际会议外宾的稿件，准备发出时发现，陈伯达与康生的名字顺序有点问题。
马列
原来，稿件写好后，记者送给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出于谦虚，将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康生的后面，并让记者将稿子送给康生审阅。而康生因为看到了陈伯达的签字，只是瞄了一眼就表示同意。
当时，这样的名字排列顺序是很敏感的，一旦稿件发出去，必定引发人们无限猜想。因此，记者便向周恩来曾经的外事秘书马列求救，马列也觉得这样做不妥。
眼看交稿时间到了，他们便给陈伯达与康生打电话，想要再次确认。但是，当时已经凌晨三点，康生与陈伯达都没有接上电话。情急之下，马列直接给周恩来打了电话。
电话刚打过去，周恩来就接通，马列非常激动，马上说明情况。周恩来立即下达指示：
稿件中的名次，必须按照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来，这是中央确定的，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变动。
陈伯达
对于这通半夜来电，周恩来不但没有责怪马列打扰，还表扬他们对待工作的严谨、慎重态度。
名次排列，这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件小事，周恩来却在半夜严谨处理。可想而知，周恩来每天要操多少心，也难怪他总是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在周恩来心里，国事无小事。
中国人民的铁人
尽管工作强度极大，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却极其简单朴素。
前驻葡萄牙大使过家鼎回忆称，他跟随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时，亲眼看到周恩来每天工作到下半夜，甚至是天亮，彻夜不眠。
除了吃饭睡觉，周恩来几乎不休息。即便是在吃饭时，他还在谈话或者思考问题，不放过一丝可以工作的时间，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而此次跟随他工作的过家鼎，在结束一个星期的工作后，休息了两个星期都没有完全缓过来。无法想象，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周恩来。
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
奇怪的是，虽然周恩来每天休息时间很少，他的身体却很好。访问期间，很多人都感冒了，他却一直没感冒。但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周恩来深夜的晚餐，却只是一碗面条。
1958年8月金门炮战期间，为了使美国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周恩来接见了相关国家的使节。
交涉期间，我们的英文、俄文、法文等翻译轮番上阵。从白天到晚上，大家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工作还在继续。不久，周恩来的警卫员，端上来一碗面条。原来，周恩来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周恩来对大家说：“我先吃晚餐，非常抱歉，不能接待你们了。”
随后，周恩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吃完了那碗面条，又开始接见下一个使节。那一晚，他就靠一碗简单的面条，顶了一夜，在场人员无不惊讶。
周恩来
作为一国总理，他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自己的生活却是如此艰苦。对于这样的周恩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曾称他是中国人民的铁人。
1963年的除夕，周恩来飞往阿尔巴尼亚，刚下飞机，就得到了地拉那市民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随后，便开始了工人联欢、军人新年团拜、欢迎国宴等六大活动。
这一系列活动结束后，已经是凌晨4点钟，跟随周恩来出国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已进入睡眠。但周恩来却穿着打满补丁的睡袍，在他的房间来回踱步。
此刻的他，或许在思考着天亮以后的安排，以及后续的会谈，这也意味着，周恩来又度过了一个不眠夜。
元旦那天，天刚亮，周恩来就穿戴整齐，神采奕奕的走下宾馆的楼梯，准备向宾馆里的工作人员祝贺新年。
1964年,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
此时，宾馆的工作人员，上至招待员，下至炊事员、洗衣工、司机、仓库保管员，全部从后台走出，整齐站成一排。周恩来微笑着，以饱满的精神，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到他们面前，一个个亲切握手，并向他们说出新年祝词。
周恩来的这一举动，让宾馆工作人员非常感动。一位国家总理，竟然为了亲自给他们拜年，起了个大早。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周恩来那天晚上，又没有睡觉。
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身体素质再好，也会扛不住。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回忆称，在出访阿尔巴尼亚期间，周恩来曾累的流鼻血。由于他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当场惊慌不已，生怕周恩来出什么问题。
但周恩来却安慰他：“小范，不要紧张，我没事。”
平静下来后，范承祚立即根据周恩来保健医生，此前所教的方法，拿出随身携带的药用棉球，以及一瓶止血药水，帮周恩来处理。鼻血止住以后，周恩来简单拿湿毛巾擦了擦脸，便又恢复了神采奕奕的状态。
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范承祚现场翻译
1966年，周恩来再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随同他一起出访的还有中国的石油代表团。看到王进喜同志，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感慨的说：“你是大庆的铁人，周恩来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啊！”
除了操心无穷无尽的工作，周恩来还特别关心工作人员、朋友，以及对党和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调到江西工作。周恩来前后两次，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打电话，请他关照年事已高，身体情况不佳的邓小平。
因为非常清楚周恩来的处事风格，不但细致周到，事后还要检查。因此，程世清不敢怠慢，对邓小平一家特别关照。
1973年2月，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回京工作，周恩来深夜拨通了南昌的电话。周恩来对于邓小平的关照，不仅出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是考虑到邓小平对国家的重要性。
邓小平与周恩来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上膀胱癌，但是，他依旧坚持工作。一次次的参加会议，一次次的接见外宾，一次次的汇报工作。
到1975年，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双脚肿到不能穿皮鞋，但他依旧坚持参加外事活动。
那一年，他接见了泰国总理，这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时，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情况，接见地点被安排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
穿着布鞋的周恩来，脸庞异常消瘦。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健康人一样。但是，在签字这一环，还是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体情况。
1975年6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
以往，周恩来签字非常快。而这一次，他的手颤抖不止。“周恩来”这三个字，是他费尽全身力气，一点一点写出来的，花了很长时间。
这年年底，周恩来进入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但他依旧心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一次苏醒后，他以极其微弱的声音交代张春桥：“你要和文元同志一起，好好帮助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最后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曾说，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