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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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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社会

2021-11-21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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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凯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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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思考。但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哲学家,不过也差不多了。

假如你在冥思苦想—我们为什么做好事?我们是否应该做好事、不做坏事?—那你就有点儿接近哲学家了。如果你想一窥世间万物的真相—只有大脑才能产生思维吗?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吗?—那么,你就是在探讨哲学了。还有,如果你问一些诸如“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很好,这又是一个你成功进入哲学家境界的证据!

没错,一旦尝试系统、清晰地思考问题是什么,我们假设了什么,以及这些假设指向何处,你就是在研究哲学。这里面的哲学,以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风格呈现,从对话到独白,从你熟悉的日常经验到奇特的思想实验,从与上帝的对谈到蝼蚁之间的争论,从轻松的闲谈到引发关注的严肃话题。我希望所有难题都能以最轻松的方式触及你们的思维,帮你们厘清思路。这些文章我故意写得比较短,就是为了引起你们更多的思考、更深入的发问和辩论。无论是跟自己、跟别人辩论,无论在工作、玩耍还是约会中,甚至在睡梦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提问和辩论。

“哲学”一词,源自希腊语中的“爱智慧”,是为了表述某些关于生命和宇宙(而非其他事物)的最宏大、深刻的东西。事实上,如今哲学家的所作所为,大大地背离了他们被赋予的智慧。如今的哲学家,往往是在教书,靠写书和做研究维持生计,稍好一点儿的在指导经济。过去的哲学家则截然不同:斯宾诺莎是个磨镜片的匠人;莱布尼茨是个图书馆管理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Ⅰ起初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还干过兼职记者,后来当上了议员。眼下有种观点,认为哲学仅仅是一门技术—看看市面上的哲学书就知道了。技术确实很重要,但根本而言,我们不该误以为哲学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学者的活计。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从柏拉图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再到维特根斯坦—都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万物合谋

这些谜题、故事和对话,涵盖了哲学思考的全部领域,从逻辑推理中的形式悖论到道德困境,所有内容都是按哲学话题归类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Ⅱ有句名言:“万物合谋。”(All things consire.)—所以,部分内容和难题偶尔会重复出现,但也是为解开不同谜题所运用的不同手段,例如:“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描述周围的世界”。有些难题出现在别的章节,可能会更别致,例如“纽卡姆悖论”(见第66节),放在第五章“知识”里可能更适合,但把它和宗教哲学结合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倾向于将这些内容交叉、混合—让读者一跃来到更精彩的章节,而不是把问题挨个儿梳理。

只要把一群话痨组织起来,就有了哲学思考的材料。你们甚至不用具备数学思维、渊博的历史知识,也不用做什么科学调查,一点点日常经验就足够了。因为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具体实践,也不必跋涉过泥泞的沼泽,或者挥汗如雨地挖掘。我们更爱的是扶手椅、笔和纸(还有键盘),甚至小酌一杯—两杯也行。确实,哲学家会反思人们对于宇宙万物的考察,无论这些反思关乎身体、精神抑或宗教,因为哲学思考本身就揭示了万物的联系。

矛盾有什么问题?

当面对悖论、难题和困惑时,我们往往是从一些显然真实可靠的说法、观念或原则入手的。这些东西可以被视为问题的前提。我们会做一些推理,期望得出合理的结论。当我们得出的结论明显错误、令人难以接受,或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取时,我们的困惑也就随之而来了。一旦它们与我们最初的看法有了矛盾,那这个推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又或者,矛盾是这个世界固有的特征?哲学家们试图找出每一处错误,努力解释困惑产生的机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矛盾。

两个彼此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同时为真。比方说,你回家后发现你的另一半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着“在家等我”,另一张写着“别在家等我”。这时你该怎么办?这两个指令相互矛盾—你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们要回避矛盾,避免言语和措辞的对立。这种回避还适用于语言指令之外的地方。当你的朋友告诉你:“今天会下雨。”然后又说了一句:“今天不会下雨。”你这下可就糊涂了:“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你到底该怎么做,到底带不带伞呢?为了寻求合理的解释,我们会开始为这种矛盾找借口,“这可能代表她的想法变了?也许她说的是别的地方下雨?”

睁开双眼,锻炼思维,能言善辩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曾解释过我们每天经历的事—那些最值得惊叹和赞赏的事—是如何被我们忽略的。我们就像梦游症患者,也许碰巧能找对路,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哲学帮我们睁开了双眼。

哲学具备某些内在的价值,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思维的方法—能够锻炼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每当我们在寻找真理之路上小有所得,哲学还能带给我们某种受人欢迎的自谦。此外,哲学还是一种与人分享、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古希腊的智者苏格拉底通常被看作西方哲学的启蒙者,他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与他人讨论“如何获得更合理的薪资”“是否应该容忍冒犯言论”“我们有多么自由”之类的问题,确实有助于产生一种共同的人性、真实的理念,让我们感受到“人人与共”,携手努力探索宇宙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真相。这与“和衷共济”这种“神棍式”的经济口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近年来英国掌权者常说的一句话。

哲学难题依旧困扰着我们,这表明它们比那些可以用科学实验、逻辑和数学推理来解决的难题高明多了。

我们先看看科学。1616年,一个叫约翰·布洛卡(John Bullokar)的人提出了一则命题:“地球在转,而天空静止。”今天,多数人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还要绕着太阳公转。天文学观测为我们提供了证据。

再看直言逻辑。这里只涉及我们提到的三个人:奥斯伯只爱佩内洛普,但佩内洛普只爱昆汀。奥斯伯是一位哲学家,而昆汀不是哲学家。那么,是哲学家爱着非哲学家吗?答案是“是”“否”还是“不知道”?听我解释,你们就会恍然大悟。

接着看概率。在蒙蒂·霍尔(Monty Hall)Ⅲ的竞猜节目里有三扇门:A、B和C,其中一扇门背后藏着诱人的奖品,比如说金条,另外两扇门后面各有一只山羊。对于这个谜题,我们假设山羊既不合你意,你也不需要它,你只想要奖品。哪扇门背后藏了奖品是随机的。现在请设想这个游戏:你选择了一扇门,比如A。门后可能是山羊,也可能是金条。主持人(他知道每扇门后是什么)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的门缝,露出一只山羊。我们假设他打开了B,接着,他问你是否要改变主意,换一扇门。显然,你不会选B(因为你已经瞥见了山羊),但你应该改选C吗?改变主意是不是理性的选择呢?你赢的概率会增加吗?

罗素的玩笑与尼采的生命之重

与刚刚给出的难题相反,哲学难题无法通过科学论证或逻辑推理来有效解答,困惑依然萦绕着我们。接下来有两个案例:第一个是关于逻辑悖论的。

在20世纪初最著名的哲学家里有两位出身于剑桥大学—伯特兰·罗素和G. E. 摩尔(G. E. Moore)Ⅳ。摩尔留给人的印象一般是诚实和正直,而罗素则圆滑世故、机敏过人,是许多人的理想情人,但是他有点儿爱恶作剧。有一天,罗素调皮地问摩尔:“你是否总是说真话?”摩尔保持着适度的谦虚答道:“不是。”此刻,摩尔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

摩尔的回答是:“我并不总是在说真话。”让我们假设摩尔确实很谦虚谨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的回答相当于在说:“我现在说的不是真的。”这句话着实令人困惑—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那么包括他的所有话在内,这句话终归也是真的。然而,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的。

这就是一则著名的悖论—说谎者悖论。它可以追溯到古代,我们会在第25节详细讨论它和其他相关的悖论。

上面那个故事说明哲学家对于日常事务通常具有着怎样的看法,并且喜欢用何种机智、幽默和古怪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物。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后面还有更多关于他的故事)提出:真正伟大的哲学思想,完全可以用一串笑话写成。笑话不仅会引发困惑,而且经过思索,也会给人以启发。梅·韦斯特(Mae West)Ⅴ曾打趣说:“当我好时,我非常好;当我坏时,我就更好了。”这句话涉及严肃的道德问题和语言指示问题,但最初不免引发莫名的困惑和人们善意的笑声。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困惑,是由通常属于“存在主义者”的19世纪末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的。尼采假设,生命中有一种永恒轮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并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把一生安排妥当,让我们能接受永远重复的生命,即每次人生都完全相同。当然,如果所有重复完全相同,整个宇宙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重复,那么我们会无法意识到这种重复。我们甚至会怀疑这种完全一样的东西在不断重复的感觉—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悖论。永恒轮回—这是最可怕的、令人痛苦的想法,会使我们主动去思考应该如何生活,追求何种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可以承受什么—这些都是偶尔会困扰人类的思考。

“他什么都教不了我”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初次去剑桥报到时,就去问罗素对他的看法(就是前面那个罗素),后者评价他说:你是个天才,但是有点儿磨人、古怪和自负。罗素送他去颇有建树的老逻辑学家约翰逊那儿学逻辑。他只学了一个学期就结束了。后来,维特根斯坦跟罗素报告:“他什么都教不了我。”约翰逊也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什么都教不了他。”

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和维特根斯坦谈论的都是约翰逊上课的事,但意思却截然相反。约翰逊认为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自负、听课不专心。维特根斯坦觉得约翰逊是老古板、过时了。但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维特根斯坦对约翰逊的钢琴演奏很欣赏—远远超过了对他逻辑学方面的欣赏。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话语中的表达和意图,必须注意语境、动机和前提。假设我说:“首席大法官今天在辩护律师总结陈词时保持了清醒。”这句话在逻辑上并不表示“他通常都会打瞌睡”;但在特定的语境和前提下,这句话将会表达“他通常在法庭上都是昏昏欲睡的”这种意思。这就是所谓的“会话含义”。

听过摩尔和维特根斯坦讲座的哲学家卡西穆勒·路易,曾被问到对一位同事出版的新书的看法。“纸张印刷精良。”他操着波兰口音重复道。他这么说,其实也就够了。

虽然多数哲学家强烈反对把哲学悖论归结于语言学问题,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世界产生正确的认识,就必须使用谨慎明确的语言。请注意,语言明确这一要求,对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而言可能是一种挑战,他们似乎更喜欢模棱两可的表达。我忽然想起了德里达、伊丽加莱(Irigaray)Ⅵ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Ⅶ的某些言论。但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是我没理解他们。

洗衣、进化论和上帝

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现在被归为宗教存在主义者)看到一家店里挂着“把衣服放在这儿洗”的标牌。他立刻赶回家,打包了所有脏衣服,并带到这家店里—却发现这儿并不是洗衣店,而是卖商店标识的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判断如何解释言辞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写标识才能做到准确、没有歧义。“我的行为被误解了”这句话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狡辩。

当我们思考如何行事的问题时,“如何解释我们做的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放着某人不管让他去死,等于直接杀死这个人吗?毕竟结果都一样。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生物,还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答案如果是前者,那么道德有什么价值?答案如果是后者,我们身上又具有哪些神性?

我们再回到维特根斯坦。他对某些神秘的原理、惊人的思想和深刻的形而上学焦虑有着独到的直觉。他写过一句很出名也颇有争议的话:

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

我们不该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语言哲学家”。他在理解我们“能做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的时候,看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他对此感到痛苦,找不到一种简单、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案和诀窍。

维特根斯坦写道:当两位哲学家见面时,他们彼此之间的问候应该是“慢慢来”。心中的困惑,最好能与别人一起细细探讨,交流各自的想法,要沉浸其中,再跳脱出来,然后在浴缸里或火车上,甚至半梦半醒时再次回顾。然而,我自始至终都鼓励大家不要太着急得出答案。我希望大家“慢慢来”。

所以,无论小鸟、蜜蜂或受过训练的跳蚤能不能做到“慢慢来”(好像不能吧),哲学推导都是源于对智慧的热爱,诞生于奇迹和好奇心。

选自《上帝笑了99次:哲学悖论里的大思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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