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西方媒体笔下的中国人，永远是表情麻木、眼神混浊的。《纽约时报》当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列强对本国的侵略与瓜分。
汪精卫等一干热血青年愤懑在胸，誓言“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
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是暴力反清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却也是彼时思想最进步之国人的焚身一击。这些刺客多为知识分子，他们有些手无缚鸡之力，却甘将热血沃中华，虽然那次行动失败了，但汪精卫在事后慷慨陈词中指出“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汪精卫实乃人杰，很难将他和中国百年来最大的汉奸联系起来。
1910年，《纽约时报》在文章中惊讶指出，懦弱麻木之中国，在刺客的玉石俱焚中开始觉醒。血性中国、尚武中国的铁血大潮，自此汹涌。西方对中国态度的转变离不开汪精卫等暗杀派的的影响。
汪精卫年少时壮志满怀，在刺杀载沣亲王未果后为纪念牺牲的革命党员作《慷慨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便是其中最经典的一句话。
之后汪精卫一直活跃在民族复兴，思想觉醒战线。凭借着他的背景学识，一度在蒋介石集团担任副总裁一职，身居高位。在抗日战争初期更是实打实的主战派将领。面对数十万日军死战不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此时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并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也就是在行都洛阳，汪精卫发表了其著名的主张，谓“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
但此时的老蒋正忙着对付红军，丝毫不管敌人的侵略。于是汪精卫电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出兵抗战。此时的张学良在东北拥兵百万，装备精良。一心想保存实力不想与日本人血战，张学良拒绝出兵。老蒋对张学良故意偏袒默许了张学良的抗命。
张学良称他遵循既定“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若要出兵，开价月给饷费500万。在此情形下，亲汪精卫的上海守军蔡廷锴部在与近20万日军相持33天、付出了重大伤亡后，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被迫撤退。
汪精卫一气之下，于8月6日提出辞职，蒋介石急忙“恳切挽劝”。不料其后，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57人公开发表宣言，誓与张少帅共进退，更是将汪精卫逼入绝境。
在此情况下，8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行政院院长一职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这一场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
此事对汪精卫影响甚大。在遭遇一次次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终于完全改变了立场，日益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了叛国投敌的不归路
汪伪集团的形成和投降逆流的出现，在当年还不仅仅是汪精卫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跟随汪精卫投敌的有国民党的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军，以及数量达几十万的军队，这说明当时中国当权的政党和政府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抗战完全丧失信心，为保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
汪精卫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建立起就是显赫人物，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自己身边也有着一个以广东籍政客财团为核心的帮派集团。留学过东洋的汪精卫对日本崇拜备至，对自己的国家完全丧失信心。他公开称：“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防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
就是在汪精卫的带领下，抗日战场上最讽刺的百万伪军团一步步建立了起来。他们烧杀抢掠，甚至比侵略者更像侵略者。这样一位曾经的爱国志士，最终堕落成了“强盗”军团的领袖，实在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