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3日，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周总理召集陈毅等开国上将，召开了一场紧急的秘密会议。
张爱萍
在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爱萍突然起身向周总理告假：“外交部在今天晚上举办了一场活动，点名让我参加，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需要提前离会了，抱歉各位。”
可是就在张爱萍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周总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将张爱萍拦下，示意搜查一下他的口袋。
周总理为何会搜查张爱萍的口袋呢？
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和负责打仗的领导人围绕着原子弹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陈毅元帅情绪激动地说道：“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搞经济的同志对陈毅的观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造原子弹是要大量资金的，在国家正困难的时候，造原子弹不现实，他们反驳陈毅：“老总啊，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双方之所以吵得不可开交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系。
陈毅元帅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苏关系一直交好，苏联也承诺向我国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援助，其中就包括核武器的研究。
可是到了1958年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苏联为了消减核威胁越过中国直接发表对中印冲突站中立立场的声明，同时和美国总统进行戴维营会谈。
当时苏联总统赫鲁晓夫认为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初心，中苏双方关于这个问题争执不下。
中苏双方的关系逐渐走向冰点。
1959年，苏联以不影响苏、美、英三方达成禁止核子研究协定为理由，暂缓向我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并且在一年之后又全部撤走了所有专家。
中苏关系的全面交恶，使得我国的原子弹研究陷入了停滞状态，没有了相关资料和相关专家，我国对原子弹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当时国内还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粮食极度紧缺，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从头研究原子弹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要先保住人民的饭碗还是先造原子弹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
国防力量是立国之本，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
当时当时原子弹研究也面临着严峻的情况，没有了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只能暂时从理论上展开讨论研究，原子弹研究所所长也再三要求，原子弹研究把省钱放在第一位。
科委主任聂荣臻也为了原子弹的研究急得焦头烂额，整天整夜地睡不着觉，身经百战的聂荣臻深知原子弹研究对我国的重要性，已经走上了研究的正轨，一旦停下来，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现在不研究我国就会倒退几十年的，到时候想要追赶其他国家的步伐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后代面临的问题会比现在的还要复杂很多。
聂荣臻元帅将一份资料递交给毛主席，阐明了当下已经到了洲际导弹的时代，如果哪个国家没有相应的应对方案，国防力量就形同虚设，原子弹的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主抓经济的同时也非常困难，国内的经济状况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恢复过来的，在这时候造原子弹就是雪上加霜。
双方从各自的工作领域出发，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聂荣臻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刘少奇建议先考察原子工业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真正搞明白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在关键时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临危受命负责调查原子工业的状况。
领兵打仗是张爱萍的强项，调查研究原子弹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张爱萍曾自嘲：“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他建议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随他一同前往展开原子工业的调查工作，毕竟刘西尧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对原子弹研究比他深刻的多。
两人在出发前还向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取经”，随后在二部部长刘杰的带领下进行了实地考察。
张爱萍
在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张爱萍从四个方面出发，全面了解当时原子工业面临着的问题。
研究原子弹的每个过程和环节，张爱萍都只关心四个问题，当前负责的是什么任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前的进度和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该如何达成；条件达成以后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原子弹。
张爱萍考察一番得出结论，当前原子弹研究遇到的都是可预测的工程性问题，钱都不是重中之重，最要紧的还是要各部门的相互协作，尤其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
只有充满信心才能将原子弹研究出来。
张爱萍这一番考察让裤子和核子之争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定论。
张爱萍列出了原子弹研究遇到的困难和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还确定了研究出原子弹并且成功试爆的具体时间，定在了1964年。
关于1964年这个时间节点，刘西尧和刘杰都认为写1965年比较合适，这让张爱萍有些疑问，原子弹的研究都已经具体到每一步的任务和计划了，包括详细的材料清单都已经列好了，再推迟的1年他是不理解的，能快还是要快。
于是张爱萍还是将时间定在了1964年。
关于那份原子弹的清单列表，其复杂程度难以想象，最终那份文件留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保存了一年。
张爱萍
1962年，原子弹研究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国内外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当时国家一方面既要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还要抓紧时间投入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同时还要警惕着蒋介石的动作。
趁着大陆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想要趁虚而入，做好了反攻大陆的准备，还试图要完成自己那不切实际的梦想。
海峡两岸的形势严峻，战况一触即发。
另外中印边境关于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也愈演愈烈，印度多次骚扰我国的边境地区，企图将我国的边境领土划归印度，这是我国绝对不允许的，中印双方的矛盾也逐渐升级。
在原子弹研究的关键时刻，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高压。
原子弹的研究也是刻不容缓。
蒋介石
国际上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国的原子弹研究进度，他们对中国研究原子弹都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认为我国又穷又落后，研究出原子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外交部也顶着很大的压力。
周总理不止一次地询问原子弹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员，我国计划的1964年完成原子弹研究能实现吗？
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很是着急，多次询问原子弹相关负责人员，“原子弹什么时候响啊？我在外面的腰板也能硬气了。”
当时国内上上下下都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原子弹，研究人员也是日夜不停地连轴转。
据钱学森回忆，研究人员把每次会议的决定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严格按照军令来执行，规定什么时间完成就在什么时间完成，没有理由借口和抱怨只是坚决执行。
在这样各部门之间相互协作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在1964年原子弹如期研究成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准备原子弹的试爆。
钱学森
原子弹试爆工作，我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项工作必须秘密进行，国际上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将意味着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同时还会对美国形成威胁。
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原子弹试爆工作对我国来说危险重重。
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苏联陈兵百万在我国边境地区虎视眈眈，印度刚被我国教训了一番，虽然印度不占理但也是心生怨气，一脸幽怨的盯着我国的一举一动。
而美国更是见不得我国研究核武器，更遑论原子弹成功试爆了。
更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扬言只要发现我国在研究原子弹，就会对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
同年美国侦查局也通过卫星图像得出了一份评估报告，他们甚至可以肯定，在罗布波附近有一处核武器研究基地。
只不过美国也不敢想象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会如此神速。
关于原子弹的试爆时间，周总理也是忧心忡忡，曾单独询问刘西尧：“原子弹的试爆工作能不能推迟进行，等时机成熟在进行原子弹试爆。”
当时的国际情况给我国带来了的压力非同小可。
关于原子弹试爆时间的问题，毛主席也给出过相应的回应，原子弹研究就是为了吓人用的，试爆时间就按原计划进行。
可是问题又来了，在研究会议上，陈毅提出来：“能确定这个大炮仗会响吗？”
这个问题，科研人员都不敢打包票。
谁也不敢确定原子弹就一定会响，既然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就更应该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让外界知道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如何。
原子弹试爆之前，所有的工作和行动都是保密的重中之重，不管是谁也不论职位高低，只要是和原子弹相关的人员，一律都要接受检查，也都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在1964年9月23日的会议上，张爱萍有事要告假离开，周总理才把张爱萍叫住，留下来检查完口袋才能离开，张爱萍也非常配合周总理的工作，将浑身上下的口袋都摸了个遍，确定了没有携带任何关于原子弹的信息才离开。
这一切的辛苦和努力都没有白费。
在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成立15年的国庆节以后，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