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多国新冠疫情猛烈反弹，而在欧洲曾经抗疫成绩不错的德国，也深陷“第四波疫情”的泥沼。
德国最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多。当地时间11月18日，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报告单日新增65371例确诊病例，创下德国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德国自疫情暴发至今的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黄线为7天平均值，纵坐标单位为1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数据网站 图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相比其他欧洲大国，德国疫情控制较好，感染人数和死亡率都相对较低。分析普遍认为，这是德国病毒检测能力强、医疗实力雄厚以及早期感染者年龄较低等因素综合所致。但是现在德国的新增病例数都已超过了原本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
从曾经的欧洲抗疫“模范生”变成了“后进生”，德国疫情恶化背后存在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而且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反疫苗情绪与极右翼政治的结合。
疫苗接种率为何低？
德国近期疫情急剧恶化的一些原因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比如人们对防疫措施心生厌倦，又看到新冠疫苗已经大范围推广，因此放松了对病毒的警惕；进入冬季后疫情通常更为严重；疫苗效力逐渐减弱等。
但德国的窘境也有其自身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疫苗接种率较低。根据美国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1月18日上午，德国仅有67.7%的民众完成了疫苗接种，低于意大利的74.8%、法国的77.9%和西班牙的80.6%。
一方面，德国没有像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一样经历严重的早期疫情，因此民众接种意愿不高；另外，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还有不少民众对新冠疫苗持反对或者怀疑的态度。
德国足球明星约书亚·基米希（Joshua Kimmich）就是许多疫苗怀疑者的代表。他上个月表示自己还未接种新冠疫苗，原因并非是自己反对疫苗，而是目前对于新冠疫苗长期影响的研究仍然不足。
除此之外，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影响到疫苗接种以及防疫措施。和法国不同，德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各州有很大的卫生政策自主权。在法国，虽然议会也有一定权力，但总统马克龙经常通过全国电视讲话的方式直接宣布调整防疫措施；而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必须与16个联邦州州长开会商谈，尽力取得共识。
不仅是德国，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和瑞士（德语是瑞士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的疫苗接种率也不高。为了防疫，奥地利政府下周起将重新实施全国性封锁，明年还将强制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接种疫苗。
瑞士巴塞尔大学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对德国广播电台（Dlf）指出，德语地区疫苗接种率较低的源于两个政治文化因素：其一，该地区存在深厚的联邦制传统，地方对联邦政府“抱有一定的怀疑”；其二，“人智学”（anthroposophy）观念传播较广，人们更注重整体性和自我实现，这一观念又被右翼政治所利用。他认为，南欧国家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也经常有孩子与祖辈同住的情况，因此即便只是为了保护祖父母，人们也会选择接种疫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毛明超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人存在对权威尤其是中央政府发出的统一性号召的不信任感；此外，疫苗接种率低可能与德国人对人的理性有过度信任相关，他们觉得能够通过理性的论据去说服一个人，但没有考虑到很多普通民众做决定时并不完全依靠自己的理性。
“德国的政策制定本来没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就是出在政策的执行上。”毛明超指出，由于德国的联邦主义以及历史原因，联邦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权力去强制个人遵从某项公共卫生的原则，并且从理性的角度也不愿意去强制，而是更多依靠民众自觉，所以整体上政策执行力度非常弱。
与之相比，马克龙今年7月宣布出入公共场所必须使用“健康通行证”，虽然早期遭到不少反对，但法国的疫苗接种率很快上升。马克龙在法国媒体18日发表的一篇采访里满意地宣称，法国的健康通行证措施取得了效果，无须再实行封锁。
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左）与副总理朔尔茨。朔尔茨很可能出任下一任总理。 人民视觉 图
大选真空期如何填补？
德国疫情恶化背后，无法忽视的还有今年大选的影响。
在大选于9月26日尘埃落定之前，德国各党都不敢轻举妄动，调整防疫政策，以避免引发选民不满。各党在选战中讨论更多的，也是工作、税收、社会福利、气候等议题。德国汉堡大学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蒂尔·科赫（Till Koch）对法国24电视台表示，在大选投票之前，卫生危机不是大众主要关心的问题，而且政治人士更愿意标榜自己的抗疫成绩，因此让人们产生了“情况正在变得更好”的错觉。
德国目前处于一个微妙的权力真空期：大选结束后各党的组阁谈判仍在进行，新政府尚未就任；总理默克尔目前领导的是看守政府，通常来说不会作出重大决定。
目前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还在进行组阁谈判，但仍存不少分歧。不过在11月18日和19日，德国议会两院相继通过由这三党提出的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这似乎给新政府和德国防疫的前景带来了一些希望。
根据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工作场所必须实行“3G”规定，即与人接触的工作人员必须“已接种疫苗”“已康复”或“已检测”（这三个词在德语中均为“G”开头，故名）。“3G”规定同样适用于公共交通。
与此同时，德国联邦看守政府和各州18日就防疫规定达成一致：如果一地近7天内每10万人中新冠住院人数达到3人，餐厅等公共场所则将应用“2G”规定，即仅允许“已接种疫苗”和“已康复”的人进入。此外，医院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将会强制接种疫苗，18岁以上的人应当接种加强针。
面对持续的疫情，一些卫生专家对于德国政界此前犯下的错误十分不满。“我们在太多领域开放得太快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塔尔·威勒（Lothar Wieler）17日抨击政界说，“已经过去了21个月，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了：我和许多同事说的话可能都没有被接受。”
2020年8月29日，部分极右翼示威者在德国议会大厦前抗议，有人挥舞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旗帜。 人民视觉 图
反疫苗与极右翼“联盟”
在种种政治纷乱的背后，更值得注意的还有反疫苗情绪、虚假信息和极右翼势力的结合。
德国选择党（AfD）以及反疫苗、反封锁的“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运动等极右翼势力，利用并煽动了一些民众对疫苗的负面情绪。
譬如在基米希发出质疑新冠疫苗的言论后，很快就有选择党政客对他表示支持，并以此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去年8月德国首都柏林发生的针对防疫政策的抗议中，也有极右翼分子参与，部分示威者试图闯入议会大厦，还有人挥舞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支持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旗帜。
德国民调机构福沙（Forsa）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还未接种疫苗的德国成年选民中，大部分人在今年大选中投票给了右翼政党——50%的人投给了选择党，15%的人投给了“横向思考者”创立的“基础民主党”。
总部位于柏林、监控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组织CeMAS创始人皮娅·兰贝蒂（Pia Lamberty）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疫苗现象是近十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长尾”。“激进的反疫苗群体规模不大，但已足够在疫情期间造成问题。这显示出极右翼给反疫苗问题加油打气取得的成功，以及主流政客严肃对待此事的失败。”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德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月15日的报道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反疫苗者和极右翼的联盟”是德语国家近期疫情反扑的主要原因。许多美国媒体发现，支持阴谋论的极右翼组织“匿名者Q”（QAnon）越来越多地传播攻击新冠疫苗的信息。“匿名者Q”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列为“国内恐怖主义的潜在对象”，其成员在今年1月美国国会骚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前同样被视为抗疫“模范生”的新西兰也出现社会撕裂：英国《卫报》18日报道称，新西兰发生了反对疫苗和防疫措施的抗议，甚至还有针对议员和记者的死亡威胁。
各国民众拒绝新冠疫苗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从科学角度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人出于个人自由的缘故，反对政府强制接种；还有人相信疫苗会改变人的DNA……他们或许持不同的政治立场，诉求五花八门，但同时，阴谋论和极右翼势力也悄悄潜入其中，并通过网络跨越了国界，比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反防疫抗议中也能看到“匿名者Q”的影响。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Te Pūnaha Matatini”研究中心成员凯特·汉纳（Kate Hannah）对《卫报》表示，疫苗怀疑论者的话语和网络充当了更加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