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赖茂基的小木盒
前言
1957年，福建上杭茶地，老农赖茂基躺在床上艰难地呼吸，他叫来两个儿子，跟他们交代后事，“我身体不行了，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咱家墙里有一个木盒子，你们去把它挖出来。”
寻回“宝物”
两个儿子听得一头雾水，看了看一贫如洗的四周，他们实在想不出自家能有什么值钱东西，值得藏在墙壁里。
不过，既然父亲要求，两个孩子也就按照父亲的指点，凿开了自家墙壁，这一锤子下去，两个人果然看见一个木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有几本封皮都泛黄的小册子。
赖茂基轻声说，“我听说国家在征集革命文物，你们把它交到县里去吧”，两个孩子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是父亲年纪大了，脑子犯糊涂，“人家要的是革命文物，你这破东西白送都没人要，别耽误人家工作了。”
赖茂基坚持，还再三嘱咐儿子 ，一定要把东西完完整整地交到县里去，这是毛泽东的著作，孩子们遵照赖茂基的意愿，将木盒子中的小册子交到了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
图丨《调查工作》
这几本小册子是毛泽东30年前所遗失的《调查工作》，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的时候，看到了《调查工作》，当即决定收藏此件。
1959年，龙岩地区文教局将《调查工作》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1961年1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听说中央博物馆收藏了《调查工作》，便借到此件亲自送到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一看到这熟悉的封皮，欣喜不已，也百感交集，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但是这一篇，我是喜欢的.......当年我到处去找，却没能找到，像是丢了小孩一样.......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但是这篇文章，总是记得，突然找出来，我是非常高兴的。”
毛泽东一生著作那么多文章，为何偏偏对这篇《调查工作》念念不忘呢？而这篇文章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图丨毛泽东在寻乌的旧址
寻乌调查
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仅开始破坏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还肆意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
在革命道路昏暗无光的时候，毛泽东于9月9日领导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成为革命根据地，工作重心也开始由城市走向农村。
随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顺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经过一系列斗争，共产力量日渐壮大，可是，1929年2月至10月，共产国际连续作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武装革命暴动”等指示，毫无疑问，这是完全脱离我国实际情况的“瞎指挥”。
当时的中国革命还很稚嫩，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中央有很多人会迷信“苏联大哥”的经验指导，导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再次受到重创。
图丨毛泽东
自始至终，毛泽东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每天和中国的百姓在一起，用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维去思考，坚持以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1930年5月2日，红四军攻破寻乌县城，毛泽东见到了寻乌县委古柏，告诉他自己会在之后的日子里，在寻乌做些社会调查，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古柏痛快答应，并热情地做出邀请，“我们明天就到寻乌城去看看吧。”
在古柏的引领下，毛泽东带着一名警卫员在寻乌城内转悠起来，正值晌午时分，也是城里最热闹的时候，毛泽东看到这门庭若市的景象，情不自禁停下脚步，跟赶集的农民和摆摊的商贩攀谈起来。
不过，当地人大都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所以，古柏便在旁边做“翻译”，转完一圈出来，毛泽东意犹未尽，他想找一些对寻乌城历史、商业有全面了解的老人进行深入调查，并召开调查会，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核实。
图丨古柏
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古柏想到一个叫做郭友梅的杂货店老板，这人也是寻乌商会会长，是个寻乌通，寻乌的任何大小事，他全都知道。
毛泽东很高兴，知道郭友梅的店就在附近，马上催着古柏带自己登门拜访。
杂货店里，郭友梅看到古柏带着一个瘦高的陌生人走了进来，郭友梅赶紧站起身，古柏指着郭友梅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赶忙上去，握着他的手，“郭老先生，幸会幸会！”
古柏又面向郭友梅，“这位是红四军前委的毛书记，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毛委员。”郭友梅得知眼前便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双手作揖，“毛委员，久仰久仰，光临寒店，不甚荣幸，请坐。”
毛泽东坐下，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店里冷冷清清，好像生意并不是很好的样子，毛泽东看了看正在帮自己和古柏斟茶的郭友梅，询问了缘由。
图丨古柏陪毛泽东寻乌调查画作
郭友梅说，自己是12岁跟着父亲郭洽和到寻乌做生意的，没来寻乌之前，他们家已经有100年经营杂货布匹生意的历史了，清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鼎盛的时候，是当时寻乌城里第一大的商户，后来，因为外国洋货入侵，生意就变得惨淡了，杂货铺也逐年衰落。
说到这里，郭友梅长叹一口气，“唉，生意难做啊，为了自救，前些年县城一些老板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大家互助经营，凑乎过日子吧。”
古柏接着介绍，“郭老先生在寻乌40年，有文化，有良心，在商界很有威望，曾担任过两届寻乌商会的会长，他对寻乌的历史和现状非常了解。”
毛泽东高兴地站起身，“您就是我打着灯笼要找的行家啊，我最近想开一个调查会，约请一些对寻乌各方面比较了解的人，能够提供一些准确数据和材料，您算一个，不知是否赏光。”
郭友梅一听，觉得这是好事，一口答应。从郭友梅的杂货铺出来，古柏又介绍了一个人——范大明。
图丨毛泽东在寻乌的办公桌
范大明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出身世代贫苦的农村家庭，对社会的辛酸苦辣体会最深，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文化，受聘做过几年初小学教员，现在是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对当地群众的情况和群众对革命的态度非常清楚。
一听古柏的介绍，毛泽东来不及吃晚饭，跟着古柏来到县苏维埃政府，结果范大明外出开会，只得作罢，毛泽东嘱咐古柏，开调查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范大明一同请来。
召开调查会
回去的路上，毛泽东把调查会定为两天后，并且交代古柏，要挑选了解社会情况，拥有社会经验的老人；有斗争经验、进步思想的青年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士兵、流氓都要，调查到哪方面，就找哪方面人士参加。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古柏列了一份11人的名单，其中，年纪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职业更是五花八门，基本涵盖各行各业。
图丨寻乌调查会画作
5月7日，调查会召开，除了郭友梅是毛泽东见过的，剩下的都是第一次见面，古柏一一为毛泽东做了介绍。
看到大家都比较拘谨，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的祖辈是江西老表，排起辈分来，说不准还和大家沾亲带故嘞。”
大家都笑了起来，紧张气氛烟消云散，毛泽东也开始进入正题，“.....为了了解寻乌状况，对当前或是今后的红军工作有所帮助，我下决心要把一系列问题弄清楚，今天是诚心来向大家请教的......我提一个问题，大家就回答一个，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随便谈，不要紧。”
会前，毛泽东列出5个大目：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在每个大目之下，又细分了十几个细目。
会上，郭友梅和范大明是了解最多的，介绍的也最为详细，还提供了相关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就像在上课一样，安静的听，安静的做笔记，遇到不明白的就提问，若是听不懂，就找古柏翻译，在热闹友善的气氛中，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
调查会连续开了十几天，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着沉甸甸的调查记录，感慨万千。
图丨毛泽东
除了召开调查会这一种模式，毛泽东还在各处进行走访，实地调查，有时候刚吃过饭，随便溜达，遇到山坡上坐着几个人，就走过去聊天调查。
他还会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干农活，一边进行田间调查。
一天中午，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的同志们，以及警卫连的战士们在返回住处的时候，看见一群人在苗田里拔稗草，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知道这活又费神又耗时，正好有时间，就帮着农民们干干活，顺带搞点调查。
毛泽东脱下鞋子，随意地挽起裤腿和衣袖，下到田地里。看见毛泽东第一个下去了，随行的工作人员跟着下去了。
警卫连战士小陈站在田里，有些手足无措，毛泽东问他，“你是不是分不清哪个是禾苗哪个是稗草？”
图丨毛泽东
小陈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毛泽东安慰他，“有谁天生就会啊，不知道就大胆问，否则损人害己”，一边说，一边把小陈拉到旁边，拔起一棵稗草告诉他，“你看，稗草节上光溜溜的，你拿它跟禾苗比一比，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小陈接到稗草，一对比，发现禾苗节上长有细毛，他把自己的发现跟毛泽东说了，毛泽东笑着鼓励他，说他找得对。
旁边一个大嫂看到这一幕，感慨地说，“红军干部尽是能人，不但会指挥打仗，干农活也很内行啊。”
毛泽东顺势接过话头，“大嫂，红军干部也不是什么都内行，我们对寻乌的情况，还有寻乌老百姓的情况，都还很外行，你们才是这方面的先生......”
大嫂被毛泽东的话感动到，爽快的表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田里的其他老表也表示，很愿意回答毛泽东的问题。
于是，毛泽东一边干活，一边询问寻乌村乡下的情况，从村里有几户人，到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大家能够分到多少田，老表们七嘴八舌的回答着毛泽东的问题。
图丨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大会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你们来寻乌都做过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调查了！”
“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哪一类最多？”
这一问把所有人都问住了，有人根据自己观察所见，觉得寻乌的人们爱吃豆腐，喝水酒，便试探性的回答，“大概是做豆腐、酿水酒的吧。”
“说对了！那我再问你们，寻乌城里谁家的豆腐做的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的水酒酿的最好？”
这下彻底没声了，毛泽东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大家，然后很严肃地说，
“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是调查研究要深入细致，不是走马观花，只是问一下，不了解实际，只做表面文章，那只能睁着眼睛瞎说话、乱指挥，同志们要记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图丨毛泽东开会复原场景
经过20多天的走访调查，毛泽东已经做了几十万字的调查笔录，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和古柏商量，决定再搞一次总结调查会，这一次，增加了教师、学生、医生等职业，人数有五六十人。
刚开始和前几次调查会一样，大家都比较拘束，老熟人郭友梅和范大明优先发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也慢慢开始踊跃发言了，偶尔还彼此争论一番，等到争论出结果，毛泽东再记下来，还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大家听，确认对不对。
中午，大家还在热火朝天的聊着，毛泽东给古柏安排了一下，留大家吃了午饭，饭后，大家更是完全消除了顾虑，畅所欲言。
这场总结调查会开了两天，毛泽东先后核实、补充了近百个问题，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妇女等方面，记录下来的资料堪比一本详细的寻乌地方志。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城市进行的系统、全面和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束后，毛泽东感慨良多，半年后，他在古柏的协助下，写下了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
图丨《寻乌调查》
《调查工作》
在整理寻乌的调查材料时，毛泽东也在思考着红军内部所遇到的问题，一天，他在院子里散步，看见古柏妻子曾碧漪大着肚子朝自己走来，突然有所顿悟，跟古柏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要解决问题啊，有寻乌这个调查为依据，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就有发言权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点灯熬夜，写下了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第二天，他把文章传阅给前委的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就是篇幅比较短，看得不过瘾。
根据大家的建议，毛泽东做了修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针对一部分同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动不动就拿出“本本”吓唬人的作风提出了尖锐批评。
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
图丨《调查工作》
正式的《调查工作》出来后，立马就在赣南闽西苏区引起轰动，红四军政治部很快就在寻乌县城将其油印成小册子，分发给红四军党内干部学习。
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石印出版发行，自此，这本小册子传播开来，红军队伍中，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知道毛泽东的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年6月5日，毛泽东随部队离开寻乌，不久后，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因为战乱，很多资料都遗失了，其中也包括这本《调查工作》。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托人去找过这本小册子，但一直没能找到，没想到，1961年，田家英将这本遗失30年的《调查工作》重新放到毛泽东面前。
那么，赖茂基是如何在战乱中将这篇《调查工作》保存下来的呢？
赖茂基自己就是一名老党员，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区附近以做贩子生意为掩护，帮红军传递秘密情报。
为了支持革命，他还大方地让出自己的家，让红军拿去做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
图丨赖茂基保存的木盒和《调查工作》
红军长征后，赖茂基回到了福建上杭茶地老家，一天，他偶然在家中翻出了毛泽东《调查工作》的石印本。
那时，茶地已经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在家中发现毛泽东的书，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赖茂基用油纸把书包好，装到一个木盒中，又把卧室的墙壁凿开一个洞，将木盒藏进去，再把洞封好，就是这样，这本《调查工作》才得以保存下来。
当毛泽东听说赖茂基冒着生命危险珍藏这本小册子后，非常感动地表示，要邀请赖茂基来北京见面，遗憾的是，赖茂基已于1960年去世了。
图丨《调查工作》修改稿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少量文字修改后，更名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写下一段按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
1964年，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关于调查工作》，并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9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修订再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这次唯一增加的一篇，就是失而复得的《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