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宠物被扑杀的新闻，心里堵得慌，发了条微博讨论这事儿，他说，有人把宠物当家人，有人只把宠物当动物，一种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
不仅是猫猫狗狗，连人有时也会被其他人不当人，当成可以任意处置的“猫狗”。
我之前看过一个犹太人的自传，他9岁时被关进纳粹集中营，曾目睹过党卫军让一名被关押的男人亲手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企图越狱。
党卫军，德国纳粹党中用于执行治安勤务的编制之一。
当他命令男人把绳子套朋友脖子里时，男人的手因为痛苦一直颤抖着。
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接过绳索，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子套进了自己脖子。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这一幕感动，党卫军看到却大怒，踢掉那个朋友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剑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把党卫军的心理解释为：共情的腐蚀。当共情缺失的时候，人不会感知到其他人的伤痛，只把对方当作物品。
党卫军不会共情那对犹太朋友，他特意选择了一种会让两个人都受到惩罚的方式。
作者用共情的缺失解释很多极端的犯罪行为，比如纳粹的人体试验，比如有人会闯进幼儿园砍杀无害的儿童，还比如有人会把别人的手砍掉，只为抢劫一枚戒指。
今儿我给你们讲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刑事案件，就和人的共情有关。
1985年5月29日，陕西商县（现商洛市）王墹村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臭味。
下午一点，商县刑警队长王扣成来到了王墹村村民龙治民的屋子前。
这是一栋土屋，面朝公路，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左边是猪圈和土厕，围了一堵半人高的土墙，右边紧靠邻居家。
龙治民家里的窗户全都堵上了土坯，屋子黑黢黢的，且奇臭无比。因为这股臭味，村子里的人都不愿意去龙治民家。
刚进到屋里，王扣成就从一股浓烈的臭味中分辨出，里面夹杂着尸体腐烂时散发的尸臭味。
循着味道，王扣成走到东厢房，里面空无一物，但尸臭味越来越浓。
王扣成转向旁边的麦草堆，他拿开放在最外层的几把锄头和铁锹，移开麦草。
那里躺着两具相拥在一起的裸尸。
这两具尸体都是男性，一个四十几岁，一个十几岁，死亡时间分别在四天和十天以前。
发现这两具尸体后，下午2点，王扣成带着派出所所有干警再次赶到龙治民家，从龙家的大门口开始重新排查。
进门时，王扣成顺手把两扇门往外推了一下，但门又立即反弹回来，像有什么柔软、有弹性的东西。
王扣成走到门背后，用脚踢开抵在门后的一堆杂草，露出一个化肥袋。里面装着一具五十多岁的女尸，死亡时间也在三四天以内。
王扣成给惊够呛，这可是大案啊。他立即上报省厅，下午5点，商县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局长都赶到了龙家。
警察继续翻找尸体，几乎把龙家翻了个底朝天，都没发现第四具尸体。
三位死者，都是外村人。王扣成隐隐觉得，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
刑警去到王墹村了解情况，有村民说龙治民家经常出现一些村里没人认识的外乡人，还提到龙家的大门前曾经有过一个萝卜窖。
这里解释一下，萝卜窖是北方农村冬天藏萝卜的地方，通常是在地上挖一个1米多的方坑，上面盖上石板、草衫保温，这样再把萝卜放进去后，不会被冻坏，能保一个家庭吃一冬。
这种窖，里面空间大，但是窖口小，容易隐藏，要是人进了里头，也不太容易出来，不少农村的杀人场景都在萝卜窖里。
天津蓟县发生过一起“干涧村惨案”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把9名干涧村村民赶入萝卜窖，堵住出口，将他们活活烧死。
萝卜窖
王扣成在龙治民的院子里，发现了村民说的萝卜窖，看上去已被填平，种上了白菜。
王扣成觉得不对劲，叫了几个民兵来挖，刚开始时只从土里挖出一些苞谷叶，继续往下挖的时候，铁铲碰到了东西。
民兵把铲子拔出来一看，一大块白色的肉挂在上面，刚挖开的土里不断有血迹渗出。
王扣成叫几个民兵沿着苞谷叶向四周挖掘，清理出了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
揭开苞谷叶，坑里整整齐齐地躺了八九具尸体，头脚交错倒置，尸体之间挨得十分紧凑、整齐，像精心摆弄过、码成一排的农作物。
这还只是第一层。
透过交叠的尸体，王扣成看到下面至少还有一层码整齐的尸体。
民兵们一直从当天下午5点清理到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埋尸坑清理完，在里面一共找出了33具尸体。
后来，警方把这个坑命名为“3号坑”。
因为龙家的埋尸坑不止一个。
当时，王墹村发现尸体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地封锁现场，还有一个连在县城内随时待命，公安局甚至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那是1985年，那一年深圳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电话卡，只发行了三张，面值87元，够买几十斤猪肉。用上专用电话联络，可见公安局对案件的重视程度。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号上午11点，警察在龙家的猪圈里，又发现了一个埋尸坑。
这个坑的形状跟“3号坑”一样，长2米，宽1米，里面埋了8具尸体，尸体的摆放位置和整齐程度与“3号坑”类似。
根据尸检信息，埋在这里的人明显比“3号坑”的人先遇难，被命名为“2号坑”。
还有没有其他受害者呢？
尸坑被发现之后，龙治民和他老婆闫淑霞都被关押在公安局接受审讯。警察也一直在龙家反复勘测。直到6月5日，勘验组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的位置，又发现了埋着4具尸体的坑。
这批尸体时间更早，已经完全骨化，被命名为“1号坑”。
后来警方一统计，龙治民一共杀害48人，其中男性31人，女性17人。
光1985年的五个月时间里，他就杀了36个人。
案件一出，因为性质过于恶劣，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惊动了国务院和中南海，由公安部部长牵头破案。
龙治民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杀了这么多人的？
受制于人的身高
警察一开始怀疑龙治民还有同伙，因为他的身材很矮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几，而被害者里男性居多，很多还都是干力气活的。
但警察去龙治民家搜查时，发现家里只有他的老婆闫淑霞。
根据一段时间的排查，警察认定，龙治民杀人是夫妻作案，没有其他人帮忙。
但是，龙治民的老婆几乎没有行动能力，因为她不仅下肢瘫痪，精神还有点不太正常，经常自言自语。
当初警察进家门后，只是简单排查，她却说了一句：“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就因为这句话，警察才对龙治民多了几分怀疑，从而顺利搜出了尸体。
那龙治民是怎么与瘫痪且精神失常的老婆杀了这么多人的？
首先得聊聊，龙治民从哪里挑选的那么多受害者。
从1983年3月开始，龙治民就经常在西关车站、广场、桥头等地以高价雇工、介绍对象、免费住店甚至卖雏鸡等借口，骗来一些人到他家，然后让这些人在他家留宿。
80年代的陕西，全省外出打工的人都很多，火车站每天人来人往，人员复杂，大部分都是为了谋钱。
那时的火车站，也是中国犯罪案件发生的最大源头。偷钱、抢钱都是小事，招妓、赌博、吸毒、招工杀人等很多犯罪行为都从火车站开始。
以广州火车站为例，1974年建成后，南下打工的人大量涌进广州，滞留的人在火车站当众吸毒、抢钱、打人，甚至杀人。
90年代滞留火车站的人
2004年11月，广州火车站上百名“背包党”曾和车站保安发生冲突，引来大批警察，直到警察鸣枪才结束冲突。
龙治民知道在火车站流转的人大多都是外乡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失踪后，家人在短期内也不会在意，只觉得他们在外打工。
而且这类人需要钱和工作机会，容易被龙治民引诱。他杀害的那几十人，大多数都是这么被他骗来的。
为了下手方便，以及更稳妥，龙治民也都只挑选单个被害人，被害人之间互相都不认识。
只有王墹村阎家一家三口是个例外。1985年，龙治民杀了邻居阎家一家三口，包括2岁的小孩。
这里几乎没有资料提及，我推测，很可能是阎家人发现了龙治民杀人的事实，龙治民为了保密，就灭门了。
阎家是从外地迁到王墹村的，本村并无熟人，所以即便消失，也不会引起特别大的关注。
这里就能看出龙治民的性格，心思极其缜密，但手段也残忍，简称胆大心思。
再聊聊龙治民的作案手段。
龙治民先后诱骗了48个人到家，都是趁别人在夜里睡着，或者没有防备的时候，用锄头对着他们的脖子就砍一锹，让人当场毙命。
有些人第一下没弄死的，他就用尖锥刀戳他们的胸部或颈部，直到把人捅死为止。
龙治民基本都在夜里杀人，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他老婆闫淑霞有时会在夜里为他照明，把遇害者的脖子照亮，方便龙治民对准，然后下手。
最变态的是，开始埋尸后，龙治民家恶臭无比，没几个人睡得下去，龙治民就让老婆闫淑霞跟那些留宿的人睡觉，就为等到人不注意的时候，好下手。
可以想象一下，闫淑霞正在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龙治民提了一把铁锹对着那人的脖子就是一锨。
就这种铁锨，我觉得拍都能把人拍懵
人的颈动脉遭到强力割开，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喷出，甚至流干体内的血液。
但那些被害人的血全喷在闫淑霞的身上，她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杀人之后，龙治民会脱掉遇害者沾血的“红”衣服，让闫淑霞洗干净，拿给自己穿或者带到集市上去卖。他还会剃光死者的头发，同样拿到集市上去卖。
把衣物、头发等该卖的卖光后，龙治民才会把尸体放进埋尸坑里。
警察曾问过龙治民为啥把尸体摆得那么整齐，龙治民说，码整齐就放得多一点，四仰八叉的话就放不了几具尸体。
从这些手段可以看出来，龙治民根本没有任何杀人的心理障碍，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更方便、更持续地杀人。
他享受到什么程度呢，连挖埋尸坑，龙治民都不自己动手，而是请别人来挖，挖完之后再把人杀了——相当于让受害者自己给自己挖坟。
龙治民自己形容这种感觉是：“看着他们为我干活啊，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地主一样，心里非常高兴。”
他非常享受这种权力感，这一点后面也会继续分析。
商县梁铺乡的刘庆娃曾被龙治民叫去给他家挖窑，在挖窑之前，龙治民专门用石灰打了线，叫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但刘庆娃在挖窑的时候碰到一块大石头，为了扣出这块石头，他不得不把灰线往外移了一点，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
他跑去问龙治民这是啥骨头，龙治民也不担心，只淡淡说了一句：“那可能是老坟吧”就敷衍了过去。
或许那个时候，他看这些人，只有两个身份：免费的劳力，和尸体，根本不必多费口舌。
其实商县周围失踪了那么多人，一定是有征兆的。1983至1985年，商县各乡的公安局接连接到失踪者报告。截至1985年5月，公安局就接到了一共37人的失踪报告。
真正引出龙治民的，是1985年5月16日，商县叶庙村失踪的村民杜长英。
杜长英早上跟哥哥杜长年一起去县城赶集给猪买豆饼。中午的时候，杜长英在西关车站遇到了龙治民，龙治民说他家里有活干，一天给3元工钱，叫杜长英跟他一起回家，活干完后给他付钱。
但从那天以后，杜长英就失踪了。他哥哥杜长年数次去县城找人，都没有找到。
后来，是商县造纸厂的一个出纳记起来，似乎是有个矮个子男人拿着杜长英的收据来过一次。那个男人，可能是王墹村的龙治民。
5月28日，杜长年找了几个精壮的年轻小伙子，去王墹村找龙治民。路走到一半，正好撞见龙治民向他们走过来。
他们抓住龙治民就问杜长英的收据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龙治民当时还跟他们扯皮对骂，说杜长英欠他欠了二十多块钱，那天收到的一块八毛五屁都不算。
杜长年他们当时就想把龙治民送到派出所，但龙治民反应很大，不仅破口大骂，还叫嚣自己是县上树立的先进典型，看谁敢动他。
杜长年不管那么多，一群人把龙治民拷起就走，走到西关车站时，龙治民又开始耍赖，往地上一躺，一边打滚一边乱叫，怎么拉也不起来。
这时，围观的人群走出一个小伙，径直走到杜长年面前，说他已经注意龙治民好几个月了。
这小伙是商县上官坊乡侦捕队的队员，上官坊乡的一个村支部副书记姜三合元旦在西关车站遇到了龙治民，听他说家里需要有人挖猪圈，一天5元，包吃住，便跟着龙治民回家，从此失踪。
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找人，盯上了龙治民，发现他经常在西关车站招走一些男女。
姜银山曾两次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人口失踪的情况，后来，他又把信直接写给了商县地委的第一书记白玉杰，前后一共写了三封，都没引起重视，也没有任何回应。
这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待业青年数量规模庞大，社会治安极其混乱。犯罪案件逐年增多。
1979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达到50万件；1981年达到了89万件。
而且那个时候，陕西经济落后，西北又不断刮狂风，农民年年收成不好，很多人逼不得已走上外出打工，或犯罪的道路。
当时的法制建设也不健全。
一直到1995年2月28日，《人民警察法》才通过，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才正式确立。
1983年，陕西省发生凶杀案的比率比70年代增加了88%，更别提其他偷拿摸抢的小型犯罪，很少引起警方重视。而龙治民就是在这三年做的案。
就在四个月后，国家开始了第一次“严打”活动，为期3年。
看完龙治民的犯罪经过，我想聊聊，一个没有精神疾病的人，为什么会残杀这么多人？
在《恶的科学》这本书里，作者西蒙·巴伦-科恩提到了“零度共情”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群无法体会悔恨和内疚情绪的人，他们压根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是什么，即使向他们指出他伤害了别人，他们也无法理解。
就这本，挺好看，我一天就看完了
换句话说，就是这类人完全不能共情他人的痛苦。
这是一种极端状态，但凡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反思，会有悔恨情绪，只是事发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人，都是有一定共情力的人。
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战争中，士兵会对无害的老百姓做出残忍的事，因为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自己的同类，而是敌人，或必须屠杀的对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对人的共情被“赢得战争”的信念给屏蔽了。
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杀人的阴影还在，很多战士在回归和平社会后，都患上了PTSD。
零度共情不一定都会伤害他人，只有负面的零度共情才会伤人，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边缘型（觉得周围人都在害自己）、精神病态型（反社会）和自恋型（只关心自己）。
龙治民对自己的屠杀对象无疑是没有共情的，他更像零度共情中的“精神病态”——这种人一般会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受到小小的阻碍就会暴力相向，有时又会冷酷地算计该如何实施一种残酷行为。
这些特征，龙治民全部符合。
龙治民的欲望中，最明显的是性欲和金钱。
首先他自身条件很差，娶不到正常媳妇，只能娶到因脑膜炎导致下肢瘫痪的闫淑霞。
他明显对性是有需求的，早在1977年冬天，龙治民就将一名痴呆女子骗到家中，关在阁楼里，强奸了她好几天，后来被村中民兵发现，才解救出来。当时，村里只对龙治民做了一些批评教育，就把他放回家了。
其次是金钱，龙治民确实不富裕，尤其是80年代，所有人一起在生产队赚工分，多劳多得。
龙治民生性好吃懒做，经常找借口不出工，要求要完成的400个工分，龙治民100个都完成不到，吃不饱饭，娶妻也只能娶到他看不起的残疾人。
案发后，警方在龙治民家里搜出了573元，粮票91.5斤，手表六块。龙治民在审讯过程中承认他就是为钱杀人。
我更倾向于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龙治民承认过，他根本叫不来有钱人，他以招工和提供免费住宿的名义引诱受害者，愿意跟着他走的，基本不会是有钱的人。
48条人命只换到573块钱，即使80年代的猪肉只卖一块钱一斤，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除了钱和色，龙治民明显是享受这种把人骗来，再杀害的过程的。
他有个很有名的论断，是自称有“三不杀”：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那他杀谁呢？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的人。
他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找到了一种包装方式——我是在为国家除害。
提到他的这种想法的形成，和他的成长经历脱不开关系。
龙治民家里特别穷，因为家里没钱，他很晚才能去上学，而且他6岁就丧母了。
虽然穷，可家里就他一个男丁，他爸对他极为娇惯，去地里干活时都把他用背篓背着。
上学后，他成了同学中年龄最大但个子最小的人，同学老师都看不起他，还搞些恶作剧整他。
到了文革期间，龙治民的情况反转了——他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只要是他看不惯的人，他都写大字报，然后带上一批人去抄家、批斗。
文革结束后，地方成立革委会，检举那些在文革中举动过激的人，龙治民差点被揪出来批斗。
他和姜文演过的《芙蓉镇》里的王秋赦有点像，这人之前是个二流子，在文革里搞运动，摇身一变成了镇上的党支书。当运动结束时，王秋赦失去了一切，住的吊脚楼塌了，他也变得疯疯癫癫。
王秋赦最后疯了，一边敲锣一边喊：“运动了！”
那是一个“无法有天”的时代，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公安机制几乎是瘫痪的。相应的，社会治安也很混乱。
法律不健全，龙治民就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安慰，觉得自己是为了国家好，甚至荒唐地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杀”原则，其实都是借口。
当时审讯他的警察问他，在家杀人、还把尸体藏在院子里害不害怕？
龙治民说他有一次在楼上杀了一个人，睡到后半夜听到那屋子有扑通扑通的响声，龙治民点灯上楼去看时，手里的煤油灯都吓得端不稳。
但他小时候背了好几年的毛主席语录，在心里默默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他爬上楼后，才看到原来是那名受害者的血滴到塑料布上的声音。他找了个盆把血接住，就又倒头睡了。
龙治民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还说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被奉为皇帝，我杀四十多个人凭什么就判死刑？
他一直声称自己杀人的举动是“正义”的，是为国除害。
但是，我看了下受害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农村家庭中的精壮劳动力，还有几个小孩子，根本不符合龙治民的那几个原则。
龙治民只是把他们当作杀戮游戏的对象。
后来警方在龙治民家里搜出一个小本本，用各种香烟盒装订而成，有一百多页。烟盒背面写满了名字，这是一份记载了1208个人的名字及简要情况的名单，上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名人的名字。
龙治民说这些名字只是他从别人随口听到或者偶尔见过一次的人，记人名没啥特殊含义，他说只是记着耍。
公安局食堂里的两名掌勺师傅都在这名单上面，两名师傅知道后对着龙家破口大骂，说绝对跟龙治民没有半毛钱关系。
刑侦人员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访了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证实这份名单确实是龙治民从各处听来，然后随手记上去的。
零度共情的“精神病态”，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还有个表现是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没有是非观念。
杀人杀得越多，且长时间不被察觉，很容易从杀戮中获得快感，并会在脑子里产生一种筛选机制，由他们来决定哪些人值得活，哪些人又必须死。
尤其当这种杀戮行为被套上一个合理的借口的时候，杀人成了一种“正义”和“必须做的事”，共情被彻底切断了。
但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
在龙治民杀人杀的最多的1985年，应该就是他快感达到顶峰的时候。半年不到的时间，他就杀了36个人，速度快到家里摆放的三具尸体都没时间转移到萝卜窑。
这里有个类似的例子。同样是1980年代，美国加州也出现了一位谋财的连环杀人魔，是个50多岁的老太太。
老太太叫普恩特，开了一间私人养老院，她专杀养老院里的老人，然后占用这些老人的社保和养老金。她也胆大到就把尸体埋到自家院子里，后来警方在她的院子里发现了7具已经被她肢解过的尸体。
在审讯时，普恩特的理由是，那些人死了比活着对她来说更有价值。
普恩特和龙治民差不多，我认为都属于把人当作物品，没有任何共情心理的那一类。
但龙治民比她稍微高级一点，给自己找了个包装。
陕西省公安厅曾对龙治民做了多次精神病学测试，检测结果是龙治民一没任何精神病症状，二反应敏捷，属于聪明人那一部分。
我也更倾向于他不属于是精神出了问题，而是缺失了对人的同理心。
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9月20日，商洛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二人极刑，二人提出上诉，陕西省高院维持原判。
9月27日，龙治民、闫淑霞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