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条热搜冲上微博：「刘涛怕是干过工地吧！」
起因是在某热播剧中，有一个片段是刘涛手捧盒饭、大口吞咽，扒拉完最后一口之后，用筷子往饭盒上那么潇洒一插。
那是只有真正吃过这种便宜盒饭的人才知道的动作——插破塑料饭盒，以防被回收利用。
网友由衷感慨：「终于在电视上看到普通女性了。」
这话乍一听，是在夸刘涛演技好，但细细一咂摸，却品出了几分可悲。
这几年来，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综艺访谈，都把镜头聚焦在了中产甚至更高层次的社会，看霸总们谈情说爱，看明星们披荆斩棘。
已经忘记了有多久，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真实的普通女性了。
电视剧里的普通女性，要么是来「吸血」的恶毒反派，声泪俱下，面目可憎。
她们的存在仅是为了给主角团繁花似锦的路上加点障碍，最后狼狈离场，皆大欢喜。
要么是披着普通人的外衣，却高高地飘在天上，充斥着编剧的主观臆想：
说着月薪3500，却租着上海三室一厅的大平层，顿顿餐标30+。
当普通人成为国产电视剧的失踪人口，普通女性更是彻底绝迹了。
但，并非一直如此。
26年前，央视就有一档专门聚焦普通女性人生故事的访谈节目——《半边天》。
做客的嘉宾有的是流浪女，有的是性工作者，有的是大龄单身女青年，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农妇。
采访对方平凡无奇，舞台布景更是简陋无比，但这档节目在全国掀起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大潮。
时至今日，仍有余温。
1995年，世妇会在北京举办。
时任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的寿沅君突然意识到：
「央视为儿童、少年、老年、工人、农民、军人都开办过专门的节目，却从未将占据一半天空和人口的女性，纳入过自己的视野。」
为了让女性在媒体中也能有自己的声音，《半边天》应势而出。
这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也是国内最早的女性栏目。
当翻看往期节目资料的时候，我被深深震撼到了——
太敢了，真的太敢了！
在那个人人谈「性」色变的年代，她们已经在感慨「性教育」的道阻且长。
做客的嘉宾胡萍说，在她刚刚从事性教育工作的时候，有老师指责她：
「你把孩子都教坏了，他们都知道男人女人有生殖器了！」
可在胡萍某次上完课之后，一群六年级的男孩子下课后找到她，兴致勃勃地大声提问：
「男人女人的生殖器连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性交？」
大人们总是小看孩子们，殊不知他们懂得不是一般得多。
在这一期节目中，她们从「性教育」聊到「性心理」再到「性侵害」。
整个过程大大方方，由表及里，坦诚透彻，以今日的眼光去看简直自愧不如。
在那个家庭暴力还只是「家务事」的年代，她们就在深扒家暴的深层原因。
2007年，云南发生了一起极为震撼的纵火杀夫案件。
作案人罗珠迫的丈夫长期对其施暴，甚至还将外边的女人带回家中，企图过上三妻四妾的生活。
在争吵的过程中，罗珠迫怒从心起，一时失手，将汽油泼向了自己丈夫。
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后她变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花了四五十万，去救治曾经伤害过她的丈夫。
节目组为了更好地探求家暴问题，还特地去了北京女子监狱，采访了更多因以暴制暴而入狱的家暴受害者。
在这期节目中，她们手把手教身处家暴中的妇女如何合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对每一个人说「任何人都无权伤害你的身体」。
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吁全社会健全妇女保护机制。
《半边天》探讨的话题之广、之尖锐，时至今日都依旧「时髦」，甚至望其项背。
她们谈男性避孕药，谈产后忧郁症，谈广告中的刻板印象，谈大龄未婚女性所遭遇的社会压迫，谈女性的欲望……
还会讨论现如今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留守儿童性侵事件」。
更犀利的也有——「农村智障女孩性侵事件」。
在广泛的话题探讨下，她们也没有放弃对女性历史深度的研究。
世纪之交的时候，节目特地创办了《我们的一百年》专题，足足用了20集，来回顾「一百年来中国女性从身体到精神、从非人到女人到人的经历」。
改革开放30年时，《繁花：中国打工女性实录》专题挖掘整理了打工妹的30年打工历史，将打工女性群体还原成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挥舞着女性在改革浪潮中的力量。
在《半边天》节目里，「中国女性」不再是一个刻板的称谓，而是一群在挣扎、在向上、在前进的人。
因为节目的大受好评，2000年底，衍生子栏目「张越访谈」上线。
镜头反转、话筒朝外，主持人张越把讲故事的权利给了每一个普通女人。
张越©️网络
其中，2002年播出的《我叫刘小样》，是该栏目开播以来，反响最为激烈的一期。
也是全国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了一位农村普通妇女内心的呐喊。
单从外表上看，刘小样本人和当时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
身穿一件呢子的红色外套，长期风吹日晒造就的有些粗糙的皮肤，因为天气寒冷，颧骨也染上了红色，像是发了烧，又像是动了怒。
但她一「开口」，你就感受到了她的「格格不入」。
在决定采访之前，她给节目组写了数封长信，信的文笔还有些「离奇」的优美。
她在信里介绍自己家乡的环境，那个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刘小样的家，坐落在咸阳市下面的一个普通村落。
一方面，因为时代发展，这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新房子盖起来了，新衣服买回来了，有了电视，通了电话……
另一方面，对于「刘小样」们而言，这里的生活又仿佛一成不变：
干农活，做家务，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结婚前属于娘家，结婚后属于婆家。
来自传统思想的强大惯性，牢牢统治着平原上的每一个农村女性。
刘小样在信里这样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有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生活像一个套子，把每一个农村妇女牢牢困住。
一旦脱离这个「套子」，就会被指指点点说闲话，变成其他人口中的「坏媳妇」。
但谁能想到，在一成不变的关中平原，长出了一个刘小样。
亘古不变的传统下，她的内心藏着激荡与热浪。
在节目里，她高昂着头，用一种不服从的姿态，掷地有声：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读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不能出去」。
在根深蒂固的观念里，赞美一个农村女性不过就是那几个形容词：勤劳、善良、朴实、节俭。
但刘小样不赞同，她觉得这些形容词绝对是不够的。
农村女性更应该有自身的内涵，不单单只是外界对于她的评价：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
我不接受这个。」
尽管刘小样也只是初中肄业，和大部分农村女孩一样，学了些字就回家「帮忙」。
但因为从小就爱看书的缘故，刘晓样的脑子里多出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有些「离经叛道」，但是属于她本身的。
她干着农活，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和她并没有关系。
但她珍惜这份向往，因为「人向往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泽的」。
她做着家务，却心想着电视广告里那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想着她说的那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她的身体在被迫遵守各种规矩，但她的心无法劝服自己按部就班。
张越问她：「你这样不痛苦吗？」
她头昂得更高：「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节目播出后，这句话飘进了所有观众的耳朵里，朝每个人的心上开了一枪。
如此淡写轻描，又如此振聋发聩。
节目播出之后，有人评价她：「像是文学中走出来的人，这个人也非得是女人才可以。」
有人被震醒：「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
这些被震醒的人里有男人，有女人，有大学生，有拾荒者。
后来，这个故事还出现在了语文试卷上，往后每隔几年，就有人想起这期节目。
人们试图找寻：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
每个人都不知道，但每个人都想知道。
因为刘小样既是她自己，也是每一个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的人。
《半边天》的节目意义正是如此：
通过将某个女人的经历与故事，我们能看到女性群体的困窘和处境；
通过对女性群体的关照与表达，我们能看到时代与历史的映射。
2010年7月，播完最后一期节目后，因为收视率下滑等等原因，《半边天》就此停播。
11年过去了，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怀念这档节目。
怀念张越和她的同事，怀念那些从远方赶来的故事；
更怀念「她」的勇敢，和那个敢说敢做的环境。
《半边天》告诉我们，综艺节目是可以拒绝哗众取宠，耐心坐下来讲故事的。
更可以，不只是把聚光灯照向那些本就发光的人，更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都能闪光。
1997年，还在酒吧驻唱的韩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张越。
应张越的邀请，她上了一期节目，当期的话题叫：「别为你的相貌发愁」。
是的，「拒绝容貌焦虑」这个当下被营销号翻来覆去讨论的话题，26年前就曾被公开讨论过了。
在这期节目中，韩红讲述了自己的坎坷和执着，弹着吉他唱了两句：
「跑啊，挣脱你的绳索，找回渴望已久的自由。」
演员李琦听过之后当场断言：「你会成，你还一举成名呢，一鸣惊人！」
果不其然，一语成谶。
在《半边天》中，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趾高气扬的定义。
她们不宣扬女性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更不刻意博取观众对女性的同情与怜悯。
每一个故事都平铺直叙地讲出来，每一个话题都大大方方敞开谈。
这种平等又温柔的女性姿态，我们反而更能感受到每一个女性人物的真实，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半边天》越闪光，我们再次重看就越唏嘘。
横亘几十年光阴，那些曾经称之为问题的问题，如今依然是问题，仍旧不被解决。
可我们已经失去了谈论它，甚至是看到它的途径。
何其遗憾，何其悲哀。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讲：
「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但这档节目一再告诉我们：
那些沾着泥土，沁着血汗，却生机勃勃的梦，更加波澜壮阔，更应该被关注与看见。
26年前，很庆幸能有一档《半边天》。
现在这些故事，还能再向谁诉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