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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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外交部第三次解密,并正式向国内外开放了一份1961年至1965年的外交档案,

其基本款项记录如下——

档案号:117-01236-04;

档案题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照片赠送外国领导人情况;

起止日期:1964年1月1日—1965年12月31日;

保密级别:绝密。

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试验成功,而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并不容易。

图丨毛泽东

早在1954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已经作出了中国要建立原子能工业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定。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讲话,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是不想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你有了,我有了,可能谁也不用,这样战争就打不起来,和平才会更有把握。”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需要向中国提供一个型号的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

虽然有人帮,但中国一向的想法便是“自力更生”,所以并未完全依赖于苏联,1959年6月20日,赫鲁晓夫撕毁协议,中断对中国的帮助。

没过几个月,中国便重新组建机构、调集人才、建立设施,1960年初,陈毅点将,叫张爱萍去主持原子能工业建设工作,虽说张爱萍已经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国防工作,但是对于原子弹,张爱萍可谓是一窍不通。

图丨张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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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陈毅讲,自己只知道山药蛋,不懂什么原子弹,把陈毅搞得恼火,“不懂你不会学?谁一生下来就会?”

在陈毅的坚持下,张爱萍还是临危受命,开始主持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工作了,就像陈毅说的,张爱萍真的是一点点开始学的,他在家里的墙上挂上元素周期表,每天研究,还特地用红笔圈住了铀235和铀238。

张爱萍对于专业知识懂得不多,所以他找了刘西尧和张震寰,两位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做自己的搭档,负责原子能的工业建设工作,又找了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向他请教技术问题。

1962年,张爱萍带着人从北京去到青海,在戈壁滩上研究原子弹,为了鼓励研究人员放手去干,张爱萍就跟他们说,“你们放心去做,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算我的。”

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张爱萍又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各部门的合作协调问题,配合不好的话,既耽误时间还耽误事,给本来就异常艰难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带去了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张爱萍找到罗瑞卿,建议能够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原子弹制造的部门,

罗瑞卿很快便汇报上去。

图丨毛泽东和刘少奇

10月19日,刘少奇在听完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汇报后,说到了这件事,表示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很重要,因此,中央需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若是不搞,将来容易耽误时间。

汇报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再次强调,“中央要制定人负责,现在起就搞个小机构,调人、调东西、安排任务、下命令。当然,技术上、工作上还是各部门去做,不然一拖就把时间都拖掉了,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搞起来的,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使其顺利前进,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告中央批准。”

11月,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央专委),周恩来任主任。

12月4日,周恩来便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等同志的汇报,其中,“两年规划”可以说是牵动着全国各条战线,很多问题需要商定。

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周恩来邀请他们吃了便饭,便马不停蹄地思考处理二机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图丨周恩来

1963年3月21日下午,周恩来在第五次会议上,研究了核试验基地组建研究所需要的几个问题:

同意通知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等单位,从1963年毕业生中调配大专学生150名、中技学生及技工各100名给国防科委;同意在研究所内建一个小型试验车间,而这所房子,先由国防科委和铁道部商量解决,解决不了再提交房管局另行解决。

7月26日和27日上午,周恩来召开第六次会议,这一次,中央专委批准了张爱萍报送的首次地面核试验场地定位问题、地面和实验区的布置方案和工程方案报告,要求国防科委按照方案抓紧进行核试验场的建设工作。

对于国家需要解决的工程投资、材料、加工安排和借调建塔吊装老技工问题,会后,在中央专委办公室的协助下也得以解决。

图丨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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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第七次会议上,就核武器的研究试验等13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

地面试验应放在第一位,按原计划抓紧进行,并继续完成空投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对地下核试验的工作,责成以国防科委为主,二机部协助,共同提出地下核试验的具体方案。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

1964年4月11日,第八次会议,周恩来要求在9月10日以前,做好第一次地面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意成立一个核试验的总指挥部,张爱萍担任总指挥;核实验基地需要每秒300次的摄影机,争取现在国内调剂解决,从瑞士或是法国进口的问题,由外贸部安排代理。

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对各种大大小小问题的解决,使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他及时解决了人力物力方面的问题,对核试验的组织领导、场外烟雾侦查、场区及附近居民的安全措施、保卫保密等工作都作出了重要指示,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我国恐怕很难在两年内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图丨张爱萍

审查照片

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张爱萍、刘西尧在核试验现场部署了第二次核试验的有关问题,10月底返回北京。

11月2日,张爱萍来到周恩来家中汇报工作,研究了今后的核试验问题。汇报结束后,张爱萍看望了邓颖超,邓颖超假装做出一副埋怨的神情,跟张爱萍开玩笑,“呦,你们办了这么大的事,事先也没说一声,保密工作做得好啊。”

张爱萍笑着说,“总理说这项工作要保密,我可不敢违反纪律啊。”

这一次,张爱萍还带来了几套原子弹爆炸时的黑白照片,周恩来看后,从中选择了4张,并指示从核实验基地研究所要来底片,由八一制片厂各洗印出大、中、小照片三套,准备公开发表。

3日晚上,国防科委二局局长高健民和国防科委二局参谋孙兆贵带着从核试验基地要来的底片,和洗印放大好的照片,乘坐军用飞机连夜飞回北京。

图丨周恩来宣布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周恩来拿着放大镜一处一处地仔细查看,过了一会儿,他问高健民和孙兆贵,“照片公开后,国外会不会从照片上看出些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停顿了片刻,周恩来接着说,“如果把照片下半部的地面截去一部分,是不是更有利于保密呢?”

高健民认真思考着,“照片中地面如果截去一部分在发表,这样就不容易判断出拍摄点和蘑菇云的高度等相关参数,这样处理,确实更有利于保密。”

周恩来点点头,“那好,照片正式发表的时候就按照截图做保密处理,我送请毛主席批准后公开发表。”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新华社发表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黑白照片,而这些珍贵的照片,是一个叫做孟昭瑞的军事记者所拍摄的,他也是唯一一个全程参与了三次核试验拍摄的新闻工作者。

图丨孟昭瑞

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记录我国3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该片于当年10月1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并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

新华社摄影部在该片放映前,提议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配发三次核试验的照片,为此,新华社请示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召开了讨论会,孟昭瑞带去了三次核试验中所拍摄的烟云、火球等多幅照片,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从中选出4张。

9月30日下午,罗舜初请示周恩来,能否公开这4张已经审查过并不存在机密问题的照片。

当天晚上,孟昭瑞就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他,立即到中南海西门取周恩来的批件。

孟昭瑞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看到了周恩来写在请示上面的毛笔字“同意发表,周恩来”,周家鼎把这些批件交给他的时候还嘱咐了一声,“赶紧发吧,总理同意了”。

经过一晚上的加班加点,10月1日这一天,这4张照片出现在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所刊登的照片,和两年前一样,也不是完整照片,而是被删除地面后的蘑菇云照片。

图丨《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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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赠礼

有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引以为豪,并欲与友好国家分享这份成功喜悦,于是,周恩来独具匠心的将一套六张的原子弹爆炸照片,作为外交礼物,送给各国总统。

这样的礼物,对于对我国友好的国家来说,便是喜悦的分享,因为其中不少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是中国的胜利,也是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无疑能够振奋人心。

除了送给友好国家,还有一些中立国家,这份礼物便能起到争取的作用,而那些敌视国家,这份礼物便是警示。

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也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给一些外国友人赠送过这套照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着实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把。

图丨周恩来

在中国原子弹爆炸期间,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东京访问,当时,美国驻印尼大使匆忙赶到东京,把这份特别的外交礼物转交给了他,一个月后,苏加诺“顺道”来了上海,周恩来和罗瑞卿前去迎接并会谈。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想让这张照片发挥更多的作用,1964年10月18日,周恩来邀请斯诺来到中国,并把这照片送给了他,还向他提供了一般记者不可能知道的“内幕”和“第一手材料”。

会谈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还嘱咐他不要等了,当天晚上就回瑞士,在中立国家的中立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

斯诺带着珍贵的资料和周恩来的嘱托回到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些照片,随即,西方的各种报纸纷纷转载这些照片和报道,一直在被封锁的消息终于在西方世界传播开来。

图丨周恩来和斯诺

在斯诺刊登这则专访之前,周恩来并未直接向苏联通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任何消息,但是斯诺的专访,让苏联人相信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他们的态度从“不相信”,到“不敢相信”,再到“不可思议”,后来,他们只在报纸很小的地方报道了这个消息,而更大篇幅则在渲染“澳大利亚反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消息。

美国则为了给北约国家壮胆打气,一直欺骗说“中国有弹无枪”,英国自然跟着美国亦步亦趋,对“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件事极尽挖苦。

不过,英国嘴上闹得凶,但是在媒体追问英国政府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只含含糊糊地说了两个字“遗憾”。

反倒是法国给出了“好评”,“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将大大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事实证明,这话说得一点没错,从美国的微妙转变中就看得出来,虽然他们还是满嘴的“中国实力不会因为原子弹成功爆炸而提高,中国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但是没过多久,美国国务院就加大了对中国的关注。

图丨尼克松访华

接着,对中国发表的言论和用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年后,尼克松宣誓就职,上台不久,就对中国做出友好姿态,还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建立联系的讯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与此同时,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也加快了和中国建交的步伐。

而针对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一系列讨论,中国则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对于流氓一样的西方国家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毛泽东有先见之明,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是不想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我们也搞一点原子弹,这样才有可能制止战争。”

“谁也没有原子弹,这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这是中策;他们有,我们没有,这是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