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万历皇帝，我经常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守财奴”的形象。万历皇帝可以说是明朝众多皇帝当中最贪财的一位，有人批评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不断给老百姓加税，也有人支持他加税的认为是为了大明好。实际上要客观评价这个“守财奴”，还真得综合一下这两个意见——我们可以先从比较万历皇帝跟他的前四任中兴之主开始。
五位中兴之主的历史片段
这张表格截取的是明朝五位中兴之主的五个年份的财政收支，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很多信息：
首先让我很震惊的是皇室开支，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占比总体是不断增加的趋势。从明宪宗时期已经很接近四分之一了，到万历时期竟然超过了一半。宗室人口不断增加，不断啃食大明的根基，是大明财政出现问题的一大主因之一，说他们是蛀虫也不为过。
不过这里也请大家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明孝宗朱佑樘实际是削减了一部分宗室开支，嘉靖帝削减待遇的规模更大，并且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宗室人口的增长，不然的话这笔开销还会更大；要请大家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万历时期这笔开支的增幅明显是属于“激增”的情况，这里面也有一部分受到通货膨胀、修大殿、皇室生活奢侈等方面因素影响。
皇室开支逐渐盖过官员俸禄开支与军饷，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而且相对于赈灾救济的钱，这唯一的“慈善”项目，都不够皇室开支的零头，还真是形成鲜明对比啊。
万历的财政缺口巨大
还有一个重点信息，万历三十年一年的财政支出就达到2885万两，快抵得上明宪宗时期的五倍了。通过表格我们不难看出，增幅最多的是皇室开支，其次是军饷。前者主要是宗室人口增长以及统治阶层贪图享乐引起的，后者则是异族崛起导致战争频繁所致。
万历二十年发生了宁夏之役，花费大概200万两左右；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的抗倭援朝战争，花费大概700万两左右；万历十七年还有播州之役，花费超过200万两。光光万历三大征就花费了1100多万两，还不算其他边防日常开销本来就很高了。
虽然从隆庆五年开始，与蒙古的大规模战争减少，但东北地区的女真问题也慢慢严重起来了。在万历时期已经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了，所以军饷总支出不减反增。为了应付辽东战事，朝廷还专门成立了辽饷。这些都是很烧钱的项目，也难怪万历皇帝要绞尽脑汁想办法搞钱。
中兴之主的家底
要谈论万历时期的财政，肯定不能忽视他继位之初的家底问题。万历前十年是张居正主政的时期，他实行的新政可以说是非常关键。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少；清丈田亩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一度改变了明末的财政窘境。所以很多历史学家称其为“万历中兴”，不是没有道理的。
张居正一死，叛逆的万历马上下令将其抄家，一部分新政也渐渐被推翻。不过这也有一个过程，因为新政仍然给万历留了很多家底。大概过了十年左右，万历皇帝才开始花钱大手大脚。
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三十年之间，尤其是万历三大征，虽然耗资巨大，但因为家底足够厚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不过万历皇帝在这个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了不安——大明的财政收入貌似只能勉强维持和平年代的开支，抗风险能力明显不足，一旦战争、天灾多了起来，会有颠覆江山的风险。
所以万历皇帝早就将张居正的“教诲”全部抛之脑后，开始想着如何增加家底的问题，于是一个很古老的办法出现——加税！
万历皇帝加税的办法
封建时代农业是根本，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但是因为农业税之一的人头税是按人口不是按拥有土地来算的，而且地主经常隐瞒拥有的土地面积，导致最底层的农民成为主要的税收承担者。在雍正实行“摊丁入亩”之前，朝廷要想增加财政收入还是得通过加税的办法来实行。因为这个历史局限性，万历皇帝也不例外，只能加税。
加税的办法第一种是增加税率，这个主要因为万历中后期因为辽东战事频繁，不得不向农民多摊派赋税。不过因为党争的问题，很多地域性质明显的派系往往是通过权力手段让敌对势力的地盘多承担一些。
加税的办法第二种是增加税目种类除了给农民多派苛捐杂税，还有一部分是商税的范畴。除了大家熟知的盐税、矿税、茶税，还有关税、住税、落地税、牙税、塌房税、门摊税、契税、酒醋税等等很多五花八门的税种。
向农民加税容易引起流民问题，或者进一步引发叛乱，所以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封建时代重农抑商的国策导致商税的规模一直不是特别大，而且诸如关税的收税手段在当时不是很成熟弊端不少，饱受诟病。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而前面说过的历史局限性大问题，最终还是得向农民加税——这可如何是好呢？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汉武帝，想起了“盐铁论”，马上就来了主意，开始试点征收矿税。不过这可是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很快官员们的反对声接踵而至。参与党争的各大派系大部分官员都是反对征收矿税的，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度让万历皇帝很伤脑筋。
我们可爱的万历皇帝非常倔强，最喜欢跟大臣们对着干，我行我素硬是不废矿税。而且万历皇帝还耍起了小心思，将其纳入私房钱中，可能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私人财产最多的皇帝。虽然有一部分是供自己享乐用的，但有时也会支援军饷开支，赈灾的时候也会拿钱出来，可以说是公私不分。也正因为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导致评价两极分化。
万历的办法不是解决之道
不过万历皇帝的“敛财”策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明的财政问题。明末土地兼并问题一直在持续加重，从农民手上收到的税一直在持续减少。商税的规模因为规模问题、用人问题、征收问题，以及官僚反对因素，提升的难度非常大，这导致统治阶层最终还是回到不断增加苛捐杂税的老办法上，尤其不断给农民加税，最终揭竿而起。
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就是皇室开支的问题，当初明太祖朱元璋给子孙后代设计福利的时候，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不仅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还因为大明财政困难而无法拨给一部分宗室足够的给养。
然而他们又不能从政、经商，行动范围受限，反而变成了一个没有“出息”的群体。明朝灭亡的时候，满清眼馋部分宗室的财富，诛杀了很多宗室，可以说朱元璋是坑苦了子孙后代。
这大概就是历史局限性吧，万历与朱元璋都无法跳出来，所幸我们这些后人生活在一个思想开放的幸福、进步时代，能从中窥见一二，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