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两人的相识相交几乎贯穿了他们的一生。曾经面对费孝通先生的示好和关心，孑然一身的杨绛先生的回复是：楼梯难走，莫要知难而上。
为什么杨绛先生拒绝得如此干脆呢？他们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又究竟有过怎样的交集呢？
社会学大家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生在学术上成就斐然，甚至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费孝通先生在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求学后，他又前往英国伦敦政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38年，他学成归国，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建国后，他也一直活跃在学界及政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学术研究工作上。28岁时，他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
将人类学分析引入了对我国农业社会的研究，将我国的农业社会与发达国家的机器工业联系了起来。
这篇博士论文奠定了费孝通先生在中国人类学界乃至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地位。《江村经济》也成为欧洲一些学校的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目。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随笔录《乡土中国》影响力巨大，即使在社会学专业领域之外也为世人所熟知。如今我们日常话语中常常使用的“乡土中国”，便是源于这本书。
1947年2月至1948年3月，37岁的费孝通先生在报纸上开设了“杂话乡土社会”的专栏，陆续发表了十四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经过一定的编排后，集结为《乡土中国》一书出版。
“乡土中国”概念，严格而言，是费孝通先生对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类型化的阐述。他试着厘清中国基层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经过不懈的研究，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乡土中国”的典型特征：小农经济、村落社区、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
费孝通先生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将学术视为“有用的知识”，明确反对为了研究而研究。他不希望让学术仅仅成为装饰品，他希望学术成果能够带来实际的作用。
研究“乡土中国”，费孝通就是希望先理解中国的基础社会是怎样的，再为它寻找走向兴旺的出路。
为此，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费孝通先生依然积极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费孝通先生在多方人员的帮助下与妻子一起到大瑶山实地调查。
开启了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漫漫长路，披荆斩棘，百折不挠，从而实现了许多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
1999年，在费孝通先生的九十大寿之际，14卷的《费孝通先生文集》出版。这套书整理了他自1924年以来发表的各类著述。
2001年，结集了费孝通先生在《费孝通先生文集》之后的著述的书籍《师承·补课·治学》也面世了。
这些书为我们系统了解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进路及贡献提供了便利的渠道。
费孝通先生说，他从早年起就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他几乎将一生的心力倾注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上。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为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做出实际的贡献。在今日拜读他的著作，也依然有极大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
文坛才女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关于她的传记作品，数量众多。
她出生于1911年。她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曾留学日本、美国的律师，母亲也毕业于女子学校。可以说，杨绛先生从小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
按杨绛先生自己的话说，她是在融洽的环境里成长的。她曾经特别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一生“该”学什么。她认为，“该”字的分量很重，只有最有益于他人的事业，才称得起这个字。
但是，杨绛先生的父亲及时打断了她这种思路。她的父亲认为，不应该去想应该学什么，而应该是她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因为性之所近就是最适合的。由此可见，杨家风的宽松温和。
1932年在东吴大学毕业后，杨绛先生还前往了英国和法国深造。回国后，她也在各学府执教。
在翻译方面，杨绛先生的专业能力甚至得到过大翻译家傅雷的称赞。她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译有《堂吉诃德》等著名作品。
由于翻译质量很高，甚至有杨绛先生“每译一书，必为佳作”的说法。
在此之外，杨绛先生还著有长篇小说《洗澡》《洗澡之后》，散文随笔《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这些作品的知名度都很高。
其实，杨绛先生的一生十分坎坷。她出身书香世家，是著名的知识分子，见识过大世面；她也曾被时局压迫，在动荡的岁月里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这些人生经历都被她记入了文字中。她很擅长用克制的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比如，在晚年孑然一身，忍不住回忆从前幸福团圆的三口之家时，她写道，她已经不知道家在哪里；她只是一个寻找归途的人。
时至今日，世人对杨绛先生最常见的评价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虽然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相濡一生，共经风雨的爱情让人无限动容，但将妻子这个身份放在之前来评价她，并非那么妥当。
杨绛先生应该首先是她自己，是一个有才华，有事业成就的女性。在读她的种种人生经历时，我们不能忘却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而言，既有能力照顾好家庭，体贴家人，又在自己的事业上成就斐然，不被丈夫的光芒所掩盖，杨绛先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女性的楷模。
交集
1923年时，杨绛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就在振华女中成为了同学。这所学校原本只招女学生，但费孝通先生的母亲与该校校长是好友，便借此让儿子进入了这所学校，以免受到其他中学里的大男孩的欺负。
那时，杨绛先生眼中的费孝通先生简直是呆若木鸡。杨绛先生还用树枝在地上给费孝通先生画丑像，并追问费孝通先生那是谁。
后来，因缘际会，杨绛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在东吴大学又成为了校友。
据杨绛先生说，在大学里，她的中英文水平很好，写作能力强。加之家庭条件不错，学过戏曲、歌咏和器乐，杨绛先生可谓是一名才女。
不过，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才女杨绛先生却有贪睡的小毛病。早上7:45的课对她而言简直是个大难关。
她总是睡到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了，只匆匆忙忙地用湿毛巾擦个眼睛就赶快跑向教室上课。好心的同学会帮她带一个大馒头，让她在下课时吃。
1932年，杨绛先生所在的东吴大学正在闹学潮，影响了正常课程的进行。杨绛先生就想托已经转学到燕京大学的费孝通先生帮忙，使自己进入燕京大学借读。费孝通先生答应了。
然而，意外的转折来了。有一天，杨绛先生和孙令衔相约各自去清华大学探望好友时，第一次见到了孙令衔的表哥钱钟书先生。这次，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仅打了个照面，并没有深入交谈。
后来，杨绛先生向孙令衔问起钱钟书先生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钱钟书先生已经订婚了。杨绛先生大概为此黯然神伤了吧。
可喜的是，不久，钱钟书先生就主动写信给杨绛先生约她相见。杨绛先生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去赴约了。
刚一见面，钱钟书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先生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至此，两人步入了长达六十年的爱恋。
钱钟书先生曾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样书上为杨绛先生写下了一句著名的情话。他形容杨绛先生绝为仅有的结合了毫不相容的三个角色：妻子、情人和朋友。由此观之，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
杨绛先生回忆说，在与钱钟书先生相恋后，她给费孝通先生写过一封信告知了这个情况。一日，费孝通先生竟然来清华大学当面与她“吵架”。
杨绛先生说，那时费孝通先生认为，基于他和杨绛先生的认识时间更长，他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
据说，费孝通先生在此之前就问过，他们两人可不可以做朋友。杨绛先生的回答很直接和豪爽。她回复，做朋友可以，但这就是目的了，不会再由朋友过渡到其他关系了。
如此回答，可谓干脆和决绝。杨绛先生应该早就想让费孝通先生放弃对她的爱慕和追求了吧。
费孝通先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对外说过他的初恋是杨绛先生。有报纸便干脆以“费孝通先生的初恋是杨绛先生”为标题作为噱头。
杨绛先生在朋友提到此事时说，费孝通先生的初恋不是她的初恋，就让别人炒作好了，她不会理。
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终究还是在杨绛先生心里留下了负面印象。毕竟，她已经将此定性为炒作了，难免不认为费孝通先生也是有意为之的。
后来，杨绛先生的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
不难想象，杨绛先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她后来写作的《我们仨》，让人不忍卒读。
杨绛先生在书中透露，费孝通先生此后拜访过她。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霜之后，在失去了至亲之后。
在遭受巨大的悲痛的时候，一位老朋友的来访大约会很令人感慨吧。不知道在这次见面中，他们聊了什么，有着怎样的心情。
杨绛先生此时对费孝通先生说得拒绝的话，对后者而言应该并不委婉。这也的确很符合杨绛先生之前直接拒绝费孝通先生爱意时的一贯态度。
以旁观的角度来看，杨绛先生在书中将此互动详细地写出来告知读者，或许失之宽厚。
读者们读至此处，也不免为终究只能“单恋”的费孝通先生感到惋惜。即便他的事业取得了国际性的成果和影响力，即便他惦念了她一生，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无法如愿。
他们一生的交集，不仅让人感慨，人和人之间的契合真的是玄之又玄的东西。有的人，第一眼便是一见钟情；有的人，哪怕天长地久也难以动心。
停留在朋友的位置上，彼此有一份尊重和感激，或许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