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起苏德战争，估计很多人都已经不陌生了，从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开始，再到1945年5月9日德国签字投降为止，苏联为了击败德国付出了2960万人的伤亡，其中战死者915万、被俘者446万，另有伤病员1832万，平民死伤数字则高达1740万人。可想而知，苏联为了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惨烈。
但是，鲜少有人注意的是德军作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伤亡数字却远不及苏军，整场战争伤亡1180万人，其中战死者380万人、被俘160万，伤病员740万人。换句话说，战争的失败者付出的伤亡远远低于战争的胜利者。
这就不免让人感到有些诧异了，苏联不是号称是钢铁洪流吗？怎么这伤亡数字却高出德军一倍有余，光是阵亡和被俘者就超过了德国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字总和了。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其实也不难让人理解，那就是苏联红军往往需要付出数倍于德军的牺牲，才能够取得一次胜利，有时还仅仅能获得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但如果说在战争初期苏军被德军的不宣而战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连续被德军重创倒还说得过去，可在反攻阶段里也要损失惨重，以几倍伤亡来取得胜利就未免有些荒唐了。然而，这就是苏德战争中的实际情况，苏军的胜利之路是用无数士兵的鲜血铺就而成的。
这种说法绝非是空穴来风，我们以苏联的第一名将，号称是“胜利元帅”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为例子。莫斯科战役是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在苏军苦苦支撑数月之后靠“冬将军”的帮助下才得以将德军逐出莫斯科周边地区并转入反攻。
可鲜少有人注意的是在莫斯科战役和之后“冬季反攻”里苏军伤亡足有80万人，而德军的损失则仅有50万左右。换言之，苏军是用高于德军的伤亡才击败了筋疲力尽的德军，几乎是一场惨胜。
而在1942年11月25日，同样是朱可夫指挥的“火星行动”（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遥控指挥），也就是第二次勒热夫战役里，苏军投入了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共计190万人的大军，集中了24000门火炮、3300辆坦克和1100架各型作战飞机，目标直指德国第9集团军据守的勒热夫突出部。
朱可夫自觉这次战役是手拿把攥，却不料被德国第9集团军利用纵深防御形成的交叉火力打了个晕头转向，突入德军战线的部队均被德军交叉火力击退，战死被俘者高达50万人，而德军伤亡却仅有4万人左右。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被誉为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虽然歼灭了德军40余万人，可是自身损失却高达80万人。第3次哈尔科夫战役，苏军40余万大军被德军十万之众打了个大败，苏军损失不下10万余人。
库尔斯克战役里德军战败之余损兵50余万，苏军自身亦损兵80万。第聂伯河会战是苏军的反攻之战，苏军投入兵力263万人，德军投入兵力124万人，结果是苏军前后伤亡170余万人，堪称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典范。
诸如此类的高战损在战史中可谓数不胜数，如果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话，或许在苏军反攻阶段的其它几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一些。比如说“巴格拉季昂行动”，苏军投入240万大军和德军103万人厮杀，在拥有兵力和技术兵器上的优势的情况下，苏军歼灭德军20万人，自身损失却高达18万人，双方近乎是一比一的交换比。
哪怕是到了最后的柏林战役时，苏军投入260万大军，虽然全歼了德军守城的80万人，自身却也损失了35万人，而德军伤亡则是40万人左右。要知道，此时的德军已经不是战争初期的精锐之师，苏军尚且要付出这许多伤亡，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伤亡数字如此高昂，很难想象苏军到底是为什么付出了这许多伤亡。如果战争初期是苏军实力不济，那么战争中期开始双方已经是势均力敌，为什么苏军还是会出现这许多伤亡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开第二次勒热夫战役里德军名将莫德尔递交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战报，我们就不奇怪为何苏军伤亡居高不下了。当时莫德尔是德国第9集团军的司令官，他在1942年12月15日的战报中是这样描述苏军的：
“敌军统帅虽然在战役策划和最初实施阶段展示了不俗的技巧和适应性，但随着攻势的进程再次表现出一系列痼疾。敌军统帅虽然有所长进，但他显然还是不能抓住有利局面扩大战果。
历史反复重演，敌军虽然开局雄心勃勃，进展顺利，一旦遭遇不测和伤亡以后，立刻失去理智，疯狂而徒劳地冲击坚固防线。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多次出现。在逆境中俄国人往往丧失逻辑思维能力，决策完全靠本能。俄国人本质上迷信蛮力，崇尚压路机式的战术，盲目遵循战前部署，不会随机应变。”
莫德尔对苏军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苏军各级将领和中基层军官普遍存在经验的匮乏和蛮干行为，或许他们曾设计出非常不错的作战计划，可在具体实施时却显得十分笨拙，甚至是因为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挫折而开始失去理智。请注意，这并非是个别情况，而是整个苏军都存在这个情况。
自从苏芬战争结束之后，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就把“少流血而取得胜利”的观念视为是一种不正确的、企图引导军官妄想轻易取胜的错误思维，故而在实际作战中往往不顾实际的要求部队在不做调整的情况下猛攻猛打。
这样的例子几乎数不胜数，比如说战争初期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下达的一系列错误的反突击命令，莫斯科战役时期苏军在防御阶段中毫无成效地反击行动，1941年末到1942年初的冬季反攻里盲目驱使如无头苍蝇一样的进攻，第二次和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的盲目突击而引发的剧烈损失，库尔斯克战役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侧翼反攻，第聂伯河会战里让部队沿着几个渡河点迎着德军火力展开冲击。
就实际情况上来说，这些进攻都显得呆板而毫无效果，除了显示指挥官的进攻决心之外，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凭空消耗士兵的生命而已。
那么苏军各级将领和中层军官是否知道这种做法的错误性呢？从实际角度来说，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等一系列苏军将领都知道这种做法的错误性，虽然说在实际指挥作战时如朱可夫、瓦图京等将领多少都存在对德军的误判而下达了一些盲目而错误的命令，但本质上他们是知道这种做法的错误性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命令就是进攻，而且是强制性的要求进攻，而各级将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按照命令执行。
在苏联军队里有这样一句话，“命令就是命令，接到命令应该去执行它，而不是去讨论命令。”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强调了军队的纪律性和服从性，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军事委员。
这些政工人员某个意义上是“监军”一样的存在，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甚至有直接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或是苏联总参谋部上报的权力，一旦拒绝执行命令发起进攻，或是试图“擅自修改”那些错误命令，那么就会被这些军事委员扣上一个“惊慌失措”的罪名。
在苏联惊慌失措是大罪，轻则被撤去职务，重则会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蓝帽子抓进卢比扬卡，也因此苏联的各级将领只能够无条件的执行那些错误的命令，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因为不执行命令的代价通常是很惨重的。
当然了，也有些军事将领的指挥风格就是颇为蛮干的，比如说朱可夫、瓦图京这一类将领就在进攻上有莫大的决心，宁愿承受远高于敌人的伤亡来命令部队发起冲击，这也是苏军在战争中时常承受巨额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远高于德军并非是单纯的战争因素，这种高伤亡除去和将领的指挥风格有关之外，来自上级的压力和苏联军队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妨我们把事情用简单的说法概括一下，整个事情归根到底就只有一句话——打仗蛮干送人头，无视实际空谈勇敢，部队除了伤亡惨重也不会有什么第二个结果了。